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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史料和现有研究成果来说明扬州盐商奢侈生活的表现、原因及其社会经济意义。笔者认为扬州盐商的奢侈生活来源于其盐业销售的巨大利润，而出于寻求政治庇护、商业投资渠道的局限和自身文化背景等原因，盐商们的奢侈消费也是其无可奈何之举，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日渐巨大的人口压力，可以认为扬州盐商的奢侈消费在解决当时过剩人口问题上是有其一定贡献的。 关键词：扬州盐商 奢侈消费 人口压力 就业 按现在一般观点，明清两朝政府盐业政策的变动可以大体概括为五个阶段：开中制阶段、开中折色制阶段、纲盐制阶段、票盐制阶段和循环转运法阶段。盐商群体也在这个过程中随之产生、发展、兴盛直至最后衰微。其中在纲盐制阶段，由于盐商身份的固定化和垄断性，使得盐商群体事业发展到高峰。关于这一具体演变过程，朱宗宙先生的文章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说明。[1]笔者这里不再赘言。 而明清时期的扬州是当时盐商群体的聚集地，其中以山陕商人和徽州商人为主。个中原因正如何炳棣先生所说，“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米粮和食盐交换体系崩溃，造成了很重要的结果就是‘边商’——大部分是山西、陕西人一起移民到两淮地区，在该地又与另一批商人集团，即来自安徽南部的徽商合流……徽州和山陕商人独占了两淮地区大部分的食盐贸易。”[2]对于这一点，当时人们也有认识，如道光时期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曾说：“至商人办盐虽寓扬州，实非扬产，如西商、徽商皆向来业盐，他省亦不乏其人。”[3] 综上所述，扬州盐商主要由山陕商人和徽州商人组成，其兴盛期主要在纲盐政策阶段也即大致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至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而本文论述主要也是围绕这两大盐商群体在这一阶段之“奢”的问题展开说明，但由于本文重点不是研究各个盐商群体的不同特点，所以下面行文一般都用扬州盐商这一称谓，不作具体区分。 一、“奢”之表现及其来源 扬州盐商之“奢”基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正是一幅活生生的画卷。详引一段以示： “初扬州盐务兢尚奢华，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车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出城，暮自城外入，五花烂著，观者目眩。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其先以安绿村为最盛，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沿草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善美者，自司阍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辈。或反之而极尽用奇丑者，自镜之以为不称，毁其面以酱敷之，暴于日中。有好大者，以钢为溺器，高五、六尺，欲溺，起就之，一时争奇门异，不可胜记。”[4] 以上表现可谓奢之极也，而盐商这种奢侈消费行为亦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正如雍正元年上谕所批评的： “各处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5] 对于扬州盐商奢侈消费的表现，萧国亮老师已经作了很好的描绘。概括说来，在物质生活方面扬州盐商住宅极其讲究，食必膏梁，衣必文绣，生活舒适，排场豪华；在精神生活方面更是铺张浪费，奢糜至极。[6] [1] 朱宗宙 [2] 何炳棣著巫仁恕译《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 [3]《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四 [4]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 [5]《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八 [6] 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