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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钱穆一生的学术活动涉猎十分广泛，学术思想也不局限于史学，但是，史学却是他一生治学出发点和立足点。自30年代以《刘向歆父子年谱》（1930年）、《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成名史学界和学术界后，到1990年8月于台北去世，他六十余载的学术生涯留下近60部著作，[1]其中史学著作约占一半。另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2]他是中国近现代著述最丰富的史学家之一，史学代表作有《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朱子新学案》、《国史新论》、《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中国历史研究法》、《学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和《古史地理论丛》等。钱穆的史学和学术著作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史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现代史学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钱穆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上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留下了丰富的史学著述和建立了独特的史学思想体系，还在于他走着一条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吸取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来建设中国近现代新史学的"据旧开新"道路，其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主张以"温情和敬意"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史学领域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为旨归和价值趋向的各派史学进行了批判，反对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中的各种形式的民族、历史、文化虚无主义。他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态度与方法，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主张以史学来经国济世和复兴民族文化。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依然有着旺盛和强大的生命力，世界历史的发展也表明，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按部就班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元现代化模式是不足取的。钱穆的史学思想在今天愈益显示出学术和思想上的意义和价值，它为如何更好地建设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新史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资鉴。再者，钱穆主张以史学来阐明中国民族文化的真历程、真面目与真精神，以史学来阐发、宏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爱国爱民之心，复兴中华民族。他终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历史研究的中心，其民族文化生命史学为宏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探索走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今天，钱穆的史学思想还透显出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系统和深入研究钱穆的史学思想既有史学学术价值，也有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他的史学活动和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史学界的两大主流，即以进化论史观为理论基础、以西方科学和民主为方法和价值趋向的史学和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理论和方法的史学不合拍，为此，很长一段时间他被视为一个文化守旧派乃至封建文化卫道士而遭到冷落与批判。对钱穆史学思想的研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同时，与其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地位和贡献相比也是很不相称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和港台及海外学界对钱穆史学思想的研究比较薄弱，仍处于起步阶段。已出版的14本著述（包括学术专著、评传、传记资料、纪念文集、论集等），没有一部是全面系统地论述钱穆史学思想的，仅在一些著作的部分章节论及钱穆的史学思想。在我目前搜集的190多篇文章中（包括《钱穆传记资料》、《钱穆与中国文化》、《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钱穆印象》一类的文集、纪念文集、传记资料等所收的文章），论及钱穆学术思想的110多篇，其中以论述钱穆史学及史学思想为主的70多篇。另外，一些传记性和纪念性文章也涉及钱穆史学及史学思想。各时期对钱穆史学及史学思想研究的基本情况如下（有关著述详见"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1949年以前讨论和评述钱穆史学及其思想的文章约11篇。除4篇是与钱穆讨论子学和经学等古史研究的文章外，其余主要是针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和《文化与教育》两书的评论。此外，当时的一些学术专著或文章也对钱穆史学及其思想有评述，如顾颉刚的《中国当代史学》。由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以西化价值取向为主导，所以，对钱穆史学及其思想赞誉者有之，但批评和反对者居多，他主要被视为一个文化守旧派乃至封建文化卫道士。其中既有崇尚西方科学和民主的史学家和学者，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客观地说，中国近代各种西化的学术文化思想流派及其主张有它们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同程度的历史作用，它们对钱穆史学思想的批判也不乏正确与合理之处。但是，不可否认，对钱穆史学思想一味进行否定和批判又未必能站得住脚。 1949年以后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大陆发表有关论述钱穆史学思想的文章3篇，也有一些史学史和史学概论的专著提及钱穆的史学思想，如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受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影响，这些著述均对钱穆史学思想作全面的批判。 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对钱穆学术思想的研究逐步得到重视，其中主要是对史学思想的研究，论及钱穆史学及其思想的文章40余篇（包括纪念性和传记性文章），学术性文章约28篇。同时研究钱穆的各类专著（均为九十年代以后出版）、一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专著、一些研究新儒学（家）的专著也有专门章节或内容论及钱穆的史学及其思想。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力求较全面地揭示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的原貌，充分肯定它历史的地位和贡献。具体说来分以下四种情况：一）将钱穆史学思想纳入现代新儒学层面，加以阐述和肯定。如罗义俊称钱穆的史观为新儒学史观，从历史观、史学观、史学对象论、钱穆史学与当代新儒学的关系等方面较详细地分析和阐释了钱穆的史学思想，对钱穆史学思想做了全面肯定，认为它开创的新儒学史学道路指明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方向。二）在对钱穆整体学术思想进行研究时，将钱穆史学思想作为一个部分进行梳理和评述，或者说，主要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钱穆的史学及其思想，肯定他在近现代史学和史学思想上的重要贡献及其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汪学群、郭齐勇和陈祖武等。三）从史学史和史学思想的角度来研究和评价钱穆的史学思想，既肯定它的合理内容和重要价值，又指出它的错误和局限，陈勇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对钱穆史学思想的上述研究是一个良好开端，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四）许多学者（包括上面提到的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钱穆史学及其史学思想的民族文化生命特征作了不同的程度的研究，如以民族文化观、历史文化观、文化生命史观或文化生命史学等来界定和概括钱穆史学及其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不过，对钱穆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受研究起步晚，特别是研究资料缺乏等因素的制约，[3]对钱穆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没有形成规模。中国大陆对钱穆的研究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前期形成了一个小高潮，此后又趋于低落，1996至1999年的研究论文约12篇，每年平均3篇。同时，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人。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掘钱穆史学思想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多是全面肯定，或不谈、少谈其局限和不足。这中间固然有个人学术观点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存在研究上的片面性。三）研究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入，不少研究重在对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进行介绍和梳理，对他的史学和史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研究的学术专著迄今没有。 就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来看，港台及海外在1949年后所发表的这方面文章50余篇（包括论及钱穆史学或学术思想的各种纪念性和传记性文章）。由于钱穆在港台和海外华语世界被视为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一代儒宗"，五、六十年代对他史学和史学思想的研究已经开始。但由于钱穆1990年才去世，所以，纪念性的、传记性的文章比较多，学术性的文章较少。钱穆1990年8月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曾经发表了一批纪念性的文章，出版了一些纪念性的文集，其中大多涉及对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的介绍和评述。然而，对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作系统和深入研究的学术性文章不多。此后，有关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论著就不多了。[4]港台和海外有关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的研究情况大体上分三种：一）较普遍的观点是将钱穆视为中国现代最有成就和影响的史学大师之一，认为钱穆的史学及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道路，它为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对于钱穆是否属于新儒家，他们之间存在分歧，既有把钱穆划入新儒家的，如港台新儒家第三代传人之一的刘述先和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一些弟子，[5]也有反对将钱穆划入新儒家的，如余英时等。对钱穆史学及其思想研究较多的港台和海外华裔学者有严耕望、余英时、李木妙和汤承业等。其中以余英时为最，其研究文章结集为《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出版。二）既肯定钱穆民族文化观在寻求传统和现代结合与转化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又指出他的民族文化观与中国现代化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美国学者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的《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三）对钱穆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提出批评，如，批评钱穆完全否定近代以来以进化史观和科学实证为特征的新史学，一味颂扬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史学，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封建专制，贬低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这些学者也不少，比较著名的有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他对钱穆的中国历史非专制论进行了批驳。 由上可见，对钱穆史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思想和社会现实的意义，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分上、中、下三编，将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结合起来，力求对钱穆在史学领域的基本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分析研究。上编结合中国近现代史及文化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介绍和分析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编着重讨论钱穆关于历史进程的思想，即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下编讨论钱穆关于历史学的思想，即他的人文主义生命史学观。本文力求全面、具体地揭示钱穆史学思想的基本面貌，客观评价钱穆史学思想的意义、作用及其局限和错误，给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 钱穆认为中西思维方式不同，他说中国传统思想重"言"，往往通过言来表现思想，形成自身的体系。它不重逻辑分析和严密固定的体系结构，这和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不同。钱穆的史学著作大多沿袭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法，他的许多著作是由讲演稿编辑整理而成，近似语录体，其它许多著作也不是严格的章节体。他不注重对范畴、概念作明确的逻辑分析和陈述，而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和叙述，他的思想很多是通过"言"来表达的。因此，本文在分析他史学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概念和命题时，尽可能全面地征引他的各种表述原文，然后进行分析和归纳，以求把握他对某一范畴、概念和命题的最本质和恰当的解释。 [1]目前对钱穆生前著作的统计结果有相当差异。据香港学者李木妙的统计是96部（《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钱穆教授著作目录"，香港新亚研究所，1994年版。）。钱穆夫人胡美琦的统计是70部（胡美琦《钱宾四先生著作（专书）目录》，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而据《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5月初版。）的统计是57部。造成这种统计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是各文的统计标准不同。由于钱穆的著作出版年月前后时间跨度很大，有些早期著作后来被收入后期的新著作中，如《史学导言》后来被收入《中国史学发微》。这类著作很多。有些著作是另一著作内容的一部分，但作为单行本出版过，如《朱子学提纲》实为《朱子新学案》的序。有些著作原来出版时的书名与后来修改后再版的书名不同，如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守仁》，在1955年由台湾中正书局出版时易名为《阳明学述要》。《钱宾四先生全集》对钱穆著作的收编考虑到上述几方面的情况，对其内容重合、前后书名不同而内容大体一致的著作重新编集整理。但是，《钱宾四先生全集》没有将钱穆的《黄帝》（合著）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收入。这里大体采用《钱宾四先生全集》的统计数字。 [2]这些文章后来大部分收入他晚年所编集的各种著作中，如《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中国文化丛谈》、《学钥》、《古史地理论丛》、《中国学术通义》和《新亚遗铎》等。而未收入其这些著作的文章，在钱穆去世后，又基本被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关于钱穆著述文章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罗义俊《钱穆论著编年目录》（《钱穆学案》，载方克立 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的"钱穆教授著作目录"，孙鼎承《钱宾四先生论著年表》（《中国学人》第2期，1970年9月。） [3] 钱穆的史学著述十分丰富，但目前中国大陆的钱穆著作却十分缺乏。钱穆在1949年前的史学著作相对1949年后在港台的史学著作要少的多，而他在港台的著作在大陆除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少数城市的少数研究机构、大学和个别研究人员外，很难见到。其1949年前的史学著作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版的也很少，仅有《国史大纲》、《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和《先秦诸子系年》等；其港台著作在大陆出版的仅有《朱子新学案》和《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等。目前台湾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仅在北京、上海和苏州等个别城市的极少数图书馆和个别研究人员处有收藏。至于港台研究钱穆学术思想的状况和资料在大陆也难以及时和全面地收集到。 [4]港台和海外有关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九十年代以前的主要参考朱传誉主编的《钱穆传记资料》（第1－3册，台湾天一出版社）、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香港新亚研究所1994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近代史研究》八十年代历年编辑的 "台湾、香港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目录"等论著中的有关资料整理而成。九十年代以后港台和海外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主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近代史研究》九十年代历年编辑的 "台湾、香港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目录"、 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台北民间史学杂志社，1990年冬）、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和罗义俊《"负担起中国文化的责任"── 钱穆先生百龄纪念学术研究会述要》（《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等论著中的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5]参见《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手册 ── 新儒家著作展》，香港法住文化学院，1998，12，26－27。转引罗义俊《论＜国史大纲＞与当代新儒家》，《史林》1992年第4期。 注：此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2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