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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种之疑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晋书·四夷传》记载大秦国“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这些记载说明，大秦国人与中国人属同一种族。 中国历代史籍对西域的人种记载历来比较详细，如《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自大宛以西……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汉书·西域传》中有“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深目，多须髯”，《魏书·西域传》中有“自高昌以西，诸国人多深目高鼻……”等特别说明。《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由此可见，《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秦国人有类中国”之记载，就是为了特别说明在大宛以西的这个大秦国，其人民不是《汉书·西域传》所述的深目多须髯之种族，而是与中国人为同一种族，即所谓记“其事异于先者”。《晋书·四夷传》记载的西域外国仅有三个：大宛国、康居国和大秦国。《晋书·四夷传》记载大宛国“其人皆深目多须”，记载康居国“人貌、衣服略同大宛”。所以《晋书·四夷传》记载的大秦国人“貌类中国人”，也是特别说明其与深目多须人种是不同的。 对于大秦国人的人种，几乎所有认为大秦为古罗马的学者都避而不谈，惟有白鸟库吉稍微侧击了一下，他认为汉代中国人决不以为世间其他国家优于中国，后闻知西极有一强国与中国不相上下，乃视之为中国之流裔。因当时中国人自称“汉”、“中国”与“秦”，故命名此国为“秦国”，此国人为“秦人”。且当时中国人深信世界极东有仙境蓬莱与扶桑，极西有西王母，此中人颇为巨大。当闻知大秦国接近于西王母，所以推定此国人必长大平正，此国人既属秦人苗裔，容貌又似神仙，且长大过于常人，所以名之为“大秦”。故描述大秦国文物制度，极力以本国文物制度相比拟，极尽美化。“大秦”之“大”乃指该国人的身材高大。[7] 虽然白鸟库吉的观点不一定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但大家都回避大秦人种问题，反映出大多数学者对《后汉书》等史籍中对大秦国人种的记载，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关于大秦国人的人种，《后汉书》、《晋书》、《魏书》和《北史》等史籍皆认为是与中国人同一种族，这一记载的正确性理当不容怀疑。虽然甘英没有抵达大秦国，也可以说甘英未见到过大秦国人，不知大秦国人长什么模样。但大秦国人却是多次来到过中国：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晋书·四夷传》大秦国条中记载：“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梁书·诸夷传》与《南史·夷貊传上》中有段类似的记载：“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 大秦国人那么多次来到中国，与中国人那么多次面对面地打交道，甚至是跨越了好几个朝代，尤其是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来的使者，孙权黄武五年（即公元226年）接见的大秦商人秦论，难道他们长得究竟是象中国人模样还是象深目高鼻之族，各朝各地的官员百姓都辨不清？《后汉书·西域传》既记载了“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一事，又记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难道都是胡写瞎记，难道这些大秦国人都是亚洲人冒充的？显然做这样的否定是不严肃的。惟有一种可能：大秦国人与中国人确实是同一种族，绝非史官们凭空杜撰和想象出来的。 因此，中国史籍有关大秦国人种的记载应当是准确和可信的，大秦国的人种应当是与汉人同一种族，而非深目高鼻之族。 这是大秦为古罗马之疑之二。 3 产业之疑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虫、田”。这些记载表明，大秦国有蚕桑之业。而且按这样记载的表述方式，蚕桑之业还是大秦国的主要经济。 大秦国自东汉时起就有蚕桑之业，并且还是大秦国的主要经济产业，那么这个大秦国还可能是罗马帝国吗？无论是罗马帝国本土，还是其属地（诸如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或埃及地区），是否存在这样的历史史实呢？ 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的第四章《偷运来的蚕》中详细地描绘了罗马帝国获取蚕桑技术的过程：“据普罗柯匹乌斯说：由印度人的国土来的几位僧侣听说查士丁尼在丝绸贸易上的困境以及他希望摆脱中间商的剥削，于是就来到宫廷并准备把蚕卵偷运到帝国来，把蚕卵孵化成蚕，从而使新罗马能自己生产丝。他们说他们曾长期生活在一个有着印度各民族很多人的国家里，那个国家叫Serinda。他们在那里曾学会了全部的养蚕技术。皇帝答应给以足够的报酬以后，他们就回到印度，从那里把蚕卵偷运出来，然后着手孵化成蚕，把蚕放养在桑叶上。提奥法尼斯对同一事件做了略为不同的叙述。据他说，偷运蚕卵的是某一波斯人，蚕卵是由丝国人的国家运来的，藏在一根空心的棒里，大概是一根竹竿里”。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罗马帝国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中期（东罗马拜占廷帝国时期），才获得蚕桑技术。[8] 公元6世纪，是罗马帝国获得蚕桑技术的时间，在这之后罗马帝国才逐渐开始发展丝绸产业。 就大秦国有蚕桑之业而言，大秦怎能与古罗马划上等号。 这是大秦为古罗马之疑之三。 4 风俗之疑 《晋书·四夷传》记载大秦国“有官曹薄领，而文字习胡，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邮驿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 大秦国“文字习胡”和“胡服”，表明了大秦国的风俗为胡俗。《晋书·四夷传》认为，匈奴等北方民族皆统称为胡，而匈奴等北方民族的风俗，则被汉人统称之为胡俗。 对于大秦国的风俗，未见任何学者有相关的探讨和见解。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西域的风俗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匈奴同俗，有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等国；另一类是与匈奴有不同的风俗，有大宛、大夏、安息等国。《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基本一致。《晋书·四夷传》记载的西域外国仅有三个：大宛国、康居国和大秦国。《晋书·四夷传》记载大宛国“其人皆深目多须。其俗……”，记载康居国“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显然，大秦国的风俗与大宛等国的风俗不是同类，大秦国的风俗就是胡俗，也就是与中国北方非汉族的风俗相同。 《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载大秦国“衣服、车旗，拟仪中国”。为何《晋书》称大秦国为胡俗，而《魏书》和《北史》称大秦国之俗“拟仪中国”呢？《魏书》和《北史》皆为北朝之史籍，其时的中国北方大地，其历朝统治者大多是非汉族的北方民族，也就是汉人所称的胡人，如北魏的统治者就是北方的鲜卑族。按《魏书·帝纪第一》记载，北魏的统治者自称黄帝之后裔，自认是中国人，更何况他们本身也是中国的统治者。如此，鲜卑族以及北方各民族的风俗，在汉人眼里是胡俗，而在鲜卑人眼里自然是中国风俗了。所以，由“胡人”记录的《魏书》和《北史》史料，称大秦国之俗“拟仪中国”，也就可以理解了，实际上表明了大秦国与鲜卑族的风俗是相同的，也就是《晋书》所记载的胡俗。因此可以说《晋书》、《魏书》和《北史》等史籍对大秦国风俗的记载是一致的，都明确表明了大秦国的风俗与中国北方的胡俗雷同。 按《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等的记载，乌孙、月氏等民族，其先都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与匈奴相邻，故他们在风俗上相一致也是有历史渊源的。而大宛、大夏、安息等国，其地曾为古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征服，亚历山大的军队在大规模地屠杀了当地的土著居民之后，向这些地区大批地移民，建成了众多的古希腊人的殖民地[9]，使这些地区希腊化了。因此，大宛、大夏、安息等地区的民族风俗，应当是更接近于古希腊的风俗；而与匈奴风俗不同，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对于兴起于欧亚大陆西端的古罗马而言，其东与古希腊相邻，后征服古希腊向东扩展。那么古罗马的风俗应当与古希腊的风俗最为接近，或与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风俗相近；而与相隔最遥远、兴起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匈奴，无论从历史之渊源、还是地理之遥远等各方面，都难以解释古罗马与匈奴竟会有相同的风俗。 大秦国的风俗为胡俗，与古罗马的风俗相去甚远。 这是大秦为古罗马之疑之四。 5 宗教之疑 1623年，陕西发现了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成了大秦就是古罗马的重要物证。 何为景教？按《辞海》的权威注释，即“唐代对首次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10]另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辞海》等的权威注释，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是“基督教的一派，源起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起初，431年以弗所会议和451年卡尔西顿会议先后谴责聂斯脱利及其教义，随后这个派别就脱离正教会而另立门户。”[11]聂斯脱利的教义被东罗马皇帝和西派教会判为“异端”，“聂斯脱利被革职流放。其信徒逃往波斯，得波斯王支持，于5世纪末成立独立教会。”[12]“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叙利亚教会教士阿罗本由波斯来中国，开始在长安（今西安）传教建寺；后向其他各地发展。寺院先称波斯寺，后又称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3] 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与东罗马帝国是什么关系？两者是“正义”与“异端”的关系，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关系。自从聂斯脱利派被判为异端后，东罗马帝国境内不可能再有聂斯脱利派信徒的容身之地了，聂斯脱利派也只有在波斯等外国才能找到一线生机。而自从成立独立教会后，聂斯脱利派也不大可能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发展信徒。因此，自431年或451年东罗马帝国境内的聂斯脱利派信徒被全面禁止后，聂斯脱利派的信徒中不会再有东罗马人了，如果有少许，他们也是东罗马正教的“异端”，而不可能再自称是东罗马人。同样，被东罗马正教和罗马西派教会判为“异端”和全面禁止的聂斯脱利派，尤其是在成立了独立教会后，是不可能再自作多情地自称为东罗马聂斯脱利派或罗马聂斯脱利派的。到了635年，即相距451年已有一百多年了，这时还有几个聂斯脱利派信徒（信徒中必定是波斯人居多而绝无东罗马人）会认同自己的宗教是东罗马的，何况聂斯脱利派与东罗马正教和西派教会有着世仇，又波斯与东罗马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就在627年波斯人还大败给了东罗马人[14]，如果这前后还有聂斯脱利派信徒自称为东罗马聂斯脱利派或罗马聂斯脱利派，那简直是太不可思义了。既然在635年，波斯的聂斯脱利派与东罗马还是敌对的，而到了781年，与东罗马敌对或毫无关系的聂斯脱利派信徒竟又自称为东罗马聂斯脱利派或罗马聂斯脱利派，这种可能性会有多大呢？ 把景教徒自称的景教或大秦景教，解释成等同于自称东罗马或罗马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即认为聂斯脱利派信徒会把自己的教派称之为东罗马或罗马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决不符合历史。 这是大秦为古罗马之疑之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