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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子“畏大人”，孟子“不得罪巨室”，不敢说诛暴君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孟子这段回答实际上是一种“狡智”，他没有直接回答“臣可弒其君”，而是说桀纣不是君，这就间接地否定“臣可弒其君”，维护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本来，君划分为仁君、暴君等，桀纣可划在暴君的范围，但孟子竟然说桀纣不是君，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难怪秦始皇规定：严禁评价君主，议论人君者死罪，皇帝称一世、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而无需褒贬。孟子为了求生存，竟然连起码的外延划分逻辑都不顾，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的智慧是一种求生“狡智”，缺乏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大无畏地反抗暴君、否定暴君的大智慧。 2．雅典——杀僭主（暴君）乃国家英雄 雅典最后一个国王科德罗斯于公元前1068年死后，因无德高望重者继承，便从贵族中选出终身职执政官代替。执政官是尽社会义务而不收报酬的（可以说相当于“圣人”）。初时，执政官1人，终身任职；后来增为3人首席执政官召集公民开会，军事执政官掌握军权，国王执政官充当宗教大祭司。前752年，执政官改为十年一任。公元前7世纪，执政官9人，增加了6位司法执政官。前683年，执政官改为一年一任，任职期满后进入贵族会议。 早在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时代，就确定了一切政府官员必须通过人民选举方式产生这一原则。同时建立了官员的任期制和不准连任制。之后为了防止官员终身制和滥用权力，实行了一种独特罢免制度——陶片放逐制(Ostracism)。在雅典人看来，在平等人民组成的城邦中，以一人高高凌驾于全邦人民之上，是不合乎自然的；如果某行政官权势太大，就可能危害国家，公民就以在每年举行一次的秘密投票中把他驱逐出境。这种制度的建立，确保了雅典官吏必须直接对人民负责，即成为人民的“公仆”。 雅典政制严格实行法治，禁绝人治。其官吏必须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不图私利、绝不以他们的职务接受礼物，如果接受任何东西，他们就要立一尊金像，遗臭万年。官员一旦触犯法律，便要受到惩处。包括十大将军这样的高级官员，因为谋私触犯法律被流放、处死的也有。雅典人认为，无视法律的专制政体是最坏的政体。雅典还树立了刻有反僭主法的大理石石碑，规定企图在雅典建立独裁统治的人，任何人杀死他都无罪。公元前514年，两位青年因刺杀僭主失败被害，雅典人尊他们为一代英雄，并塑像以资纪念。 3． 罗马——贵族是反暴君的先锋 罗慕路斯（前753～前715年在位）是罗马城的奠基人；他曾挑选出200位族长组成元老院，作为他的顾问。罗慕路斯晚年日益专制独裁，元老院遂雇用杀手将其刺死。罗慕路斯被杀后，罗马进入贵族统治时代，组建了300人的元老院。经短期的10元老执政，元老院便从民间选出一个努玛（前715～前673年在位）由公民大会批准为王。事实上，前五王中，没有一个父传子的，他们都是由选举产生。 王政时代第6位国王赛维阿.图利乌斯被其女婿塔克文打死，塔克文执政后穷兵黩武，引起朝野不满。公元前510年，罗马贵族率领人民驱逐了塔克问王族，结束了已沦为僭政的“王政时代”。普鲁塔克说：“人民憎恶君主政体这个名称，认为在权力分散的政权的管束下，烦恼可能会少些。于是他们提议并要求选举两个人担任最高职位”的行政长官，两个执政官相互制约，一人可以撤消另外一人的命令。元老院还郑重宣布，对个人专制的执权者处以死刑。执政官由军伍大会选举产生，拥有“治权”。与王政时期“王”的单一性、终身制、权力无限制而又不承担责任性相比较，执政官职位具有集体性、暂时性和治权的有限性（指城内治权）等显着特征。治权是共和国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表现形式，它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其中重要的限制有三项：①受法律的限制。公元前509年和公元前300年的《瓦勒里法》都规定了民众申诉制度，即公民有权就执政官判处死刑的决定向民众会议申诉；②受集体性原则的限制。两位执政官有平等的权力，轮流执政，每人执政1个月，不执政的对执政的有否决权；③受任职时间的限制。执政官任职期仅为1年，并在10年期限内禁止再次担任。 共和国末期有贵族杀独裁者凯撒的故事。著名思想家、元老贵族西塞罗就因为反独裁而被处死。他的共和法治思想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