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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上视为人文科学的中国的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趋势愈益 强化。这实际上是整个知识界或学术界追求“科学化”的反应。在这一趋势下，人文和 社会科学研究对科学叙事的诉求也大大增加。如果说这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 更明确地说科技(注：科技与学术显然应该算是中国人的创造。确切地说，科学和技术 实际上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学问和术业也是兴趣悬殊的两大畛域。可以说科学和 学问亲如一家，而技术与术业则结成一体。中国读书界和知识界把二者搞到一起，是中 庸精神的典型反映，显然这不利于各自的发展。由于从源头开始就极为模糊，所以无论 何种研究工作，事先都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一定要对研究对象有所设定。做学问和 术业有专政，但是不同的技艺，两者从研究对象到书写方式都有自己的要求。这一区分 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影响下的一种自我调整，或者是一种自觉，那么到21世纪 之初，这个潮流开始逐渐回落，并有了实质性的分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知识的演进 不再是直线的进化(注：参见《科学及其文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 年第2期。)，而是在各专门学科展示出的认识对象的种种可能性的基础上，汇聚出认识 的洪流，以凸现人类生活的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生活的复杂性。本来这种回归有助于人文 和社会科学各自的理论和事实重建，也便于各自的专业化发展，但是在历史研究方面， 却还是遇到了障碍。历史研究定位于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研究，因此生活世界整个地 进入了研究视野，人和社会以及自然界难以分离。于是，历史研究内部就出现了社会科 学内部那样的分化：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继续发展，历史微观叙事步步为营。中国的世 界史研究受国际社会科学的影响极大，所以这种流变在比例上仍然显示出社会史突前， 叙事史断后的态势。对异域的叙事开始有意识地回归，应该说是21世纪之初历史研究从 社会科学、科学叙事中突围的举动。在这种回归中，各种根源于问题意识和历史学学科 规范的研究，开始将直面现象与作为观念的知识考索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历史研究因此 进入比过去更宽厚的知识积累与进化之途，历史自身无比宽广的可能性也有望比过去任 何时候得到更从容的展示。正是由于这种宽广的可能性，历史研究才在科学知识的增长 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样的研究情境中，对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 状况予以概括和考察，也许不仅为注重时间和空间要素的历史研究所认可，而且也可以 从新的视角对业已处于客观知识范畴的各种观念、研究结论，主要是对已经发表的作品 的重新审视。诚如于沛所言，历史研究从过程描述走向理论描述的转化，“反映了历史 学的进步和成熟”(注：于沛：《历史研究：从过程描述向理论描述的转化》，《中国 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第3期。)。 历史语境中的宽容：教会史研究的视角变化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需要对研究对象做多方位的审视，要讨论或明了它的各种假设(前 提条件)情况和可能结果，首先须确定其研究“价值”，从而对诸如做什么，如何做， 为何如此做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近年来对西欧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视角就发生了这 样的变化，即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畴，更多地将目光转向法律和经济(特别是税收)层面 。彭小瑜的《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罚》就是对西欧教会 法研究的代表作(注：彭小瑜：《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 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4、5、6期连载。)。在中世纪，西欧教会代 表着权势和正统的力量，对异端惩罚的酷烈程度与残暴的专制几乎毫无区别。即使是对 抗天主教的新教首领仍然是以牙还牙，没有丝毫的宗教慈悲情怀，如马丁·路德是这样 诅咒“玩弄巫术者”(包括宗教见解与他不同的人)的，“我才不会同情他们，我会烧死 他们，一个不留”。加尔文同样热衷于迫害本教派内部和外部与他们有分歧的信徒。在 这种情况下作者要从教会法中看到宽容确非易事，需要独到的目光。即使有阿克顿对新 教反对个人自由的怀疑而提出“天主教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 (注：彭小瑜：《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中古西欧教会法论刑罚与武力的使用》，《 中国学术》2000年第2辑。)如何能体现在中古西欧教会法中?换言之，作者已经将这一 难题作为研究价值提前预设，而且重点可能落在教会法专家格兰西对教会法中异端和绝 罚的解读上。宽容也只可能是历史语境中的宽容，因为教会法同教会本身甚至执法者本 身并不是一回事。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除了体现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外，更重要的是 展现研究者的创新和突破。 作者的论证主要围绕教会法专家格兰西对异端和绝罚的解释展开。这一宽容的渊源不 是对真理的怀疑和冷漠，而是出自对神恩的信心，对他人良知的尊重。按照格兰西的理 解，处分异端分子的方式和措施典型地展示了正义和仁慈统合于爱中，而爱就是关怀人 类的拯救。不论是对罪犯处以绝罚还是鼓励他们与上帝和教会和解，相应的教会法规范 都应该遵循，但是解释和应用法律必须考虑时间、地点、案件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形，这 已经有将异端拖离正义与邪恶的教义之争的旋涡的倾向。减免刑罚或停止律法的施行都 是以此为据，而绝罚是一种法律制裁，其用意是疗治心灵的疾病。在尘世，并非所有的 罪恶都会受到惩罚。有些人依照世俗之法得到惩处，另一些只有等待上帝来裁断。作为 救治心灵的惩罚，绝罚不可以施加于异端分子无辜的家属身上。当人们误信异端或被异 端领袖蒙骗时，教会法庭不得不为保护教会的和平和团结而宽松地执行法纪，不一定使 用法律制裁的手段，可以选择对他们进行规劝和教导。法庭如果不能依照恰当程序公正 地证实嫌疑犯的罪行，就必须宽恕他们，否则受到上帝裁判的就是枉法的法官。在人间 逃脱惩罚的罪犯，上帝在末日审判时不会漏掉，对此格兰西有充足的信心，并且因此坚 定了宽容心。宽容不是放纵姑息，因为宽容而避免处罚的罪犯如果不能真心悔过，上帝 的裁判总会等着他。教会法对株连的批判就是使上述原则走得更远的表现。但另一方面 ，格兰西无疑认为教会必须压制异端，只不过不能简单地将异端看成是思想罪而是强调 其社会破坏力。格兰西对异端的宽泛定义表明，他所注重的是异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对社会机体的巨大伤害作用：分裂和动乱，以及教会权力被侵蚀(神职买卖)和偶像崇拜 带给大众的沉迷和困惑(巫术)。但不管怎么说，教会法关于宽容的原则在律法的解释和 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迫害和滥用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为必须认识到当 时的社会是一个宗教专断的社会，奉行的是单一价值观。教会权威镇压反宗教的异端分 子不需要教会法的指导(注：彭小瑜：《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 端和绝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作者探讨的问题表面上看隶属于 宏大的社会进程，但他的行为方式却是人文主义的个体化的解释，所以，这一研究可算 是“阐释—叙事”史学研究，侧重于叙述而不是分析。 从神学和宗教学的角度研究西欧中古神俗两界本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也比较 符合当时社会的特征，然而也许是社会科学的渗入而不是生活世界扩展的缘故，对西欧 中古教会的研究已经拓展到经济、社会层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古典文献的释读工作难度 较大(注：彭小瑜：《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另 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确信经济社会史可以构成一个单独的历史研究分支(注：将经济社 会史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分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领域。经济社 会史或社会史、政治、军事史，每一方面作为一个分支异军突起而发扬光大未必都是好 事，真正存在的只有具体而客观的历史，至于人们能否意识到，那是另外一回事。)。 先看对中古教会财政史的考察。正如研究者所说“了解教皇的财政力量是理解中古教会 权力兴衰及教权与王权消长的关键”(注：龙秀清：《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动态考察》， 《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而教会大分裂前后，教皇的财源发生了从依赖于属灵收 入到属世收入的转变，因为属世收入是教皇担当封建宗主而获得的收入，主要反映教皇 与西欧各国教会的财政关系。教廷属灵收入的递减自然使教会对世俗社会的调控能力大 大下降，但作者的兴趣显然还在于：教廷属灵财权的萎缩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宗教 改革铺平了道路。另外，作者对西欧中古天主教会的财政考察还出于一个更大的目标： 天主教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定位(注：参见龙秀清：《西欧社会转型 中的教廷财政》，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如果教会法的释读还只是从文献着手来展 现那种历史语境中的宽容，即律法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那么从财政收入着手来 回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显然就必定遭遇理论与事实紧张的前设，研究者可 能会为“天主教经济伦理”辩护，从而难逃削足适履的嫌疑。如果受“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命题的引诱(将它作为一个公理)，那显然上了韦伯的当，因为韦伯只是将此作为 一个假设，在几个新教派别的教义中完成“猜想与反驳”的。后续研究者可以就新教派 别的教义差别质疑韦伯命题的论证过程，但对命题本身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商榷的。否则 ，只可能离研究者所真正要了解的问题渐行渐远。必须强调的是，研究价值并不在研究 对象之外。天主教的经济伦理同资本主义的兴起可能有关系或可能毫不相干，这不是最 重要的，重要的是天主教经济伦理本身。关于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变化的研究，部分地展 现了中世纪西欧宗教社会的面貌，读者自己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审视当时的世界。 另外，研究中古财政不限于教会，如对英国王室财政收入演变的考察可从一个侧面了 解英国王权与议会之间的力量消长(注：施诚：《中古西欧税收结构的演变》，《首都 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一些较具体的研究应该说还是推动了对中世纪西方文 明的进一步认识(注：具体的研究有刘新城：《超越的悖论——试析西欧中世纪修道院 改革运动》，《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俞金尧：《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 》，《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赵立行、于伟：《中世纪西欧骑士与典雅爱情》，《 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王挺之：《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 第3期；程德林：《论西欧中世纪后期的知识氛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 期；王亚平：《论西欧中世纪的三次文艺复兴》，《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等等。)。 公共领域：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研究的新范畴 自从以赛亚·柏林认为自由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大谱系后，对古代希 腊民主就存在着重新估计和认识的必要。对直接民主保持警惕大概是政治家、哲学家和 绝对自由主义者的信条，但对古代希腊的直接民主予以客观的评价并不容易。原因在于 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明朗的研究背景下，任何重新评价的努力看起来 都是小范围的修修补补。从社会学理论中借用公共领域概念开始对希腊政治文化重新诠 释的工作就是如此。《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文化》一文，展示了希腊城邦的公共 空间，它为公共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良好的叙事舞台。从公共空间看，古希腊的神庙、 剧场、运动场、会场等公共建筑具有天然的公共空间，它们传载的公共活动——无论是 宗教崇拜活动还是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是城邦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由此体现了城邦政治 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而且公共空间的主导性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性，也体现了城邦政治中 民主高于自由，这一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重要特征(注：黄洋：《希腊城邦的 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对古代希腊的政治制度的再评价还要注意到另一位研究者的努力，即晏绍祥的《雅典 首席将军考辨》(注：晏绍祥：《雅典首席将军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对这一细小问题的关注是建立在作者对传统研究的质疑上的。作者小心地清除了被误 解和曲解包围的“雅典民主”制的外围障碍。雅典宪法中有首席将军一职，伯里克利曾 经连续15年担任该职，控制着雅典政局，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因为首先，十将军初 设时，并无证据证明雅典设立了首席将军；其次，伯里克利时期，虽然有多种迹象表明 他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在将军中拥有特殊的宪法地位，而是非宪法 因素所致。首席将军一职的设立与否，自然关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在雅典，一 个人政治影响的大小，与他担任的官职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而且这些人还是要受到 公民大会的制约。所以雅典人保留了将军的选举方式并不表明直接民主掺有杂质，也许 这是当时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治理格局。上述古代希腊政治生活的再现都是构筑于研究者 再创造的坚实基础上的。 转型期研究的新气象——流民社会与福利国家 发展中的中国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因此人们都会注意对社会转型的研究。研究者 对西方从农本到工商(或中世纪到近代或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等等)这一转型期的历史倍 加关注。问题意识起源于本土现实社会是有关研究的最大特色，以往对这一时期的研究 集中于经济领域，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这就有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和“西方资本主义起源”长达近二十年的研究。现在它们都面临着突破和涅ｐáｎ@① 。“西方资本主义起源”一直是西方历史学界自觉的对象(注：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 坦：《现代世界体系》卷一中所有作为注释而提到的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而中国学者探讨此一问题时明显带有“萌芽”所延伸过来的情结，因此其间交错了 芜杂的理路认知——从农本到重商、“前工业化”、“个人力量的自主发展”、“商业 化”和“产权明晰化”。“起源”实际上有它的知识论上的“意义”，它反映了人们对 “结构”、“情势”和“事件”背后原因的经久不衰的探索兴趣，也合乎人本主义的目 标，它的最终目的不是解释而是理解、了解之同情。如果最后这些研究还只是陷在观念 的泥淖中不能自拔，那它们偏离“起源”知识论上的“意义”就相当远了。所以到最后 有关“起源”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转型期的大致图景，反而使其愈来愈模糊，这反映 了人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偏离目标的情形。在研究之前设定研究对象的问题 意识并作“猜想和反驳”的工作(包括以前研究成果的梳理)，只是说明人们如果不做这 样的工作，更有可能迷失在语词的丛林里，这样的工作是面对芜杂的观念史或知识增长 过程中如果不清扫门庭，就会累积层层尘垢的必然选择。大部分由“起源”而衍生的观 念，如后来的“世界体系”，“依附理论”，反西欧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及“中国 体系”，包括可涵盖这一切的“现代性”，都不利于理解生活世界的展开，而只对解释 生活世界有些助益。从历史研究的终极追求来看，解释只是理解之前的热身活动，所以 历史学者在做梳理工作时，不能忘却理解的工作。 流民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因此《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注：尹虹 ：《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需要澄清这个 特别历史主义的前设背景。但很少有研究者对此表现出哪怕更多一点的兴趣。所以，我 们看到的有关“现代性”展开的历史研究多数是“现代化”式的，暗含一个单一的进化 的历史观。要真正做到理解或了解，就必须集中于一个具有“地方性”含义的关联背景 (地方性也许还不够，因为它只侧重于一定的空间，时间成分较弱)的阐释，只有如此， 才能将一个时代和一个地方的紧张状况凸显出来。无疑，流民问题反映了英国一个时代 的紧张状况。它也许是圈地运动、价格革命、人口增长、解散修道院、解散封建家臣团 、瘟疫、农业歉收等原因造成的(注：尹虹：《16、17世纪英国流民产生的原因》，《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但这并非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为何 紧张到如此程度，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地方性知识”(注：参见C.吉尔兹：《地方性知 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也是个别的历史。作者没有 对当时的“地方性知识”做过多的交代，因此其铺陈就只能集中于流民政策上，最重要 的一点是济贫法的制订。最初产生的法令是“血腥立法”，将流民看成是怙恶不悛的罪 人、危险分子，“大家都在勤业，却有人在游手好闲”，所以资本家就想用大棒来对付 流民。但流民却是由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怎么可以不改造社会而只改造流民?大约有1 00年的时间，英国当政者才慢慢转到这一认识上，济贫法才最终转到“社会福利法”上 ，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和政府对贫民和流民应负的责任。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保护人 权的社会，一个流民的产生就只能说是众生自己的选择，因为并没有让他停不下来的法 律规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移民和移民问题，而没有流民和流民问题。而流民之所以 成为问题，成为贫困和日益边缘化的人群，多半还是同社会规范本身出现故障有关，近 代早期英国的流民问题及其政策显然还不能从这个颇具现代性的角度来审视，所以它仍 然需要回归历史进程中才能有其自身的意义。关注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的研究者日益增 多(注：尹虹：《英国17、18世纪的福利救济立法及其社会经济价值》，《天津师范大 学学报》2001年第1期；陈祖洲：《论英国“新左派”的福利观》，《南京大学学报》2 001年第6期；徐再荣：《当代美国的福利困境与福利改革》，《史学月刊》2001年第6 期；王宇博：《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形成》，《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其旨趣还 只停留在研究对象的借鉴者——中国观照上。需要发掘福利国家自身的意义，而不是简 单的“观照”。否则，历史研究中如何体现“科学知识增长”的可能。但也可以看出， 流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的研究毕竟已经拓宽了一个社会的背景情境，也增加了作为个别历 史的“地方性知识”。 “西方病”：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注：梁茂信：《当代美国大 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早期相关历史的关注参见高德 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及其初步治理》，《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