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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次民族大迁徙发生于主要农耕地区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以及入徒游牧半游牧部族原始社会趋于解体之际。不仅来势迅猛，导致这些农耕地区原有国家政权迅速崩溃，以游牧半游牧部族为主体的新国家政权纷纷出现；尤为重要的是为这些农耕地区正在展开的封建化过程注入了新因素，促成了封建制度在这些地区的确立。这是因为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游牧半游牧部族的社会关系，都具有这样的共同特点：生产资料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私有制刚刚开始出现；人身隶属关系尚不苛酷和普遍，绝大多数部众还是自由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成员。这些皆与早期封建关系有某些相通之处。因此，世界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在亚欧北非主要农耕地区相继崛起的隋唐帝国、加洛林帝国、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它们的封建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由先进农耕地区正在滋长的封建关系，与入主游牧半游牧部族带来的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 但是，各先进农耕地区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其他许多方面均有不同。例如，汉代中国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已很流行，奴隶数量较少，且主要来自本族贫困破产或犯罪服刑的自由小生产者。罗马帝国则土地买卖不太盛行，西部地区奴隶数量较多，又主要来自外族，奴隶制大农场大作坊比较普遍；东部地区自由人的劳动一直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较大作用，奴隶制农场和作坊规模较小，数量较少。萨珊波斯又是以土地国有为主，奴隶数量不多，且往往也被安排去从事个体生产。这样，奴隶制危机在各主要农耕地区引起的社会后果也就很不一样：罗马帝国后期，西部地区整个社会一度陷入绝境，东部地区农工商业却还比较繁荣；汉代后期的中国与萨珊时期的波斯社会经济也尚能维持在一定发展水平上。因而在游牧半游牧部族入主前，各主要农耕地区封建关系的滋长状况便已存在明显区别。另则，各游牧半游牧部族大迁徙时原始社会的解体程度以及在入主地区所处地位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隋唐帝国、加洛林帝国、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两种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最终确立的封建制度也便采取了不同具体形式，分别属于封建制度的不同类型：隋唐帝国属封建地主制，加洛林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属封建领主制，阿拉伯帝国属封建土地国有制；拜占廷帝国与加洛林帝国的封建领主制亦有细别。 这四大早期封建帝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比较活跃。它们通过武力扩张或和平交往，又促进了封建制度在各自邻近国家或地区渐趋形成，并分别与它们采取相似的形式，从而导致封建制度不仅在亚欧北非绝大部分地区广泛确立起来，而且形成几种主要类型。 3.古代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与作用 不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无疑不是真正的世界史。但对专门开设有中国史课程的我国学生来说，也不宜在世界史课程中过多地简单地重复中国史课程的一般内容，而是应该侧重从实事求是地体现古代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与作用这一宏观角度，去阐述中国历史。这样也许比单纯学习中国史更有助于学生培养民族自豪感与历史责任感。 古代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极其重要，不是其他任何国家能够与之全面伦比的。 首先，中国是历史发展连续性最强的国家。在世界诸多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以基本稳定的版图和民族构成延续至今。国家政权屡有更迭，但纯属改朝换代，国家疆域和民族成份并无重大变化，从未因被外族征服而成为别的国家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境内最后进的民族夺取了国家政权，也依然以维持先前在中国居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模式为制订各项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它接纳过许多外来移民，但均被同化于中华民族。它吸收过不少外来文化成果，但只是使自己的固有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而未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既未突然中断，被强行嫁接在他国历史上；也无重大反复，致社会进步出现严重逆转，真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从而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 再则，古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尽管在古代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国不是唯一获得高度发展的国家，不时有别的国家与之遥相辉映，诸如奴隶制时代先后有希腊和罗马，封建制时代曾经有阿拉伯帝国，但是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无疑首推中国。因此，中国对古代世界人类社会的进步，也便贡献最多最大。它不仅将国内生产的多种精美物品辗转输往世界很多地区，直接丰富别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还让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很多发明创造广为传播，有力促进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的发明和传播，就是其中突出的事例。早在17世纪初，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奠基人法兰西斯·培根在谈到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时就曾指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海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物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②(注：转引自李云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泰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也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③(注：转引自李云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泰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20世纪，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亦得出结论：“倘若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优越贡献，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过程，将不可能实现。试问若无火药、纸、印刷术和罗盘针，我们将无法想象，如何能消灭欧洲的封建主义，而产生资本主义。”④(注：转引自李云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泰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此外，古代中国还有不少为当时世界之先的各种创举，其带动作用尚待研究。例如，通过考试遴选官吏，即始于中国隋唐时代；当代世界各国由政府指定银行发行法定纸币的制度，早在11世纪就由中国北宋王朝实行了。 第三，中国是古代世界许多重大事件的策源地或驱动者。在古代世界，虽然各民族各国家所处孤立闭塞状态始终未被根本打破，人类社会还是分散发展的，但是仍然时而有些事件辗转波及诸多民族和国家，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在这类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事件中，有不少就首发于中国，或者受到中国的驱策。例如，从公元前138年至公元97年，中国汉朝为联合西域各族抗击匈奴袭扰，曾先后四次分别派遣张骞与班超等出使西域，这些使者除在中亚展开广泛活动外，还曾前往帕提亚帝国，远达波斯湾畔，从而开辟了有名的丝绸之路。又如，在民族大迁徙浪潮中充当先锋的北匈奴人，之所以离开中国北部大漠前往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康居，就是受到中国汉朝的驱使；13世纪蒙古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征服东亚、西亚和东欧绝大部分地区，也与以中国作为其大本营有很大关系。再如，15世纪初期郑和率领的庞大中国船队七次远航，不仅遍访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许多港埠，而且从苏门答腊经马尔代夫横渡印度洋直抵东非港口摩加迪沙、布腊瓦与马林迪等，将此前以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为主的东方各族人民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开辟的各主要航线串通起来，使西欧航海家绕过非洲南端航抵东非、西亚、南亚和东亚，只需探寻沿非洲西海岸的大西洋航线，从而对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的世界海道大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中国还是东亚区域国际交往的重心。古代世界的国际交往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直接交往基本限于邻近国家之间。每个区域通常有一二个国家充当国际交往的重心，东亚区域国际交往的重心就是中国。这不仅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领先于其他东亚国家，而且因为大约在13世纪以前，东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尚少直接往来，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亦需仰赖中国的中介。因此，东亚各国争相与中国结好，它们的国王和使节经常前往中国访问，贵族子弟和僧人成批前往中国留学，前去进行贸易的官府和民间商人更是络绎不绝。同时，前往东亚其他国家的中国使节、学者和商人也为数甚众。所以，东亚国家大多在各个方面深受中国文明影响，以致逐渐共同构成儒学文化圈。 4.长时期的东学西渐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欧洲在古代虽然也曾有过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如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兴盛时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罗马共和国后期和罗马帝国前期，但在古代绝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都落后于亚非国家。意大利当代经济史家卡洛·M·奇波拉说：“十一世纪初，欧洲还是一个落后地区——也就是现今我们所谓的‘不发达的地区’——这不仅仅是与我们今天的标准相比较而言，而且与那个时期其他地方的文化、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起来，也是如此。与当时的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帝国和中华帝国相比，欧洲属于不发达地区”。⑤(注：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页。)因此，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逐步展开，尽管欧洲文明亦曾传入亚非地区，对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有些积极影响，然而更主要的是亚非文明传入欧洲，促进西方社会向前发展。在古代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主要是东学西渐。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样地，而作为古希腊文明之滥觞的克里特文明，就深受古代东方文明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克里特岛的最早居民可能来自小亚和西南亚，克里特岛出土的当时器物则反映出埃及的影响。希腊人跨入文明的门槛更晚，迟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才基本形成城邦，但紧接着就进入了奴隶社会盛期。希腊城邦社会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出常规的发展速度，社会经济文化迅趋繁荣，社会关系变革步履紧凑，也是由于当时东方社会已经发展到较高程度，致使希腊城邦得以吸收东方国家的成果去加速自己的发展。正因为属于“急就章”，在希腊城邦社会，往往原始习俗与先进文明互见。至于后来的所谓希腊化，与其说是东方社会受希腊文明强烈影响，不如说是希腊文明附着在东方文明上才得以焕发余光。古希腊文明急剧衰落，也可能是其发展缺乏深厚根基所致。 封建时代，东方社会更是一直比西方社会先进。拜占廷帝国前期社会经济文化一度比较繁荣，也是因为当时其绝大部分领土在西亚北非，当这些地区被阿拉伯人夺去以后，拜占廷帝国就一蹶不振了。后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曾经繁荣一时，是由于其一度被东方化。因此，封建时代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主要是将东方国家的物质产品和文化成果输往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则除了基督教，尚无可供输出之物，而且其基督教亦源自西亚。只是由于当时国际直接交往依然主要限于邻近国家之间，因而东亚、南亚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均需通过居间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人的中介。举凡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印度古代发明的数字系统，连同阿拉伯人自己的诸多创造，都是通过他们传给欧洲人的，就连原来产生于欧洲本土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传承，才为西欧天主教徒重新认知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拉伯人在封建时代曾经长期充当西欧天主教徒的主要启蒙老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