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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众所周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封建王朝。这个传十二帝（外加吕雉八年）历二百佘年的王朝，是我国古代官僚体系奠定基础并初步形成的时期，又是我国到目前乃居人口多数的汉民族的形成时期。我国地域西及西域，北逾阴山，南及交趾，东至大海，与当时闻名的罗马帝国名据亚欧大陆一方，可谓“二超”。当时，海陆丝路的畅通，使世界第一次晓得中国的辉煌、强大。 西汉初年的一系列措施的施行对后来的空前强大国家的出现有直接因果关系。而这一系列措施也暴露了西汉初年的一系列问题。如：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中央集权的软弱，丞相权力过大，商贾势力膨胀等等。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西汉初年那曾成为“第二皇权”的相权，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对后来的帝王统治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再试述一下中国古代相权与皇权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其变化规律。 我们先看一下“丞相”的产生历程。丞相毫无疑问源于“相”。《说文》曰：“相者，省视也。”此因为其本意，殆可知也。相，辅佐也，这大概就是它最早的引申意了。《文献通考.卷四十九.职官三》上记到：“黄帝得六相，面天地治神明至，......举八元，使布王教于四方，内平外成，谓之十六相。”由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明白地得出最初的“相”只是氏族首领的帮手罢了。（虽然有个别自立的相，但为数极为有限。如“伊尹放太甲，乃自立”《竹书纪年》，“周公践祚”）。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机构的日益强化，伴随着君主权力的加强，作为其助手的“相”的权力亦在不断加大，并有了自己的明确职权和显赫的地位。“丞相”，“相国”之类的官名，开始出现在我国的史书上。《宋书.百官制》曰：“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为丞相。后又置左右丞相。”又如《史记.秦本纪》：“（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当然，“相”的官名在战国中后期仍存在，但其职权和地位同以前已有本质区别矣。《史记.申不害传》：“申不害，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为相十五年，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可见为相的申不害已成为在韩国施行各项措施的政治家，已负责国家的具体治理工作。再如稍早些的郑人李悝。《汉书.艺文志》中班《注》曰：“名悝，相文侯，富国强兵。”当然，文侯用其策以至“富国强兵”，可知悝也是魏初国家各项政策的起草人，奠基人。他的作用与后世之所谓“相国”已无明显差别矣。当时，大概东方各国仍沿旧称执政为“相”（楚为令尹），“丞相”，“相国”实为秦所独创也。《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记道：“相国，丞相，秦官也，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这条材料既说明了丞相起源于秦，又概括了其主要职责。 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六国咸定，海内归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国建立。它结束了长达五百余载的春秋战国混乱局面，其对于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划的形成以及政体的形成，影响很大。（首创之功）随着国家各方面的高度统一，权力必然会向中央手里集中，正如前面所说的，作为皇帝治国主要助手的丞相，权力无疑很大。但秦朝的相权受到专制皇权的极大限制，一直都作为其补助力量出现。每当二者发生矛盾时，皇权总具有绝对权威。如在始皇二十六年时，始皇刚定四海，对于如何统治远地，群臣中出现了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这也一直是中国以后历代产生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的源头。丞相王绾与廷尉李斯各执一词，争论不已。在全面考虑到维护统一，加强皇权等因素后，始皇力排众议，“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可以明显看出皇权的绝对无上地位，这种权力甚至可以轻易决定丞相的替换生死。（李斯之死亦是由二世决定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强调皇权的强大从而认为秦代相权对皇权无影响或制约作用。始皇三十七年，在巡游途中的秦始皇离开了他留恋的人间。赵高出于自己利益考考虑怂恿胡亥改诏自立。当时他认为上事需要一个关键人物的协助。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丞相李斯，他既是在场的最有权势的人，又有颁令（主要秉上意起草）的权力。因面最能令朝野内外信服，所以赵高才说：“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臣请为子与丞相谋之。”及到后来，赵高计除李斯后，为了加强对朝政的控制，做了中丞相，大肆铲除异已，扶植亲朋党羽，权倾海内。后来，为了与山东义兵谋和，派人杀二世，立子婴，可见相权在皇权相对衰弱的时候，完全成为了新的皇权，只是没有原来的那么堂而皇之罢了。 秦朝皇权一向以强大著称，其相权既已如此，君主专制相对薄弱的西汉，其相权之大亦可想而知矣。汉初，经济凋惆，百废待兴。国家以黄老无为之术平治国事。“无为”政策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亦产生了诸多之社会问题，如地方割据林立，土地兼并的放任，商贾势力的膨胀，从而使中央皇权大打折扣，丞相的权力就相应突显了出来。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西汉丞相的职责，大体有三：1总领朝议与百官奏事，2选拔任用官吏与监察百官并实行诛罚，3管理郡国上计与考核。百官奏事，均须先送丞相府，经折读审议，然后再转呈皇帝，“西汉前期，尤其是武帝以前，丞相多自功臣出身，位极有臣中的最高级官吏，总领百官，协理万机，一切国事归其管辖。”（《秦汉官制史稿.29页安作璋.能铁基著.齐鲁书社84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丞相职权的几条材料，想必大家都会清晰的看到当时丞相权力之大矣。《史记.陈丞相世家》：“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职焉。”再者《汉书.王商传》中成帝诏中有一段话：“盖丞相以德辅翼国家，典领百僚，协和万国。为职任莫重焉。”还有如《汉书.孔光传》中哀帝诏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宰相，但宰相不一定是丞相，严格来说，真正的丞相制，是实行于西汉前期。”（《秦汉官制史稿》29） 再次，我国是一个礼仪传统悠久的国家，一向以“礼仪之邦”威服四海，我们的古代社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礼制社会，只是把作为XXXXX的一种的法巧妙地与之结合起来罢了。礼议也具有层次性，不仅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礼仪，而且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交往时，也有不同的代表自己身份特征的规定性礼仪，从这一点，在西汉初年的皇帝与丞相之间的持礼上，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当时相权的强大，与丞相地位的尊崇。如《汉官旧仪.卷上》记载：“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曰‘皇帝为丞相起’立乃坐。”由上可见，连皇帝也要对丞相持礼而待，足见其地位，权势之高之大矣。再者《文献通考.卷四十九.职官三》上写道：“春秋之义，掌上公，谓之宰，言海内无不饮焉，故丞相进天子，御座这之起，在舆为下。”以及“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疾自西门入。”由此，皇帝对丞相执礼之恭敬谨慎，可见一般矣。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丞相的权力得到了空前强化。可以这样说：“西汉初年的丞相的权力已达中国古代相权的极盛，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形成了对皇权的一种严重威胁。”在汉武帝以前，丞相一般由功臣、列候担任，权重遇隆，极受尊崇。以至有上面所说的：丞相晋见，皇帝要起身相迎；丞相有病，皇帝要亲至问候；乃至丞相去世，皇帝要亲自至丞相府吊唁，并赐予优厚的葬具，并亲率百官会葬。其地位极高，以至在汉代曾有“将相不辱”“将相不对理陈冤”的传统。再者，凡是皇帝下诏召丞相赴廷尉狱，丞相无论有罪有罪，都不出庭接受审讯，受诏后即须自裁。 最后，我们再来通过几个个例的分析，来试探性地归结下下西汉初年的帝相关系的具体形式，从而归纳概括出中国政治史上三大对矛盾之一的皇权与相权这对矛盾演变，发展的规律。高祖死后，惠帝初立，身为开国功臣之一的曹参为相，他似乎对这位年幼的君主有些轻视。结果惠帝对其不满。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联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孰与箫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向定天下，法令即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足见惠帝对丞相的尊敬实已逾后世之主矣。而且在臣子富有教训式的话语面前，皇帝尚能俯首恭听，则恐怕并非只是敬畏老臣吧，实乃相权之强大已使皇权必须三思而行（曹参代表勋旧贵族势力）。众所周知，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过几措刑，岁段不过数起”的社会虽好，然而相权仍为勋旧势力的代表们把持着，皇帝虽一直试图利用重用非勋旧派的实力，然而每次都遭到勋旧派的反对。（如：贾生），其权力依然受到相权制时。但是由于勋旧们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再加上皇权仍不够强大（经济政治综合实力，受地方割剧势力制约），所以一直到武帝前期，这种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比较著名的当然要数申屠嘉为相了。申屠嘉，开国勋旧也，历仕四朝，德高望重，并在文景二朝中连任丞相。此人即忠直可表又气量狭窄。文帝时，上极爱邓通，因有曾相之通以饿死，文帝赐之铜山。令其私铸。又在天下“听民自铸”。结果导致“邓钱与吴越之钱步于天下”。的局面，其中吴钱的盛行，吴国的富庶又成为了后来“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深受文帝宠爱的近臣，有一次竟“居上傍，有怠慢之礼”，这就引起了申屠嘉的不满，于是“凑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文帝既不愿得罪这位元老，又因实在是通错在先，是以卖出脸皮保了邓通一回，同时又注意没有伤害申屠嘉的面子。但事情并没有因此了结。申屠嘉坚持要诸杀邓通以肃朝纲。“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招若。”后来果然靠这样，邓通才得以活命。 到了景帝，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多少，但日益强大的皇权已对相权在很多方面对自身的限制产生了明显不满。景帝即位，重用晁错。然错为人刻薄少恩，类于商君，因而结怨颇多。丞相申屠嘉对他的专宠恶很不满意（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争夺，这一点后文有所涉及，在此不多赘述）。有一次，他借口晁错为了方便办事而打通宗庙外墙的不敬之行为，“欲诛之”，“错闻之，即夜请见，具为上言之。”景帝大概也早已对这位老臣专横有所不满，因而极力替晁错开脱罪名。（史记记载如下：上曰“此非庙垣，乃襦中垣，不致于法。”）结果，不得上信的申屠嘉只得作罢。归府后，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儿所卖，因误。”竟“呕血死”。申屠嘉为什么这么看重朝仪，这也牵涉到当时丞相的一项职责，那就是“监察百官，整顿朝仪。”丞相对朝官在二千石之下者，可力行诛杀，事后，向皇帝报告一下即可。对自己的同事和僚属，丞相也有很大权威。《汉官旧仪.卷上》：“丞相车里两幡，骑者衣绛，掾史见礼，如师弟子，自禄不拜朝，示不臣也。听事阁曰黄阁，无钟铃，掾有事当见者，主簿至曹请，不传召，掾见脱履，公立席后答拜，百石属不得白事……。”由下属对其执礼之恭以及其车骑规格，则丞相位高权重可得而知矣。 再想，高祖兴汉，起于忽微，如果没有这些穷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则恐事不就。所以对萧何、曹参、陈平、王陵、周勃、申屠嘉这些元老之臣，后世之君必然执长者礼也。一方面是出于礼仪性的需要，另一方面专制君主必须极力满足其同盟者的利益，才能获得勋旧贵族集团对刘氏政权的支持，从而起到稳定汉朝中央的目的。然而，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批批中小地主和富商大贾崛起，他们已不满于汉初那种重用勋老，排斥庶人的政策，恰好与此同时，随着中央集权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加强，皇帝也不满于让权力过大地保留在丞相手中，因而二者便结成了联盟，成为反对勋旧贵族集团的统一战线。 武帝在位时，刚好是这一过渡表现的最突出的时期。窦太皇太后在时，皇帝尚顾于长幼之分，重用窦婴为相，尽管心中极度不喜。窦太皇太后死后，又用了外戚田鼢为相，然而相权依然对皇权有很大限制，这样也为后来内外朝制的设立，权归内朝局面的出现，埋下了深深的种子。《汉书.田鼢传》记道：“当是时丞相入奏事，语移曰，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这则材料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丞相之权威。后来经过了一系列集权措施的实行，又选拔了一部分出身低微的士人，如卫青、陶青、张汤、朱买臣、公孙弘、桑弘羊、金日碲等，初步完成了相权又勋旧集团向新贵集团（姑且如此称之）的移交。这些人起于微寒，一朝而至卿相，因而对皇帝感恩戴德，自不待言。再者，权归内朝，形式明朗，他们也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对权力的争夺之心要收敛多了。而且皇帝已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他人谁敢轻易与之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的话，丞相即刻就会身死以至族灭。这样的例子，在武帝时有很多，但似与此文旨意相去甚远，是以摒弃而不列于文。 综上看来，西汉初年丞相权力以至极大之境，皇权尚要对其礼敬有加。然而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皇权日益加强，相权成为了极力打击与削弱的对象，从而也使西汉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随之建立。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更可以得到关于帝相关系的一些启示。相权与帝权是一对既统一又冲突的矛盾。一方面，国家机构的正常运作要求在皇帝的专制之下，丞相有效行使职权，而一定程度上相权的有效行使必然要求摆脱皇权对行政、司法、军事的全面深入地干涉。毕竟皇帝并非出身于从政经验丰富的士大夫阶层，因而在决策上往往具有过强地主观性，这样毫无疑问是不利于整个统治集团利益的维护的。另一方面，如果相权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无疑会使权利欲极强的专制君主感到反感，一有时机就极力对相权进行打击和削弱，因为他们会把任何能够或可能对自身产生威胁的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总所周知，中国古代统治秩序犹如一棵大树。君主如树干，百姓如厚土，百官似树叶，机构同枝条。唇齿既相依，叶干难分离。若为集权而贸然裁去丞相必然会引起整个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大波动（在原有体制上的局部修改要比对整个体制的更新要容易进行的多，在某种时候也更加容易施行）。而中国又有对前代优良制度袭而不改的习惯，因而与其裁撤到不如分其权以弱其势来得容易。中国古代集权的主要途径—“分其事权，弱其实质”很自然就诞生了。再者这样也便于统治集团内部达成妥协，从而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得以保障。其后历代渴望集权统治者皆或多或少的对此办法加以利用，不同的只是其途径与程度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