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考一：宋代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的制度因素 宋朝从立国之初就开始采取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顺应了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趋势，使土地私有制渐趋成熟，较前代比较彻底地释放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强大生产力，促使了租佃制的繁荣，是宋代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的制度原因。 经近数十年来学者的研究,宋代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探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自然不能忽视从人口的增长、垦田数的增长、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方面探讨。宋代的人口较唐代有较大的增长，土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而数量增加质量提高，政府对农田水利工程比较重视，兴建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以水稻生产为中心的精耕细作制度形成，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宋代农业生产力的较大的提高。但是这几个方面往往在各个朝代都会有所发展，能够促成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显然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是不够的。从土地制度方面来看，宋代的土地制度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宋朝采取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顺应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要求。土地私有制指土地所有权由私人所有，就是按照私人意志而进行的土地赠送、遗产继承、抵押、典当、以及买卖等让渡权关系，而土地买卖关系的产生和存在，则是土地所有权最基本最主要的标志。以耕地买卖为标志的土地私有制开始形成于战国时期，由于耕地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耕地买卖关系自产生起就开始强烈破坏着土地国有制，促进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在小农家族经济的基础上主要形成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两种私有制形式，在宋代几次颁布的“限田令”，尽管也打着“抑制兼并”的旗号，实际上主要目的不是真的要抑制土地兼并，而主要是要限制官户的减免税役特权，因此地主土地所有制自中唐冲破了均田令的藩篱后，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居于土地所有制的主导地位，地主凭借其强大的政治或经济实力，占有了全国总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二至十分之四；个体农民承受着封建国家的沉重剥削，也由于个体农民经济的脆弱性，个体农民对土地的拥有是很不稳定的，这使得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宋代土地制度中处于从属地位。 一方面，宋朝的土地制度实际上是对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肯定和保护，促进了租佃制的发展，提高了农业效率。早在中古田制实行之初，豪强、世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就没有被触动过。封建国家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统治者产生于地主阶级内部，封建国家与广大地主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例如，唐朝均田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魏书-李安世传》）的目的，实际结果往往是“主将参谋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魏书-源怀传》）均田令颁布不久后又下的《隋代公卿不预义军者田宅勿追收昭》，明令“其隋代公卿以下，爱及民庶……所有田宅并勿追收。”这表现了封建国家既想同地主阶级分享土地所有权，又不得不与其和平共处的的状况。历史表明，在均田制实行的三百年间，地主土地所有制曾多次颠覆均田制的统治，以至每个朝代不断重建田制框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凭借自身的经济力量，成为古代所有土地所有制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自宋朝以后，一直居为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大地主所有制促进了租佃制的发展，一方面，地主拥有大量土地，但不自己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往往将土地分成小块租佃给无地农户耕种，另一方面，宋代有大量无地农户需要租种土地以营生，因此租佃经营在宋代十分普遍。在租佃制下，佃农可以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并以最小成本获得生产资料，地主以更大份额获得土地收益，这种租佃合约充分利用了各经济主体的要素禀赋进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与前代相比，加速了封建社会对于土地所有权竞争与垄断机制的运行速度。封建国家、地主、自耕农之间，地主内部、自耕农内部，都存在着对土地所有权的竞争与垄断。土地所有权买卖的过程实际就是土地兼并的过程，“不抑兼并”使得人们能更自由的进行土地所有权的买卖，使得土地所有权的竞争与垄断更加激烈，由于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奢侈腐化，好逸恶劳，不善经营的人小农家族会遭到淘汰。小农家族在竞争的压力下，必须兢兢业业追求家族经济的最大效益，对于自耕农来说在自有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产出，对于地主来说要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样必然从客观上促进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产品，地主占有土地数量的增加，使地主获得的地租增加，刺激了地主阶级的消费需求，也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客观上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思考二：宋代专卖制度对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宋代，商税和盐酒茶三项专卖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的非农业收入中数量较多，地位很重要。 专卖制度产生于春秋时期管仲的经济改革中，他为了增加收入而采取了“官山海”政策，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对盐进行国家的专卖。专卖制度的产生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条件之一，专卖本身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但由于卖方的特殊性，它又不仅仅是商业行为。专卖将原来由盐商从事的商品买卖收归国家管理，同时盐商的利润也收归了国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食盐的需求弹性很小，即使价格加高，人民也不得不买，国家为了增加专卖收入，往往会抬高价格，尽可能从中攫取利润，这种生活必需品的专卖，带有了浓厚的税收的色彩，只要消费就要交价格高于成本的这部分“税收”，并且每个人都逃不掉。若由商人从事盐的买卖，即使商人数量不多，他们之间的竞争压力也不会使价格偏离市场价格太远。由商人买卖到由政府买卖这一过程，是由多寡头“厂商”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到只有一家“厂商”的垄断市场，后者在国家垄断的情况下，之所以仍看作为市场，是因为国家制定的盐价也是有上限的，否则会导致人民的反抗。在此过程中，后者制定的盐价一般高于前一市场上的盐价，可见人民在食盐上所受的剥削更重了。同时，专卖的产生符合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思想，也使得商人从事买卖的范围缩小，是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宋朝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都用作养兵费用，募兵制需要非常雄厚的物质基础，单靠增加土地税或农业税收入已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增加商税和专卖收入成为了最好最可行的选择。宋朝专卖制度的发展与募兵制的发展，国家的财政需求有很大的关系，它并不完全是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商税作为对商业活动征收的税收，是对商业的扭曲与抑制，专卖收入种类不断的扩大，使民间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领域相对缩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盐、酒、茶等专卖制度在宋代实行的目的来看，它主要是国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制度措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专卖收入，是以人民承受更重的剥削为代价的，虽然政府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同时对于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同时，宋代的专卖制度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宋代商税的收入在数量上超过了前代，宋朝又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较发达的历史时期，专卖商品种类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也为后来明代所不及。宋代的专卖制度与前代不同，它不像前代那样死板地实行官产官运官销，而是采取了相当灵活多变的形式，贯彻了官商分利的原则，在政府的支持管理下，商人参与全国较大规模、远距离的专卖贸易，与前代相比活跃了国内市场。政府在财政上也越来越依仗于商人，这也使得封建国家与商人的关系有所改善，重农抑商的思想也相应的出现了变化。 思考三：中国古代冗官的根本原因——中国小农家族经济基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目前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官民比例之高，官员腐败程度之利害成为政治上一个热门的话题。《 国际先驱导报》日前撰文分析了中国官民比例为1：26，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 倍，比清末高出了35 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1：67和10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1] 冗官现象不仅发生在现代，从中国古代开始就已成为各个朝代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官员冗滥往往是导致封建王朝统治集团衰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各个朝代都避免不了冗官情况的出现，只是程度及发展的阶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都是朝代之初及极盛时期冗官现象不明显，官僚机构效率较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冗官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尤其到了各朝晚期尤其明显。整个古代官僚机构的发展趋势就是“冗官→统治者采取改革或控制冗官的措施或改朝换代→官僚机构效率提高→冗官再次出现并发展”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冗官在宋朝极为严重，成为“三冗”之一，冗官费用不仅是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官员冗滥不仅造成官员素质低下，人浮于事，国家机构臃肿，运行不灵，而且滋生腐败，加重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与搜刮，激化阶级矛盾，导致社会矛盾。 人们在分析各个朝代冗官的原因时，往往是从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政策出发，从制度因素着手，认为是统治阶级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导致了冗官现象的出现。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因素必能找到其经济条件的源泉，冗官在中国各个朝代的出现与发展，必然与古代中国的经济特征相联系。 从宋朝采取的选官制度的内容为视角来进行剖析。在宋代，要成为政府官员，主要有五种途径：科举考试，恩荫，吏人出职，进纳补官，军功授官。这五种入仕途径在宋朝官员中所占的比重，据南宋嘉定六年的统计，恩荫占56.9%，最多，其次为科举，占26.1%，其余依次是军功授官、吏人出职、进纳补官，都未超过10%。 各种选官途径，都与家族密切相关，尤其是恩荫制，直接构建于官僚家族基础之上。中国农业社会从事农业经营的初级社会群体是小农家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家族形式，它由一系列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构成，具有生育与事业的双重功能，这一系列的父子关系所产生的事业功能，正是中国历史上家族的特殊之处。在经济上，事业除了农业之外，还有工商等；除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文化等，都可以由家族来经营。 在政治上，小农家族从事的是官僚权利的竞争与垄断，因此特殊主体，最终造成了冗官现象的出现与发展。 冗官之直接原因之一最高统治者以下的人们都愿意并期望做官。这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对科举制的重视。在隋唐建立科举制度后，在科举制度下不管是庶民，还是皇亲国戚，都有参加考试、入仕致官的机会。一旦如范进中举，即可跻身富贵之门，田连阡陌。在农业社会由于小农家族追求的是家族整体经济利益的提升，在官僚权利的竞争上，“一荣俱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中只要有人发业成名，整个家族的地位及实力就相应的提升了，在土地所有权的竞争与垄断中，更占有了优势。在古代，如范仲淹、张载等通过科举发业成名，出入将相，亢宗百世的事迹屡见不鲜。因此，无论是地主家族，还是贫苦农民，家族父母都希望子孙能够荣登天子堂，读书——做官成了最高统治阶级以外的人们的目标和梦想。官僚阶层形成后小农家族结构也会继续发挥作用，官僚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家族实力，官员会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自己的族人或自己的“门生”也进入官场，使得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另一方面，不能通过科举制进入仕途的非统治阶级，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官场，这些方式除了以上四种较正式的途径外，也不乏买官，贿赂等等方式。虽然在宋代，中高层官员大多是科举出身，其他方式进入官场的人往往只能取得低级的官僚职位，但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在政府做官相对从商和从事农业生产还是相对稳定与有利可图的，因此即使中低层官僚权力的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 冗官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导致冗官的措施。在小农家族经济结构下，家族经济的权利都掌握在家长手中，这说明小农家族经济是十分集权的经济。古代，国家最高政治权力是由皇族垄断，皇族也是小农家族，以皇帝为核心，最高统治者也遵循了集权的模式提升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要集中权力，分散皇帝下面官僚机构的事权是最好的方式，各朝皇帝都采取过各种分散下级事权的方式来加强中央集权，宋朝是典型的代表。在官制上，宋朝采取职官分离制度，机构设计上叠床架屋，分化事权，以官牵官，层层设防的策略，最终导致了机构臃肿和官吏冗滥。恩荫入仕在宋代尤为突出，它是直接将家族联系与选官目的相结合选官制度，也是统治者加强集权的策略之一。由此，小农家族的性质使得最高统治阶级采取会最终导致冗官的政策措施。 综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小农家族本质的驱使下，使得冗官成为各个朝代不可避免的趋势。 中国现今的冗官问题，与古代相比已有了本质的不同，但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着某些联系，由于不属于课程的范围，我在此就不讨论了。 参考资料： 张传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三个阶段》北京大学学1978年第02期 葛金芳 《我国古代土地私有制演进轨迹探析 》江汉论坛 1987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