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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讲述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战争的开始及其源流。 时光倒流，公元前五百年的希腊世界。埃及、西亚等古老的文明地带和富饶地区均掌控在波斯帝王手中，他拥有亿万臣民，权力直达已知文明世界的边缘。相比之下，希腊人还只是文明世界西部边远地区的一些边陲小城的聚集体。试想一下，以中国古代帝王的眼光去看待安南、琉球、龟兹等嘬尔小国，必能理解波斯帝王的心境。 此时，大殖民时代早已结束，城邦制度已经确立。希腊人大致分布到三个不同的地区：伊奥尼亚人殖民到爱琴海的大多数岛屿和小亚细亚及黑海地区沿岸上，多利安人占据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并殖民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地区，彼奥提亚人占据着希腊本土中部。这时候一切都还处在粗创始期，许许多多的希腊城邦都还处于僭主的统治之下，这些僭主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家族利益，于是这些城邦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成就。 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出这种不成熟：“在领土的扩充中，没有陆地上的战争，只有边疆上的小冲突，没有派遣陆地上的远征军，离开本国去征服别的国家。没有小国在强国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同盟，也没有小国自己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共同行动的联盟。战争只是邻国间的地方事件而已。” 但是随着殖民扩张增加了贸易机会，并且促进了地区专门化。伯罗奔尼撒海岸、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和黑海的殖民地、克里特、塞浦路斯以及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地之间的商业贸易得到了很大发展，繁多的贸易路线被开发出来。海上商业的繁荣增加了对海军的军事要求，而海军舰只地位日益上涨在城邦制已经得到确立的情况下对各个城邦的民主制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虽然商业扩展和海军战舰加强了国内的民主政治，但也加剧了城市内部的分层和剥削”。 因为在原来稳定的多国体系内，出现了新兴的商业强国，这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平衡和对城邦间关系的旧有认识。像斯巴达这种传统的陆上强国，由于国家奴隶制度的存在和自己的寡头制政体的需要，缺乏向外扩张的动机与实力（斯巴达不是没有试过这么做，但是在现实面前碰了壁）。而新兴的商业国家则没有这些限制，商业利益的碰撞、古典民主政治的需要、人员往来的加深对城邦内部忠诚的破坏（例如雅典人雇用了大批外邦水手从而增加了对其属国的控制）、商业对城邦军事能力的增幅（可以雇佣大批军事人员）都对多国体系和城邦制形成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争执变得越来越激烈和颇具规模，一个不停动荡和变迁着的国际关系开始形成。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基辛格《大外交》第一章）。这些国家塑造着整个国际体系的面貌，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和斯巴达就是这样的国家，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他们的行动塑造着希腊多国体系的未来。 但是还是让我们从头详细讲起吧，读书人，请你倾听一个漫长、光荣而又忧伤的故事。 城邦与多国体系的产生 公元前六七百年前，在承平已久的文明世界西部的野蛮地带的一些边陲小城中，出现了一股新奇的力量。那里的人们的心智和政治、社会生活中萌生了一种奇特的、崭新的精神状态和结构，这就是希腊城邦（这一人类社会组织能力上的革命）。 在这之前，一个来自巴比伦或者埃及的旅游者在探询文明世界的边缘的时候，大概会这么描述希腊世界。“当你越过小亚细亚，途径色雷斯，你就会来到希腊。这是一个布满了崎岖海岸线和无数小岛的地区，仿佛是被海神生气的时候揉成一团胡乱扔弃的陆地的半成品。主要由三块主要地域构成：在西面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位于中部的彼奥提亚地区和位于北部和包含了许多海中小岛的伊奥尼亚地区。多山，因此交通极为不便，且山地贫瘠。几群未开化的野蛮人，现在他们自称为希腊人，占据着这块地区，因为山地众多，他们并未连成一体。他们也有王，但王不过是权力稍大的贵族，王和贵族占有着最多的土地。总而言之，他们一切的政制都很原始。” 许多人把希腊城邦的诞生归结为它特殊的生态和地貌。确实，它不毛贫瘠的山地和广阔的多岩海岸线（阻碍统一却极为方便经营海上事务）在一开始就使得许多群体在不同的地域上并存，并使一个地域不能封闭成一个社会牢笼，从一开始，王的权力就没有得到持续扩张，大体而言，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差距还没有达到极为悬殊的地步，平民还享有一定的权力和权利。 到了公元前九世纪的时候，君主政治早已在黑暗时代衰落了，贵族们掌握着权力，他们权力来源于他们对大量优质土地的控制、以及他们作为抵御外来入侵主要战力的事实。 但是单单是生态还不能解释希腊的奇迹，正如迈克尔曼所说，“使希腊具有特色是它处于欧洲和近东之间的边地位置：最接近近东文明的欧洲已耕地。”希腊城邦的出现是同整个西亚文明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转变紧密相关的。铁器时代的出现所导致的西亚地缘政治的离心化，为希腊城邦的出现提供了许多必要条件，例如字母文字和金属货币经济的发明和传播、发达的地区贸易，这些因素在氏族社会末期有利于形成非人格的权力。 整个公元前八世纪，希腊世界都保持着惊人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率。这样，铁器时代带来的农业生产力的上升和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一体化就直接引起了整个希腊世界的土地短缺和贸易需求，并激化了社会紧张。 于是出于对土地的渴求，出于对缓解社会压力的需求，出于对外开拓贸易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希望，希腊人开始了大殖民运动。向西，他们到达了西西里、意大利、法兰西的南部和西班牙的东岸。向东，他们占据了色雷斯、小亚细亚和黑海的沿岸。向南，他们在北非的利比亚地区建立了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中，有些是商站，有些人是扩土开殖的殖民要塞。这些殖民活动最终对希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批城邦开始在小亚细亚沿岸形成，很显然是出于安全的需要和贸易的影响，给予了贵族和平民以同样的自由和公民身份，实现了居民对城市而不是对家庭和宗族的义务和忠诚。 接下来的时代是僭主们的时代（七世纪中叶一直到六世纪的早期），在整个希腊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僭主篡政。最早的僭主是科林斯的Cypselus（公元前六百五十年），最后的僭主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之子西辟阿斯（公元前五百一十年）。第一代僭主们往往以统治温和著称，他们需要依靠居民的容忍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即使这样，大多数僭主的统治都在第二代时遭到覆亡。现代学者认为，僭主时代是希腊城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型阶段，它代表着对贵族统治的冲击和终结，它奠定了中等阶级统治城邦的开始，也意味着在希腊本土城邦的定型。 从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僭主的描述来看，绝大多数僭主都出身于统治阶级内部，但是却以人民领袖的身份反对贵族统治。由此看来，城邦内部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冲突程度一定严重到有些贵族觉得可以搭便车来实现个人抱负的程度。 使力量对比发生倾斜的第一个因素是一场军事革命。在公元前七世纪的头一个四分之一，随着农民经济的发达和外来金属的大量输入，在希腊出现了一种新的军事组织形式：重装步兵及其方阵战术。实践证明，装甲步兵战术取代了贵族战士成为战场上的主宰。由于装甲步兵的主体是城邦的中等阶层，装甲步兵的组织也不是依靠等级制来进行的，因此，中等阶级就成为了城邦的主要军事力量。 装甲步兵的成功秘密不在于武器，也不在于个别士兵本身，它依赖的是通过长期训练而养成的集体精神和战略。因为每个人的盾牌都只能遮住自己的左面，他的右面要靠他的同伴来掩护，保护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相互依靠。因此，装甲步兵的另外一项后果就是使人们形成了对集体的忠诚和无差别的看待同伴。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邦亚哥斯的国王Pheidon据说是装甲步兵的发明者，也许就是这样，他从平民武装力量的崛起之中看到了利用自己对平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地位来为自己谋利的可能性，他成功了，就象近代国王们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贵族一样。 另外一个导致僭主政治的因素是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大殖民时代在希腊世界内部引起了爆炸性的贸易交往，这引起了共同体内部平民和贵族经济地位的改变。一种新的获取财富的方式被平民所利用，他们经济上的成功被用来获取政治上的权力。不至一个诗人悲叹贵族血液的堕落，因为贵族们同富裕的平民进行了联姻，从而使一些平民也分享了政府的治理。在那些富裕的平民受到排斥的地方，平民们就用僭主政治来报复贵族。 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一个城邦，它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同希腊本土联系的纽带，因此它是陆上的贸易枢纽。向西西里和意大利去的贸易船队也一定要经过科林斯，因此它的海上贸易也十分发达。科林斯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是希腊最富裕也最先进的商业城邦。毫不奇怪的是，全希腊最早的僭主Cypselus就是科林斯人，因为科林斯的贵族们拒绝给予富裕的平民以分享统治的地位。 但是要指出的是，导致城邦政制这两种因素并不是绝对和谐一致的，它们两者的作用和后果在今后事态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见。 僭主们的统治是建立在一个日益开放和紧密联系的希腊社会之上，读写的普及、农业的商业化和大规模的贸易、军事组织把城邦平民联系到一起，让他们日益觉醒，觉察到自己的集体身份和权利。原来的城市国家最终定型为城邦。最终，如同十九世纪的国王们一样，僭主们走下了历史舞台。 必须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城邦是希腊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它是忠诚的核心、基本的管理体系和生活单位，城邦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小宇宙，人们所有的社会生活和价值满足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城邦来进行。在这一点上，它非常类似于现代民族国家，同民族国家不同的是它依靠的是公民对城邦社会公共生活的具体爱恋，而不是强加于现代人之上的抽象情感。 城邦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一个稳定的多国体系。如上所述，城邦内外的力量平衡造就了城邦，城邦享有其公民的忠诚，因此很难被征服，由于城邦本身的治理形式是公民（尤其是农业居民）的直接统治，也很难形成一个专职进行征服和管理的官僚体系。由于城邦想要成为一种获得优良生活的社会单位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公民也很不愿意向其他人开放自己的政治体系，这样就不存在吸纳外部资源、消除反抗的可能性。这样，城邦的出现也就随之产生了一个稳定的地缘政治多国体系，其中任何城邦都没有财力、物力和制度资源来合并其他城邦。一个城邦不仅与他的邻邦，而且与素未谋面的远方的城邦也因为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和文化共享而日益发生交往。城邦与城邦之间开始发展出一种类似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关系，冲突、合作与霸权都日兴其道。对于希腊人来说，由于缺乏一种普遍的信仰，在各个城邦之间也缺乏制度上、思想上的强有力的纽带（或者说城邦制是一种内敛的体制），势力均衡这个观念是在自然而然中被应用到城邦的对外政策中去的。 把希腊城邦体系比作是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是不是恰当呢？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内外力量的平衡，即国家必须关注内部的政治冲突，在外部则存在一定的均势、基于均势和习惯上的国际交往规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与合作，彼此承认体系成员资格和相应的权利等等。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稳定的多边关系，讲究理性和现实政治，或者说他们都坚守国家至上的观念。 这样一个灵活自由的体系理所当然日益取得繁荣。“希腊的势力增加，获得金钱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收入增加，造船事业兴旺，于是他们的野心开始倾向于海上势力了。……于是伊奥尼亚人也成为一个海上的势力，这是在波斯第一个国王居鲁士和他的儿子冈比西的时代。当然，在他们反抗居鲁士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时期控制了整个伊奥尼亚海。”修昔底德如是说。 希波战争 但是希腊世界不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希腊多国体系的稳定很快就遭到了体系外一个超级大国—波斯的威胁。 当居鲁士打败吕底亚建立起波斯帝国的时候，希腊世界的上空就飘来了一片乌云。波斯人很快就征服了小亚细亚沿岸的各希腊城邦。很快，虚荣心、自信、巩固统治的需要、报复心以及对日益繁荣的各希腊城邦的贪欲开始促使波斯人进攻欧洲。于是在公元前四百九十年，波斯国王大流士派遣他的侄子率领大军前来希腊向希腊人要求水与土，即臣服。 在经历过马拉松的挫败之后，大流士没有来得及复仇就在公元前四百八十六年死去了。薛西斯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接下来的两年时间他忙于平定埃及和巴比伦的叛乱，在此之后，他立即着手组织一个规模庞大的精心组织的征服计划，他用了三年时间来修建各种工程，包括一条运河、若干桥梁、军事道路和补给站。薛西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家，他为希腊之役作了各种各样详尽的后勤准备和作战计划，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包括八万陆军和六百艘舰船的远征部队。 公元前四八零年波斯军队水陆并进，薛西斯的条件异常的温和，不少的希腊城邦选择搭便车，顺从波斯人。色雷斯人和底比斯人站在了波斯人一边战斗。很显然，这些希腊人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波斯人的入侵，把波斯视为希腊多国体系地缘政治另外一个玩家，决定依附霸权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这可以解释波斯人轻易的从他们中间征集到许多辅助部队的事实。 其他的希腊各城邦组织了一个希腊联盟以抗击敌人。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分别作为伯罗奔尼撒人的领导者和伊奥尼亚地区最大的城邦成为了联盟陆海军的领导者。有几个很著名的故事，虽然许多人讲过也知道，但我在这里还是愿意津津乐道的再讲一遍： 波斯军队进至温泉关，本文的主角之一—斯巴达人—就在这里率领希腊联军迎敌。看到敌军势大，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让那些和他并肩作战的其他城邦的希腊士兵撤离，希罗多德说，“因为他觉得，这些人不应该死去，可是他自己和其他的斯巴达战士却不会弃城而去，因为他觉得那是很令人羞耻的事情。……他们从掩护过他们的堡垒中冲出来，好像是要冲向死亡。”战斗结束以后，薛西斯亲自来视察战场，他望着尸横遍野，叫过他的随从队伍中一个被流放的希腊人，他问：“你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征服这些人？”回答他的只有沉默。 温泉关战役后，薛西斯的部队一路进军到希腊南部的阿提卡地区，雅典人弃城入海，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率领雅典海军作为希腊城邦中最大的一支舰队和希腊海军的领导者，设下计谋劝诱同盟军在萨拉米与波斯海军决战。薛西斯坐在海峡边上的一座山顶上观战。结果对波斯海军是毁灭性的。 国王坐在山顶突出的岩石之上 注视着海边的萨拉米斯 海上的万船千帆， 还有他来自各地的士兵战将。 他在清晨清点了士兵的数量， 可到日落的时候，他们又身在何方？ （希罗多德《历史》） 萨拉米战役雅典人消灭了波斯海军，也就消灭了波斯远征部队的粮食与后勤保障，地米斯托克利又非常狡诈的派了一个人对薛西斯说，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对他一直很友好，现在向他透露一个消息，即希腊人有意派舰队摧毁连接小亚细亚与欧洲海峡上的浮桥，把在欧洲的波斯远征部队一网打尽。不管薛西斯相不相信地米斯托克利的善意，在被希腊人的英勇所震撼的同时，他都要顾忌到孤悬海外作战的危险性和滞留国外国内发生叛乱或者宫廷政变的可能，也许后者的考虑更多一些吧。于是薛西斯只留下后卫就撤出了希腊。 联盟在普拉提亚击败波斯的后卫之后，波斯人对希腊本土的威胁就基本上解除了。但是希腊联军先是在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的领导下（因为他的不法行为引起了其他同盟国和斯巴达本国的疑惧和不满，他被召回，领导权顺势落到雅典人手中），然后在雅典人的领导下继续追击波斯人。 这时候，地米斯托克利在全希腊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据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里说，有一天地米斯托克利告诉他的同事阿里斯提德，他有一计使雅典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和全希腊的霸主，即乘希腊联军的全部舰只还在他的指挥之下停留在海军基地的时候，把雅典之外的联军船舰全部烧毁。阿里斯提德转告民众，并称这种做法得利无以复加，而失义亦莫以为甚。雅典人告诉地米斯托克利让他放弃自己的意见。我不知道这则故事是真是假。但很显然，这则故事可以反映出雅典人在波斯溃败之后面临的局势和选择，即希波战争给了雅典以凌驾城邦多国体系的机会。 很多时候，霸权被视为威胁多国体系稳定和存在的威胁。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一种因素，即霸权国的行为固然值得关注，但是值得关注另外一点是霸权国的力量之源是什么，它是否同多国体系存在的基础相冲突。在希腊这个案例上，斯巴达人作为伯罗奔尼撒半岛城邦的领导者在六世纪一向都充当的是希腊的霸主角色，但它的这种角色是同希腊多国体系的内涵所自洽的，即城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基本单位，斯巴达的霸权仅限于城邦本身，而没有深入到对城邦内部的人民拥有管辖权的地步。而雅典人的就不是。这个说远了，让我回头再说。 这时候，全希腊联盟军队的统帅是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希腊人也公认斯巴达人是全希腊的领导者。于是，雅典这一潜在的领导者就和斯巴达在一切方面都有了冲突。 斯巴达人 现代学者在评论斯巴达人的时候，总是有个倾向，即把斯巴达的政制比喻成现代的极权政体，朱学勤先生好像就持这个意见，卡尔波普尔更是如此，但从实质上来说，这都是一种误解。 斯巴达人属于多利安人中的一支，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居住在半岛南部拉卡尼亚地区一块名叫拉西第蒙的地方，因此后来斯巴达人也被称作是拉西第蒙人。在一开始，斯巴达人的政治同其他的希腊人没有什么不同，也是贵族会议统治。在定居伊始，斯巴达人就着手征服拉卡尼亚地区的多利安同族，一部分被征服者成为边民，内政独立自主，但对外政策受斯巴达人的控制，他们也有向斯巴达人提供军事服务的义务（虽说边民是被征服者，但是边民最终成为斯巴达国家的一分子，尤其是在斯巴达人由于法律所限不能从事贸易活动的情况下，边民成为斯巴达从外部输入物资满足经济需要的重要渠道）。一部分人成为奴隶（黑劳士）。 在大殖民时代，同其他希腊城邦不同的是，斯巴达人选择的是对邻近地区发动侵略来安置多余的人口（仅有的几次殖民除外）。正是这样的战争创造了独特的斯巴达国家体系。 这次战争被称为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公元前730年至公元前710年），被征服者是拉卡尼亚西面的美塞尼亚地区的多利安居民。美塞尼亚人或者逃往希腊的其他地区，特别是临近的阿卡迪亚地区，或者成为黑劳士。 这次战争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土地，使斯巴达的实力骤然增强。这个可以从希腊奥林匹亚运动会上斯巴达人首次夺冠的日期上可以看得出来，公元前720年，从此斯巴达人就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保持霸主地位直到公元前576年。但是由于财富和土地的分配是不公的，边民尤其对此极为不满。这样，土地和财富的获得未能缓解斯巴达的社会紧张，斯巴达人与边民、平民与贵族的冲突都蓄势待发。 由于被这次胜利所刺激，斯巴达人接下来准备挑战其东北部亚哥尼斯地区的强国亚哥斯，却在公元前669年的hysiae战役中遭到极其惨痛的失败。被击败之后，不满情绪日益加重。国王polydorus提倡进行土地改革，却被心怀不满的贵族所刺杀。在内部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外部也出现了极大的危机。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利用斯巴达军事实力的削弱起义反叛，并得到了许多外邦的支持，这就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的影响是斯巴达城邦的内部改革以缓解内部社会压力。在传统上，人们把这次改革归结为吕库古这样一个神话一样的立法者，但现代学者多半认为这些改革是在一长段时间里面逐次实施并有所修改和发展的。 这些改革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在政治上，把城邦的统治权交到重装步兵手中，用国王、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监察官四项制度互相制衡，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在社会上，给与了所有斯巴达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在经济上，每个斯巴达人都拥有了一份由黑劳士耕种的份地。同一些人的看法相反，斯巴达的政制不是一种极权制度（就内部而言），但是的的确确是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封闭制度。 这样一些改革创造了一支全民皆兵的重装步兵部队（在其他希腊城市，一般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公民才成为士兵），这让斯巴达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占有了半岛五分之二的领土面积。但是斯巴达制度的强点和弱点都在于黑劳士，它完全依靠黑劳士从事农业劳动才把公民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专职战士。如果斯巴达人废弃这种国家奴隶制度，分散管理奴隶，就会造就一大批无暇从事军旅训练专职进行管理的奴隶主，这就降低了斯巴达的军事威力，而集中在一起的黑劳士则始终有组织起来叛乱的危险。为了随时应付国内事态，斯巴达人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是保守的、谨慎的和不愿冒险的。 很快，斯巴达人就从对外行动中明了了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到六世纪初期，斯巴达人重新开始考虑扩张的问题，有两个强大的城邦是斯巴达必须应付的：阿卡迪亚地区的提基亚和亚哥尼斯地区的亚哥斯。斯巴达人打算先征服阿卡迪亚人，这也许是为了巩固对黑劳士的统治，因为阿卡迪亚人一向支持黑劳士叛乱。但是斯巴达人在战场上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也许是因为阿卡迪亚人非常容易煽动黑劳士叛乱从而给斯巴达人带来很大麻烦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斯巴达人遇到的同样是陆军强国的缘故，也许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其它城邦都愿意制衡斯巴达的缘故。 斯巴达从中学到的教训是改变自己从事征服的外交政策，因为斯巴达的制度弱点和周边的地缘政治现实决定它没有力量打破城邦制度直接统治他国人民，它没有手段和力量来破坏城邦内部的政治、经济纽带，从而削弱城邦的力量源泉：城邦的公民身份。建立在重装步兵基础上的斯巴达城邦从本质上来说是同希腊的多国体系和谐一致的。于是斯巴达转而采取军事结盟政策，对其它城邦进行间接控制。在公元前550年后，斯巴达同提基亚结成了同盟，规定两国实现防务互助，提基亚人有义务在战争中为斯巴达人提供部队，同时拒绝给黑劳士提供任何的帮助。 在此之后，斯巴达人在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结成了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在公元前544年斯巴达人打败宿敌亚哥斯人之后，博罗奔尼撒半岛上其他一些城邦先后向斯巴达人靠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林斯人（公元前525年）。这些城邦的加入一方面使斯巴达人成为了全希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在一方面，却也对斯巴达人起着制衡的作用。这些同盟关系逐渐从斯巴达人主宰一切演变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在这一同盟里面，斯巴达起着领导作用，但同时各同盟国家也有一定的自主权，它们可以抱成一团来反对斯巴达的单方面行动并在某一事态上督促斯巴达采取行动。斯巴达与其盟国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美国与北约盟国间的关系。 从表面上来看，这样一个同盟削弱了斯巴达人。但在实际上，由于各盟国现在的利益和自主权可以在同盟结构下得到保证，它们不必太担心斯巴达人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因此它们可以同斯巴达人和其它盟国发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并对斯巴达人的领导地位保持更多的信任。 这给予了斯巴达外交政策以合法性与力量。斯巴达人正是依靠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干涉其他希腊城邦的事务。斯巴达人在公元前六世纪为自己赢得了“僭主驱除者”的声誉，雅典的僭主统治就是被斯巴达人所推翻的。 斯巴达人决不允许自己的霸权受到动摇，在六世纪末随着雅典人的崛起，斯巴达人曾经四次入侵或者打算入侵雅典，干涉雅典内部事务，结束雅典对斯巴达霸权的威胁。希波战争暂时把这两大强者结合在一起。 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人 推翻希腊多国体系的第一次挑战来自波斯人，波斯人的帝国形态决定它在对外扩张的时候不会遇到内部压力，对属地的控制可以超越支间接支配，而进行直接的统治。希腊城邦制度本身决定城邦无法发展出一个专职的城邦外领地管理机构、专职官僚和专业军队，但波斯人不用顾忌这些限制。问题在于波斯人的军事装备是根据西亚的地型设计的，不符合希腊地理对军事装备的要求。 雅典人则提供了第二次挑战。 雅典既往的历史我就不多说了，人们对雅典历史的了解要比对斯巴达人详细得多，这要归功于雅典众多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艺术天才。 雅典作为伊奥尼亚人是面向大海的，从梭伦时代开始手工业和商业就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可以从梭伦时代后不久的雅典十执政官选举的名额中看得出来，十个执政官中五个从贵族中挑选，三个选自农民，剩下两个名额是留给手工业者的。 这个也可以从雅典的奴隶从事的职业中看得出来，除了担任警察和办事员外，大部分奴隶的职业是矿工、陶工、泥瓦匠、铸剑者等等，很少有人是农业奴隶。 发达的海外贸易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而希腊的历史表明，政治权力总是落到对保卫城邦出力最多也最有能耐的阶层手中。海军以及它所依靠的下层阶层的势力也就在逐渐上升之中。 这一切在希波战争之后更加明显，因为拯救雅典的是海军。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内部就有两个党派，一个以地米斯托克利为首，普鲁塔克是这样评价的：“这样，他（地米斯托克利）就提高了普通百姓的权益以对抗贵族，使老百姓壮起胆来，因为现在控制权掌握在船长、水手长和水手们的手中。” 地米斯托克利无疑下定决心要促进下层阶级在雅典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另一个派别是米太亚德之子客蒙，一位生就为英雄的人物，他坚决支持一个中庸的民主制，希望由中等阶层，也就是有地产的重甲步兵阶层和上等阶层一起掌握政治权力，就象斯巴达人一样。事实上，客蒙本人非常倾向于斯巴达，他把他的一个儿子命名为拉西第蒙（斯巴达人），他本人也是斯巴达在雅典的prexenos（斯巴达的代言人和招待者）。 内政上的分歧也同外交政策有所关联。在当时的雅典如同现代一样，也能看到所谓的鹰派和鸽派。 鹰派的首领是地米斯托克利，他相信在波斯被逐出希腊之后，斯巴达人对雅典的敌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斯巴达人是不会容忍雅典人动摇他们的霸权的，因此雅典的外交政策应该是结束同波斯的战争，同它签订一个和约，把注意力和资源从冲突中抽回来，以准备同斯巴达人不可避免的冲突。斯巴达人派遣使节劝说雅典人不要修复被波斯人毁坏的城墙一事（因此也就是使雅典暴露在斯巴达优势陆军的随时威胁下）在地米斯托克利看来是鉴证了他的意见。 鸽派的首领当然是客蒙，客蒙相信双霸权制，也就是在希腊实现共同领导，斯巴达是大地的主宰，雅典是海洋的主人，两者有不同的力量来源和势力范围，互不干涉也没有能力和手段互相干涉，所以雅典和斯巴达没有利益上的冲突。希波战争表明两个强权可以和衷共济，客蒙相信这种泛希腊精神在和平年代也可以持续下去。而波斯人才是真正的敌人，继续同波斯开战才符合雅典的利益。 这两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有关应该如何利用雅典新的权力和优势的问题，是追求对希腊的排他霸权还是继续同波斯开战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出，无论这两派的主张是什么，他们都没有提到如何节制权力的问题，他们所争论的只不过是权力所应用的方向。历史往往表明，有了权力就会使用权力是一个规律，除非收到内部和外部的限制。雅典人的政制本身和内部的党争不能保证其对外政策必定出于深思熟虑、节制和审慎，对外也没有如现代般一整套自由主义理念可资利用，其权力的使用有无节制使用的倾向，除非遇到外力的阻挡。 两派各持道理，但是在战后的雅典，泛希腊情绪依然十分浓厚，在战争期间同斯巴达发展出来的合作关系也使得许多人认为波斯而不是斯巴达才是雅典的威胁。大多数人都支持加强新产生的提洛同盟以有效对抗波斯人，同时，从提洛同盟得到大量财富的前景看起来要比选择一条危险、艰辛而又漫长的对抗斯巴达之路要有诱惑力的多。 地米斯托克利最后被雅典人放逐，这多半是一项避免同斯巴达发生冲突的政治决定。 提洛同盟的出现和衰落 波斯人被逐出希腊本土之后，希腊人尾追到小亚细亚，这一地带的伊奥尼亚城邦群起相应。联军指挥官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被自己新获得的权力所陶醉，又因为脱离了国内严格的生活管束而倾向于放纵，行为不法且心怀野心，引起了斯巴达人自己的疑惧和伊奥尼亚盟邦的不满，于是波桑尼阿斯被斯巴达人召回以听候审查。我认为，斯巴达人向来以行为保守闻名，以后的作战以海上行动为主，加上泛希腊联盟非伊奥尼亚诸邦因为危险的排除纷纷离去，使得伊奥尼亚诸邦寻求一个伊奥尼亚联盟和一个新的领导者。 雅典是新联盟理想的领导者，它同伊奥尼亚人的亲属关系、它在爱琴海上的利益、它强大的舰队和历史上它对伊奥尼亚城邦独立的支持都使得它处于众望所归的地步。 于是，各伊奥尼亚城邦在公元前478年举行磋商，“雅典人规定各盟国在准备对波斯的战争中所应缴纳的各种捐助，……其目的是劫掠波斯国王的领土，以保护他们过去所受的损失。……领导权是属于雅典的，但是同盟者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它们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他们的决议。” 这是一个类似于北约的组织，是为了对付波斯威胁而保持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军事联盟。其他成员主要目标是免除波斯的军事威胁，而雅典人的目的多种多样，是为了在希腊本土和波斯之间制造一个安全缓冲地带，也为了像斯巴达利用伯罗奔尼撒同盟取得希腊的领导权一样利用提洛同盟来谋求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也为了提洛同盟带来的各种经济上的好处。 客蒙坚决支持提洛联盟，将它视之为推行其反波斯政策、谋求雅典海上优越地位、寻求自己的荣誉的最好工具。地米斯托克利的失势有利于他的意图的实现。 但是随着波斯威胁的不断减退，雅典和它的盟友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威胁既去，盟国开始寻求自己独立的生活，不愿负担军费开支和军役，雅典人则开始利用在提洛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来谋求一己私利和霸权。修昔底德在追述雅典帝国的扩张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拉克索斯的例子，拉克索斯因为拒绝继续参加同盟而遭到围攻并被迫投降。修昔底德说：“这是原来的同盟宪法遭到破坏的第一个例子，一个同盟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 普鲁塔克如此说：“联军继续交付征款，但不肯按照分配的定额提供兵员和船只，因为他们很快就厌倦了军事服役，不再需要战争，极盼回家耕田，安享清闲。蛮族人已去，不再骚扰他们，所以他们就不必再为船只配备船员，也不必再派出士卒。……与此相反，客蒙将大批雅典人配备到船上，不断更替水手。过了不久，他们就利用盟邦所给他们的工资反而凌驾于他们之上，成为他们的主人了。因为那些不服军役的人对于那些继续远航、经常携带武器进行训练的人抱有畏惧之感，转而奉承他们，结果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变成了从属的臣民而不再是联合的军队了。” 到了公元前469年，随着客蒙在攸利密顿之役中彻底摧毁波斯舰队并逼迫波斯王签订一项屈辱和约，客蒙的功绩和提洛同盟的成就达到了顶峰。 但是对波斯的彻底胜利也就是意味着提洛同盟存在的合法性的消失。公元前465年塔索斯事件清晰的表明提洛同盟彻底变成了雅典人谋求私利的工具。雅典人利用同盟本身来征讨一个同盟城邦塔索斯，原因只在于雅典企图夺取塔索斯在色雷斯的市场和矿产。这一针对塔索斯的行动震撼了几乎所有同盟城邦，使它们感到自己受到了压迫。 此时雅典人的领导权还是建立在多国体系之上，还没有冲击多国体系的核心——城邦制度。但是很快，雅典这个新型的强国就将意味着对多国体系的真正威胁。 插话 近现代的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往往从道德含义上去解读雅典人的帝国，这也许是受了修昔底德的影响，因为很多人把他解读成政治教育家，认为他不动声色的在批评雅典的丑陋。在解释雅典人的帝国主义的时候用的最多的理由就是权力的腐蚀。这个理由不能说不好，只是很难更深也更细致的解释问题，就像用人性来解释一切犯罪一样。 我们要注意到古典希腊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似与不同之处：相似的地方在于两个世界都是由一些基本单位构成，城邦和现代民族国家，两者都是职能不可再分的公民与社会共同体。不相同的地方之一就是古典的希腊人没有我们的世界主义观念，古典的希腊人不会去想象一个世界帝国。一个原因是内在组织上的：他们的城邦不是一个抽象社会的产物，无法扩张和聚合，以在更广泛的地域出现更高的认同。另一个原因是外在的：古代不发达的交通与运输使整个希腊的经济生活无法一体化（以实现紧密的分工合作），虽然贸易在希腊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从来没有达到如现代世界般彼此渗透的程度。 试想一下，以一个典型古典城邦公民的眼光看来，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城邦并不真的是那么完美，因为它有可能要仰赖外部提供一些必需品和保护，但是城邦始终提供了一种生活的完整感，城邦是一个小世界（感情上或实际意义上），你所有的身份都要依据城邦来界定，而不像现代世界中的我们，我们身份的定位依据着许多不同的层次（宗教、社会、民族和国家等等）。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一文中提到过这层意思。 现代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使用是受到许多国内限制的，除了物质性的特殊的因素（国家资源的缺失、国家中的各种不稳定因素限制国家资源变为国家实力等等）之外，还包括一些内在于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之中的东西：公民私域和公共领域与国家机构的分离——导致公民要实现优良生活并不一定需要依靠国家机构，他们会更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从国家的对外鲁莽行为中获利的程度大大降低（分摊到每人头上确实很少）；与外部社会的紧密相连，导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产生。古典城邦没有这些内在的限制。 （话还能这样说，现代民族国家和古典城邦在对外运用权力时面临的机会和制约大不一样。抽象社会使得我们能够进行史无前例的破坏，也提供了经验和各种资源来用和平方式达到意见和利益的统一，不过说到这里我怕会控制不住离题，只好有机会再讨论，虽然了解抽象社会的特质是理解本文的一把钥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