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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与雅典相隔甚远,即使是在现代,要及时获知那里的情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①但修昔底德却写出了完整的辩论场面和辩论词,显然这已属于文学的想象和杜撰了。假若把这种做法放到现代,比如说一个历史家根据自己的想象,编造出一篇克林顿的演讲词,并将它置于历史著作或参考资料集中,②该史家一定会被史学界视为极其恶劣的造伪者。然而古代史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伪造历史,而且绝大多数古代史家不像修昔底德那样自觉,他们将演说词的创作视为常规,根本不向读者交代大量直接引语的来源何在,如同现代诸多传记体或报告文学作品的做法那样。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除了演说词和对话之外,古代史家是否能把握住他们笔下的那些没有亲身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的陈述?他们是否也对笔下的事件做了文学的虚构?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古典学家之一芬利曾指出,古代史家不能忍受历史空白,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填补空白,甚至不惜虚构。他检讨道:“我们始终低估了古人发明故事的能力和他们相信故事的能力。”③他的话说的没有错,我们的确低估了古代史家虚构故事的能力。但芬利也忽略了现代史家所具有的同样的发明能力。我们现在知道,无论古代史家还是已经具有严格史料批判考据能力的近现代西方史家,在试图复原历史的时候,都在有意无意地制造着历史。譬如关于迈锡尼文明的发现者施里曼的记载就带有明显的“文学偏颇”(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ｂｉａｓ)。他“并不是因为小时候得到了一本带有烈火中的特洛伊城插图的书,才激起了他寻找该城的欲望。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趣要到很晚才产生,其行动是深思熟虑的。他也没有在迈锡尼的发掘现场向希腊国王十分勿忙地发出电报,称‘我已看到了阿伽门农的面孔’。这个情节是后来发明的。”④有关施里曼的这一历史真相是最近揭示出来的,而有意无意地虚构历史情节却绝不是施里曼传记作者的专利,而是史学史上相当普遍的现象。有鉴于此,古代典籍中的大量内容实质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文学和报告文学,而非历史记录,其内容虽然并非都是捕风捉影,但经过非当事人或非目击者的一传十、十传百,再经过史家的收集和转手加工,有中生无,无中生有,变成了盲从、误评、重写和将错就错夹杂在一起的真假难辨的混合物。比如萨尔贡、居鲁士、罗慕洛传奇般的出身,大流士一世获取王位的诡计,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何为幸福的哲学对话以及吕底亚王的戏剧性命运,马萨达的犹太保卫者们集体自杀的壮举……都属于这类混合物。深入了解西方史学史之后,我们发现,尽管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文献学家和少数历史学家在古代典籍的整理、考据和辨伪上做了大量工作,并问世了众多典籍的点校本或注释性著19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①②③④巴恩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ＰａｕｌＧ.Ｂａｈ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剑桥,1996年,第ｉｘ页。芬利:《古代史:证据与各个模式》(Ｍ.Ｉ.Ｆｉｎｌｅｙ,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伦敦,1985年,第9页。典型的例子是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安葬仪式上的著名演说。该演说作为西方经典佳作之一,被广泛地收录在各种集子中,但没有哪部集子注明这是修昔底德的作品或经修昔底德加工的伯利克里的演说。即使在希腊半岛上,古代甲地的信息传递到乙地也是很困难地。就是在阿提卡范围内,从南端苏尼奥到北部马拉松,乘汽车不堵车也要两个多小时,更不用说有大海阻隔的邦际之间了。现代大型海轮仅从雅典到昔克拉底群岛就需6小时左右,乘古代小船,即使是快船也需费时更多。修昔底德在流放过程中获悉叙拉古等邦公民大会的信息恐怕最少也在几十天、几年之后了。作以及工具书,但他们证源工作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考据的终点仍有可能是某本未加证实的古书,比如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以追到荷马、赫卡泰乌斯、阿利斯提俄斯等,可是赫卡泰乌斯等人的作品已经遗失,至多只有一些只言片语残留于世,考据至此仍然没有精确的结果。所以虽然古文献学和考据学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我们拥有的史料仍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疑证。另一方面,各国学者并不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成果,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伪证,各国史家在自己的历史写作中对古代遗留下来的信息大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因为若对每条史料都较起真来,像司法断案所要求的那样,要么一板一眼地核对每一个历史细节,非要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不可;要么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采取“疑证从无”的原则,那世界古代史就没法写了,整个世界史恐怕也没法写了。比如希腊史上的迈锡尼与荷马时代,至今我们不知道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墨涅拉依……是否真有其人,甚至特洛伊战争的存在也仍然是一个谜。施里曼于19世纪在小亚细亚希萨利克挖出的那座古城废墟是否就是史诗中的特洛伊,只有天知道,因为没有出土任何可资确证的文字材料。凭目前积累的史料数量和性质,离“终审判决”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多利安人入侵、荷马时代、古风时期,以及罗马的王政时期、共和早期也大体如此,更不用说没有史学只有零星历史记录的古代近东或南亚史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据现有史料和推理编织出了完整的历史线索,甚至绘出了某些细致的画面。我们可以给人以易洛魁人的母系氏族公社是全世界各民族普遍经历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解说,我们可以给人以雅典史即为希腊史的错觉,可以让读者误以为亚里斯多德笔下的雅典民主政治就是整个古典时期的民主政治,雅典的奴隶制便等于整个希腊的奴隶制,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等于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奴隶制……于是,我们不仅在努力侦破世界上古史的一个又一个疑案,而且还在创造着世界上古史。实际上,对于古代众多地区和时间段的历史,我们极端缺乏确切的细部知识,极端缺乏可靠的历史样本,而历史细部的知识和可靠的样本对于我们的历史需求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以古代近东和印度史为例,由于古代近东地区没有形成史学,只有简单的以年代记为主体的历史记录,古代印度则连正经的历史记录都没有,所以那里是我们的未知大于已知的典型地区,我们目前只恢复了那里古代史的大概线索,知道一些零星事件的梗概,大量的空白环节在等待我们去填补。比如埃及喜克索斯人、西亚加喜特人的统治我们就只知道一点皮毛。对埃及各王朝、中间期之间、印度早期吠陀、晚期吠陀、列国时代的许多细节,我们也只勾勒出了初步的轮廓。由于细部知识的匮乏,在古代近东史或印度史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些枯燥的人名、地名、事件名以及依据考古材料做出的某些推断和假设,极端缺乏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生动、曲折的历史情节,这就大大削弱了历史的取鉴教谕作用。我们因此在世界上古史领域看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缺乏细部知识的古代近东和印度史显得只有骨架而缺乏血肉,而具有细部知识的古典世界,又充满了文学的虚构。世界上古代领域的这种史料的特殊性,将古代史研究者置于尴尬的境地:从逻辑上讲,客观真实只是一个,某一真实的历史现象只能有一种与之相吻合的陈述。这就像某个刑事案件只能有一个原发现场,一个真实的解释一样。而我们的史料状况却可以给多种论点以不同的论据,每一种标新立异的观点都不难找到个别的例证。于是我们看到同一课题的著述在逐年增多,但世界古代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却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还呈分歧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样一来,同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历史真实已经不再是一样,而是多个了,每一个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反映了某个历史事物的一两个侧面。这种解释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特别体现我们对古代世界的定性结论上。世界上古史中常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宠大结论(如某种性质的社会,某种性质的经济,某种性质的政治体制),但这些结论的史料基础却都是非常脆弱的。以古代西方社会经济属性的评判为例,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占优势的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工商业和市场经济对应着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和特权公民集团的民主政治。到了20世纪后半叶,案子翻了过来,农本经济变成了主流认识,古代西方经济和黄土地上的经济原来没有什么质的区别。笔者是后一种解释的赞成者,在认真爬梳了一遍史料之后,发觉现有史实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概括都不够用。科学的定性分析需要充分的经济分析,其首要条件是充分的、周期性的统计数据,如产业配置、各产业部门的产量、产值、国民收入数据,等等。可是古希腊人却缺乏综合、精确、连续统计的习惯,现有的数字史料不仅为数极少,且水分很大。再加上遗存下来的个别数字集中在某几个国家和若干孤立的时间,根本无法确定这些数字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说某一性属的判定是终极性的,绝对正确,只能说是一种不知深浅的虚妄①。时下占优势的农本说只能说是相对较为合理、较符合逻辑罢了。鉴于世界上古史的史料状况,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特别需要持一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态度,说话要留有余地,不要像近代法国著名史家古朗日那样,在做定性结论的时候把话说绝,误以为带有主观成分的个人认识便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②(作者郭小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责任编辑:陈启能)(责任校对:刘 军)39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①②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63页。参见拙文《是工商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载《史学论衡》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