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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讲义》（2003年春 北京大学）第一部分 如果哲学真的象柏拉图所下的定义，“学习面对死亡”，那么我实在看不出还有谁比霍布斯更哲学化，他的《利维坦》与其说是教读者立国之术，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在千方百计地训练读者去面对死亡。至于上帝，我只能说，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清楚，我只是人，神不在我的认识范围之内。以前只是听说霍布斯早年翻译过修西底德，并且亲自作了一篇很伟大的序言，刚刚看到这个序言，果然是传说中的那种序言。见识过这篇序言，我万分感慨，从这个序言里我们看到一个近代作家是如何通过曲解一个古典作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霍布斯的这种曲解手法并不独特，他只是一个漫长思想历程中的一个称不上显著的标志。在他之前，我们能看到15、16世纪的作家们是如何改造古罗马史家塔西佗的Germania，来完成各自的民族身份认同的；R. Hooker是如何通过曲解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作家Eusebius的Ecclesiatistical History 来写作自己的Politia Ecclesia的；我们也看到Marsilius是如何通过曲解基督教的公会议理论来写作Defensor Pacis，Marsilius的这个曲解让后来的孟德斯鸠高兴不已，让卢梭倍感伤心，这个曲解给Constant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却招来Action一顿痛骂；在霍布斯的同时代，我们看到斯宾诺莎是如何通过曲解《旧约》，完成自己的《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的这个曲解直接促使洛克向Filmer发起攻击；我们更能看到休莫是如何通过曲解Plutarch的《道德论丛》，为自己的《人性论》作铺垫，然后又在《英国史》一书中对自己的曲解行为作出辩护和修正。在这项辩护中，休莫强调：我们的曲解是以真正了解古代作家为前提的，我们之所以曲解，是因为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时代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都是正统的古典作家。休莫的这番话向现代读者提出了一项非常苛刻的要求：我们不能仅仅知道这些作家们说了什么，还必须在内心里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否则，结局将会非常悲惨和荒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确实看到了悲剧的发生，我们看到Rawls是如何顺理成章地把康德的先验理性假设运用到公共理性空间；我们也正在越来越多地看到，那么多的人几乎是毫无头脑地从休谟推出哈耶克。 *** 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将军LYSANDER攻陷雅典，古代世界最著名的三堵城墙中的一堵被拆除（另外两堵是跟雅典同时代的耶路撒冷城墙、以及后来的罗马城墙），伯罗奔尼撒战争草草收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文明在政治上的终结，至少希腊人自己不这么看。 早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第二代立法者、政治家梭伦造访埃及，在著名的拉美西斯神庙中，梭伦同当时的埃及最高祭祀进行了一次三天三夜的长谈。谈话结束的时候，埃及祭祀告诉梭伦说：“雅典人呀，你们永远是小孩子。”这个判断决定性地主宰了梭伦之后长达2500年的西方政治命脉。这个判断在卢梭的第一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淳化风俗》中，达到了政治理论上的颠峰；在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著名的“哥蒂斯堡演讲”中，这项来自古埃及的政治命题达到了其政治实践上的颠峰。当然，这项评判也深深震撼了当时在场的梭伦。为了弄清这个命题的含义，年近8旬的梭伦进行了一次为期10年的漫长游历，考察了包括波斯、吕底亚在内的非希腊蛮族文明。公元前6世纪快结束的时候，老迈不勘的梭伦返回雅典，这位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向雅典人民总结了他的心得，他说：“公民们，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常常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无情地毁灭了特洛伊古城而感到羞愧，我也知道，你们中还有些人的内心还生活在荷马的阴影之下，认为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过分地表达了人的力量，是对神的蔑视，因而担心神的惩罚，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作为你们的领导人，我本人游历了目前正在世界上存在着的所有文明，我也对已经消失的文明进行过仔细的考察。对于目前还活在这个世界的各个文明，我不能确定哪个更古老，埃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以及我们希腊人事实上都可以平等地宣布自己是神的后代；但是在所有这些文明不间断的兴起衰落中，我发现一个不变的法则：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和征服欲望；而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死亡。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文明和自由并不是自我证成的，在人类事务中，能够自我证明的东西只有征服。我个人已经享尽天年和荣誉，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也更加直接地走向诸神，我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文明和自由只有通过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才能论证自己、认识自己，这是神为人类规定的法则；我们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中最热爱自由的人，我们对自己的文明的骄傲也超越了所有民族，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才遵循神的指引勇敢地拿起武器，击败了强大的HECTOR（特洛伊国王）。一个帝国的诞生首先意味着要在混沌不清的人群中，清楚地划分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划分出敌人和朋友；对于被征服者来说，遭受奴役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好人不应当反抗一个合格的征服者；对于征服者来说，建立并维系一个帝国，这个经历将更加痛苦。帝国本身蕴藏着死亡的种子，在人世间，没有一个帝国可以永恒。我们的祖先将特洛伊人的城墙夷为平地，在将来的某一天，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雅典头上。永恒这个词属于神，而不属于人。所以，终究要灭亡的命运并不能妨碍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文明推向伟大。因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他能做到两件事情，就算是伟大：1，想想自己的祖先；2，想想自己的后代。”（美国第三任总统John Adams的就职演说就是拿这句话开篇。） 对于当时一直生活在波斯帝国阴影下的希腊人来说，梭伦的演讲无疑是传达了一项魅力无穷的政治信息。公元前5世纪，雅典领导人Themistocles率领由穷人组成的雅典海军，在萨拉米斯一举击溃波斯舰队，而后在雅典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治，将希腊世界的帝国理想推向顶峰。Themistocles 的继任者Pericles在他的葬礼演说词中系统地论证了雅典人的帝国理想，他向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雅典公民强调：“英雄有大地作他的坟墓。”雅典人的帝国理想在葬礼演说词中达到了成熟形态。（攻击老吴：因此我们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千万不能仓促得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论：1，如果单纯关注修西底德所记载的历史人物的SPEECH，他们确实是在争辩谁是正义的问题；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理想国》，我们不能仅仅关注SPEECH，而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DOING上。通过研究历史人物的行动，我们不难发现，雅典跟斯巴达之间的这场战争发生在希腊文明内部，他们争论的问题与其说是谁是正义，倒不如说是由谁来正义的问题；2，修西底德本人的意图根本不在于论证“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样一个政治命题；这个命题本身非常古老，他的经典论证者是诗人荷马和Hesiod（Works and Days）。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修西底德是史家，不是诗人，在这一点上，他和哲学家柏拉图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五卷毫不留情地把诗人逐出了理想国；而修西底德更进一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开篇就宣称，他所记载的这场战争要比特洛伊战争伟大得多，暗含的意思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者、史家修西底德，要比特洛伊战争的叙述者、诗人荷马伟大得多；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要比诗人伟大得多。而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我们不难注意到，修西底德从来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哲学家，而在他那个时代的雅典大街上，随时都能见到苏格拉底、芝诺、彼达哥拉斯这样的哲学家在四处游荡；他只提到过一次哲学家克里托丰，这个人在《理想国》中出现过一次，修西底德提到他，是因为克里托丰当时是参加雅典对科林斯海战的浆手。修西底德的意思很明显，史家不但比诗人伟大，比哲学家更伟大。荷马是他不得不严肃对待的敌人，哲学家在他的历史中，甚至连出场的资格都没有。——以JANUS双面神，取代拉斐尔的壁画。）修西底德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这是个庞大的问题，西方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个北图也装不下，这也不在咱们讲课的范围之内。下面回到正题。 梭伦的演讲实际上也暗含了对荷马的攻击，但真正对荷马的诗人话语构成致命颠覆的另有其人。有文献记载的主要包括：Hecataeus( 流传下来的著作是《地理志》、《历史》，他生活在梭伦之前，是目前可以考证的希腊最早的史家；Hellenicus, 根据Heraclitus记载，这个人的著作有三十多种，但留下来的只有《阿戈斯的赫拉女祭祀》，这个人和梭伦差不多同时代，也是Herodotus所开创的历史方法的先驱，西方史学界有句格言说“希罗多德之前还存在希罗多德”，就是指这个人；Herodotus、修西底德、Xenophon这个人应该是希腊文明所造就的最伟大作家、Timaeus、Diodorus、Arrianus、Appianus、Procopius、Agathias，可以把这个脉络称为希腊文明的历史脉络，这个脉络一直延伸到公元后四世纪的拜占廷的庞大的Greek East古典学派，当时基督教已经获得Constantine The Great的认可，这个学派和来自罗马的Latin West古典学派一起，和以Augustine、Philo、Eusebius、Plotinus为代表的基督教教父进行了殊死搏斗，为捍卫古希腊、罗马的异教古典文明抛头颅、洒热血，这场搏斗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惨烈、最深刻、影响也最大的搏斗。这些人的斗争是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支撑、也没有任何上层建筑配合的情况下，完全凭借个人信念进行的，搏斗的结果是：他们成功地保存了部分古典文明，没有被基督教徒毁灭，他们取得这项成果的代价是在随后的千年时间中保持沉默，基督教的历史写作取得胜利，圣徒传记取代了国王、将军、政治家传记，教会史取代了文明史。最终，对神的信仰取代了来自人类自身的自由判断。公元1400年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崛起的时候，Petrach责怪这些人没有什么创新，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保存部分对于古典时代的记忆，即使没有什么创新，也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没有他们的殊死搏斗，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文艺复兴本身，无法想象Marsilius的Defensio Pacis 和Hooker的Politia Ecclesia 为什么能够在探讨神圣事物的名义下，成功地复兴并捍卫了即将到来的近代欧洲世俗生活潮流；无法想象为什么Thomas Moore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哈灵顿的《大洋国》在时隔千年之后仍然能够轻松地回归古典城邦；也无法想象为什么Milton为什么能够在Aeropagitica中成功地以圣保罗的名义，摧毁圣彼得；又以圣彼得的名义摧毁圣保罗，由此，为两百年后为霍布斯回归修西底德、塔西佗、准备好了道路；为洛克发起对Filmer的决定性攻击，准备好了武器；也无法想象为什么在16世纪的欧洲，当所有人都沉溺于宗教战争的时候，在旧制度下的法国，Jean Bodin能够成功地借助Machiavelli力量，在The Method of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中，奉劝当时的法国国王模仿古典时代的政治家们，以政治家的方式对待宗教战争，这种方式的特点最后由卢梭加以刻画：“面对如火如荼的宗教战争，亨利四世召集天主教和新教双方开会，会上，亨利决定结束这场无聊但有害的宗教战争；于是他装出一副非常虔诚的态度打听双方各自的教义。新教方面承认信仰天主教也可以得救，而天主教方面则否认信仰新教可以得救。于是，亨利四世决定信仰天主教。”天主教徒刚开始欢欣鼓舞，但后来才明白亨利作出决定的理由：一切正直的人都应当脱离不宽容的宗教，一切宗教都应当把公民的义务奉为第一义务。卢梭的这个描写出现在他的第三论文《社会契约论》最后一卷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这无疑是人类政治史上最壮丽的一页：气息微弱的古典历史脉络，在千年后和庞大的社会契约论脉络联手，拉起了一条跨越基督教千年的统一战线。这两条脉络由霍布斯开始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引导并塑造了旧大陆和新大陆所有政治生活。在今天，罗尔斯、哈贝马斯凭空伪造公共理性、交叉（往）理性，重新入侵人类文明的血脉，手法跟基督教教父伪造圣徒传说和教会圣史的手法完全一样，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入侵者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终结，除非历史本身象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约翰·罗尔斯或者于尔根·哈贝马斯这些人类文明的敌人所盼望的那样彻底终结。) 希腊知识界的这条历史血脉如果一直走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指望他们最终象后世的文艺复兴那样，造就出一个象马基雅维力这样一个头脑清楚、思考宽广的人。可惜这个系列在公元前4世纪初的地方发生了一次令人惋惜的转折。这个时候，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的力量在长期内部争霸战中日趋衰弱。这时候希腊世界的政治命运，事实上再也没有能力支撑由梭伦、Themistocles、Pericles三代领导人共同塑造的帝国理想了。最早看破天命的还是希腊史家。公元前4世纪初，Nepos写了Generi Alienias《外邦名将传》，这是个标志，标志一直追随祖国政治命运的希腊历史学家们已经感到希腊世界的天数已经走完，最敏锐的历史学家们开始把眼光投向异国他乡，寻找帝国命运的继承者。这个时候，从中东一带流传过来一个预言，说：“帝国来自上帝，他想给谁就给谁。”（《旧约·但以理书》）对于当时已经深深体验了命运无常的希腊历史学家来说，这个预言加深了他们的末世情感。黑格尔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分才肯展开他的双翼。这个格言再好不过地刻画了那个时代希腊历史学家们的内心状态。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梭伦的演讲并不是讲给希腊人听的，希腊世界从来没有获得一次体验帝国命运的机会。历史学家们纷纷在绝望中出走他乡，寻找帝国命运的真正继承者。雅典成了哲学家们的乐土。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禁止任何人赞美雅典、赞美政治家梭伦、Pericles，但历史学家们做不到这一点。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所暗示的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对立成了现实；从这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在中世纪古典史学销声匿迹，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成为教会的支柱；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作家几乎不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即使提一下，也是为了发起攻击，最著名的，比如培根在《新工具》和《新亚特兰帝斯》中发动的对希腊哲学家系列的猛烈攻击；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发动的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攻击；在洛克的《政府论》中，根本见不到希腊哲学家的影子；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差不多是历史学家的天下，而他的《波斯人信札》则以一个波斯野蛮人的眼光来评判欧洲，在《信札》中，希腊哲学家的地位甚至比远古的“洞穴居民”还低，这一方面暗示了对柏拉图阐述于〈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所建立的人类智慧等级体系的彻底反转；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希腊哲学家的大敌波斯人的最终回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