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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地理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精耕农业和人口膨胀的原因。笔者认为人口膨胀与精耕农业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作用的，两者都决定于中国的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 关键词：人口膨胀 精耕农业 地理历史条件 引言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之一，探讨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离不开精耕细作这个话题。精耕细作不但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特点和主流，而且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要素，对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基因。 许倬云在其《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提到，在精耕细作中，施肥，锄草以及不断钯地已经成了中国农业的标准特征，这意味着对每颗作物的精心照料几乎达到了园艺的水平。农具的多样化同样体现了这些精细耕作活动的重要性。这种农作方式需要密集的劳力，并且与农作的小规模有密切的关联。我们先以汉代为例，来看看精耕农业是如何由自然地理因素和政治经济因素共同决定的。 一 精耕农业 首先，精耕农业的产生与我国的大陆性季风气候与自然灾害频繁有关。中国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最典型的特征是雨热同期, 降水和热量的季节分布不均衡导致了农业劳动的季节分布高度不均衡. 中国北方的年降雨量的分布不均，使得问题更为严重。四月和五月是麦最需要水分的时期，而这两个月的降雨往往是不充足的。由于粮食市场化，在收成好的年景，农民发现农产品的单位价格向下跌落，而当粮食歉收时，他们又面临饥饿。因此，农民常常是输家，总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自然灾害在农民生活中也是家常便饭。有汉一朝，前后462年，在这一期间发生了43次旱灾，68次洪灾以及37次由蝗虫和其他虫害引起的饥荒。典型的情况是，每3年就会出现一次自然灾害。而诸如对外战争和地方骚乱等人为的灾难，又给农民增加了一层痛苦。人们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由，农民才会不断地改进农业技术，使其耕作更加精细，作物种类多种多样，以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用。在认识到出售自己的基本农产品不能带来足够的收入后，农民必定要致力于提高农业技术。 其次，精耕农业的产生与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 对于精耕农业产生原因的一种说法是，从有关记载看，上面所说的这套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是在改造黄河流域低洼盐碱地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起，农业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威胁，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中国古代人民用建立沟洫体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普遍形成了畎亩农田，垄作、条播、中耕的配套技术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吕氏春秋·任地》以“后稷”的名义提出农业生产的十大问题，头四个问题：“子能以窐为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士（土）靖而甽浴士（土）乎？子能使[吾土]保湿安地而处乎？”说的正是如何把低洼盐碱地改造为良田；而它提供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畎亩农田以及实行以此为中心的一整套农业技术。因此，可以说，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首先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因应自然条件而产生的[1][1]。其实，这不独畎亩技术为然。形成并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我国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耕作体系，是当地先民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威胁而创造的。南方水田“耕、耙、耖、耘、盪”耕作体系，以及圩田、梯田等技术的出现，无不与此相似。我国自然条件有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相当严峻的一面，精耕细作正是应自然条件之客观要求而生。 第三，与我国的资源利用方式及作物品种有关: 哈耶克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中有言，“在实践中，恰恰是平凡大众在面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处理其日常事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无数微不足道且平实一般的小措施，产生了种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范例。这些小措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得到明确公认并以明确的方式传播于社会的重大的智识创新”。一些小的技术性的细节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中国的传统农业与西方传统农业之所以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其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生产对动，植物资源品种的利用与西方不同，其突出的表现是在解决穿衣问题上。在中国，人们很早就开始将蚕丝和麻类纤维作为主要的纺织原料，《诗经》等古籍中反映出中国的桑蚕业较之畜牧业更为发达，地位更为重要。棉花传入中国后，丝和棉才共同成为主要的纺织原料，在中国，羊毛等动物纤维一直未在衣料中占重要的地位直到清初的官修农书《授时通考》，还是将“谷种门”和“桑蚕门”并列，而把棉麻等列入“桑余门”，养蚕业在中国一直是解决纺织原料的主要途径，在中国传统农业整体中居有重要的地位。记得读过冯梦龙编撰的《太平广记钞》一书，有言张骞出西域，告胡人曰“中国有蚕，食树叶，吐人衣”，胡人“乃不复信中国有蚕”，这也体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解决穿衣问题，主要是以羊毛等动物纤维与麻类等植物纤维为主的，畜牧业在解决人们纺织原料中占重要地位，因而在其传统农业整体中亦居有重要地位。 这种差异使中国人解决衣，食所需皆依赖于种植业，在中国传统农业向着单一的种植业为主体的方向发展时，西方传统农业则向着农，牧并重的方向发展下去，这样两种对农业生物资源的利用格局，导致了中西方传统农业在资源的利用技术，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等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差异，最终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劳力集约，精耕细作的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正是单一种植业的农业生产资源利用方式的表现，粗放经营则体现了西方传统农业农，牧并重的资源利用方式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成是人类对自然生态因素适应的结果。 另外，从种植的作物来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耕农业的产生。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主要作物是禾，其生长期较长，但它适应力很强，不仅耐风，而且对水分要求不高，对于干旱多风的北部中国来说，是一种理想的作物。而且禾在第一场春雨之后与第一次霜冻之前的任何时间都能播种。但是种禾也有一些不利因素。首先，分量很轻的谷粒很容易从谷穗上脱落，并且会在下一年自行生长出来。如果不精心照料，其产量会很低，而且质量不高。它的自我繁殖给田间管理带来的困难也会让农民感到头疼，因为农民不得不费力从事诸如整田，除草等的农活。《齐民要术》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并为此建议将禾与其他农作物进行轮作。 禾对土质要求不高，但却要求彻底整治农田。由于种子相对较小，因而种禾的农田必须仔细翻耕过，杂草要完全清除干净，而且要保持好土壤中的水分。这意味着在播种前以及作物的生长期间，必须不断地耘地与除草。在中国形成的精耕细作农业的许多基本原则都与植禾的要求有关。相应地，农作物的品质越好，需要的劳动力也越多。例如，粟的味道比黍要好，但它也需要更多的照料与更多的水分。小麦比粟的味道还要好，它对水分和农田条件要求也更高。这客观上要求有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与之相适应。 第四，与我国农业的结构有关 : 受我国文明起源于温带平原地带的影响, 我国农业是单一的种植业为主.与其它国家比较来说，以英国为例,英国的农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在它总体结构中，畜牧业占优的比重要大于中国。汉初曾有人估算，农户全部生产收入中有20%来自于“六畜”。这一特殊的类别里还算入了“糠秕”，这表明它的构成中既包括了饲料的价值，又包括了家畜的价值。由此可推断出，饲料和家畜这两项收入分别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都离20%差很多。这一数字当然远远低于欧洲农户收入中畜牧生产所占的比例。这就说明了两国农业结构的差别，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由农耕经济的需要所决定的。在英国传统的敞地制农耕体系中，之所以保留一定比例的牧场和草地供蓄养家畜之用，一是当地粘质的土壤只有使用较多的牛，马等畜力牵引重犁才能耕翻，二是牛羊等牲畜的粪便在当时英国的粗放农业耕作重视提高地力不可缺少的主要肥料来源。英国著名的农业史家琼*瑟斯克在谈及这一点时曾指出：“土地只有在有更多肥料时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没有哪种肥料比得上动物的粪便。……于是就需要保持较多的牲畜。”另一位学者也指出：“19世纪之前，由于不断耕作所造成的地力衰减，农民只有靠在牧场上放牧大批牲畜，而后让它们的粪便遍布于耕地之上才能得到补偿。”欧洲的肥料主要来自于牛粪和马粪。欧洲的农民拥有大量的休耕地，从而为牲畜的牧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汉代的农民根本没有休耕的条件，不得不对有限的土地进行持续地耕种。是畜牧业与种植业的结合还是单一的种植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模式。 最后，非农产业和市场化的一定发展也促进了精耕农业的产生:与集约农业中劳动的季节分工高度不均衡相关联，在农忙季节，农户家中的妇女与小孩都必须到田间去劳作。但在农闲季节，当人们从田间劳动中解脱出来后，则会变得无所事事。为了不使劳力白白浪费，农户必须将精力投入与直接农作物无关的活动。以汉代为例，汉代农户的生产活动中非农业生产占有很大比重。另外，在农民无法利用市场体系出售产品时，又出现了一种类似庄园经济（但规模更小）的自给自足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经济的出现，只需要农民将精力从生产适于销售的产品，转变为生产供自我消费的物品。可以想见，其生产组织模式的效率相应变得极低，从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来弥补。另外，小农精耕细作，单位产量高，投入劳力及资本大，这种农业经济必须依仗非农生产及市场交换为支撑。 尽管政府对农业加以保护但汉代中国存在着市场经济。这导致了对现金的需求。有若干必不可少的开销如购买衣物和纳税等必须用现金，这可能促使农民最大限度地去利用土地。尽管按说土地税应根据产量收缴，但实际上土地税是依据土地面积征收的，这倒使农民在尽量多地生产时没有顾忌了。结果发展为农民反复使用土地，要么是重复种同样的作物，要么轮换种植不同的作物。耕种也由一年一熟发展为一年多熟。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农业走向劳力集约，精耕细作的道路，它的生成是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决定的。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条件中有利的一面，克服其不利的一面而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在特定生态环境下对农业生物资源的利用种类，方式，及其资源配置形式的必然要求。 二 人口膨胀 Frank Leeming研究了中国古代人口分布的密度，发现大部分人口是乡村的（rural-based），并且人口密度与乡村生产力水平，换言之即为人口增长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人口膨胀与精耕农业的产生原因有很大相同之处,与我国地理历史条件联系紧密，并受我国内在政治文化逻辑的影响。 首先，从地理历史的角度来看：戴维兰德斯在其《国富国穷》一书里提到，西欧一年四季都可种植农作物，降水可靠而均衡。至于中国温带大陆性气候，雨水不均，季风雨季存在年际变化，洪水和干旱是正常现象。在中国和印度，灾后的修修补补是紧迫大事。即使没有自然灾害的产生，雨季耕作和湿季收获对劳力的需求促使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按可耕地单位面积计算，人口密度比欧洲高40倍。另外，中国自平原地带发源，自上古以来就形成了以粮食作物为主，桑麻辅之的农业产业结构。桑，棉，麻等经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与农作物相一致，不仅需要同等气候，地理，季节等自然条件，而且也需要大致相等的人力条件。尤其是棉花的生长，培育，收获及加工等生产程序几乎与粮食作物完全一致。它们同样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这一基本条件。 而西方的农畜结合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并非很高。畜牧业所需要的土地很多事不适于农作物生长的山岗坡地，荒原，沼泽等，都是一些对作物生长不利的土地，这些恰好是畜牧业所渴求的肥美草地牧场。英国西部，北部地区天然条件正好为牛，羊等畜群生长提供了有利环境。而以养羊业为主的畜牧业对劳动力的要求量与桑，棉，麻等经济作物生产相比，则小得多，甚至可以说发展畜牧业与发展农作物种植业在人力投入上基本不会产生争执与冲突。像剪羊毛这一畜牧业比较繁重的劳动之一就可以利用农闲时期进行。 J*瑟斯克在《经济政策与企划》里研究认为，农业畜牧业在所需的劳动力上是100：20。综上可以看出，较之英国，中国的农业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这在客观上就昭示了人口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解释了人口膨胀的深层原因。 第二，人口膨胀与我国婚姻制度及组织形式以及相应的文化有关。从婚姻的年龄和普遍性来说，在中国，不管物质条件如何，人们都早婚和几乎人人都结婚。并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基督教徒特别是西欧的基督教徒，则接受了晚婚（直到自己负担得起再结婚）的观念，孩子年龄也相差较大。中世纪物质短缺，欧洲人视孩子为潜在负担。再就中国的婚姻制度来看，一夫多妻的现象非常普遍，《孟子》中就有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一夫多妻就可以数个妻子同时孕育生子，而非如西欧一夫一妻制下等数年才能得一子。如康熙等皇帝都有十几个儿子，这是在西欧的任何一个君主身上都未出现过的。如果妻子不给夫家添丁，纳妾更是常有的事情，沈复的《浮生六记》里女主角芸就因为未能子嗣而自责并给丈夫找了个小妾。早婚，多妻，婚姻的组织形式和婚姻在人生中开始的早晚，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中国的人口膨胀。 再次，小农家族经济具有内在的精耕农业过度集约经营的趋势和人口增长趋势: 汉代农民为改良土壤而付出的艰辛努力，表明了土地的珍贵和农民没有力量购置大块的土地。有限的家畜饲养，也凸现出了将土地最大限度地用来生产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必要性。更有甚者，微型的农作规模与上述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人们对精耕细作投入的力量越多，他们进行大面积生产作业的可能性就愈小；动物粪肥的来源愈贫乏，大面积改良土壤质量的可能性就愈低。显而易见，用粪肥改良土壤，拌种以及有限的禽畜饲养，这些都表明了汉代的农民不得不采用小农经营的方式。长期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小农家族经济结构,而小农家族经济具有内在的人口增长趋势和精耕农业过度集约经营的趋势.其经济学的证明已由萧老师在其《独特的‘食货’之路》一文中给出，证明了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小农家族仍会以有限的土地继续投入追加劳动量而推进集约化发展。从西汉中期耦犁推广以来，我们看到农业工具不是继续向大型、高效发展，而是逐步被改造得更加适合小农经济的需要。耕犁从“二牛三人”到二人二牛，到一人一牛，最后，比较轻便灵巧的曲辕犁得到普及，主要就是向着适应小农经济的方向发展的。农业工具的这种发展促使唐宋以后小农经济重新得到了加强。而我国精耕细作农业也进一步向多劳集约、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向发展。这说明小农家族经济对生产工具的改革也起了作用，使历史向着适合小农家族经济的方向发展。小农家族经济结构中竞争与垄断机制运行的结果会促进精耕农业的发展。 最后，我国的人口膨胀现象也与帝国的集权政治的内在逻辑有关（这个跟精耕农业的原因也是相同的）：我国是集权的国家，很多学者把中国的政治称为以水利为基础的政治。 由于农业种植水稻和小麦，种植水稻需要更多的劳动，劳动密集型，水利及中性能源模式导致了人口的绝对增加。对水的管理要求超地区的权力，从而增强了帝国权域。欧洲观察家早就注意到了水与权力的这一俩你。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都有论及。 卡尔*韦特福格尔的此详细分析，把东方以水为基础的统治以及它的暗含的控制和奴役称之为东方专制。这种专制要求统治者对臣民直接的人与人的控制。西嶋定生指出，汉帝国的体制逻辑，使得其必须追求对各个臣民的直接控制，政府不能容忍有任何其他的社会力量介入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汉政府认为维持农民作为国家的基础，禁止任何私人势力控制人力具有头等重要性。这种态度（儒家和法家都有这种思想）阻止了地主控制的庄园式大农场的出现。日本的一个学者木村正雄提出，新的可耕地的开发与帝国政府对农民实施直接控制的意图有关联。 另外，深藏在历代统治者重农思想背后的是愚民思想也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膨胀。以吕氏春秋的上农篇里提出的重农思想为例。所谓上农就是尊农即重视农业。“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这就是说重视农业的理由不仅在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而在于心理层面的原因。该文提出原因有如下三点：1。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2. 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3。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这种愚民心理所导致的重农政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人口向农业的集中。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采取措施，像北魏梁朝发布诏令禁止樗蒲，目的就在于禁游手，驱民而之农。对农业的重视及农业人口的重视使得在中国封建社会吏部把户口增减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并以此作为对官员升降，奖惩的依据。仅从婚姻政策来看，历代政府都制定了鼓励早婚多育的政策。这都对我国人口膨胀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 精耕农业与人口膨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首先，精耕农业直接要求有相应的劳动力与之相适应：韦伯认为“中国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出现在类似于西方无产阶级的那个阶层，这不过是使得外国市场有苦力可用，因此，人口的增加只是使中国变成小农密集的国家。”[2][1]人口的增长确实促进了精耕农业的开展，而小农家族经济的垄断与竞争机制促使家庭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也确实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应该看到，没有精耕农业在先，提供一系列的可维持个体生存的生活资料，并且给单个家庭提供生育出的个体能够存活的信心，人口增长是无从谈起的。所以说，精耕农业方式是人口增加最深层和最根本的原因。 另外，人口膨胀也促使了农业技术和农业规模的形成与进化。人口的相对密集也进一步促使了精耕农业的发展和深化[3][2].如果人们在被允许迁徙到他们能够得到新土地以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之前，不得不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地区，那么一个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助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能处置的那一小块土地，由此便产生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因此，战国时期标志着中国农业至少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向集约化耕作发展。这是人多地少的压力的后果，也是制度约束和技术限制的自然结果。法国的一位汉学家博赛洛普在其著作《农业增长的条件》中提出了与马尔萨斯相反的另一种理论，认为人口增加是农业技术变革的推动力量。典型的情况是，只有人口达到一定密度时，耕作者才会发现专项更为精细化的土地利用是有利可图的。采用需要投入大量劳力的精耕细作，就意味着人均产量会下降。如果人口尚未达到一定密度，即便人们已知道精耕细作的方法，也不会应用它。知道人口压力达到了某种临界点，他才会不得不采用这种劳力密集型的精细方法。显然，充足的人口已使得劳力供给不成问题。在这种压力下，农民会努力增加固定面积农田的产量，即提高单位面积农田的生产率。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我国劳力密集的精耕农业模式。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精耕农业和人口膨胀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原因。两者都是我国人民在长期与我国特殊自然地理条件相适应而产生的最优选择。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我国特殊的农业结构。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李剑农著，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2] 《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 ... [等] 译 韦伯, M. (Weber, Max)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 西嶹定生: 《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 中华书局 2004 [4] 戴维*兰德斯 《国富国穷》 新华出版社 2001 [5] 许倬云: 《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 许倬云:《汉代农业: 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7]《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杨际平著 [8]韦伯：《韦伯作品集：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版 第258页 [9] 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11] 西嶹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 农业出版社 1984年版 [12] 李根蟠 《精耕细作、小农经济与传统农业的改造散论》，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2-19 23:13:31发布) [1][1]李根蟠 《精耕细作、小农经济与传统农业的改造散论》 [2][1] 韦伯：《韦伯作品集：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版 第128页 [3][2]许倬云: 《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第1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