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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 (Pericles, 前495-前429) 出身豪富，因力主审判赛门未能进攻马其顿一案而知名，成为激进的扩张主义者。他在随后的两年里与厄菲阿尔特共同主导了放逐赛门，终结与斯巴达的同盟，以及促进激进民主改革的运动。伯里克利建立了给人民陪审员发放薪水的政策，审案时参加者动辄上千人，这是后来雅典民主走向无法无天和腐败的原因之一。前451年伯里克利推行公民权法，父母必须都是雅典人方得成为雅典公民。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典型工具。赛门的母亲不是雅典人，上层社会对与外邦人交往通婚向无成见，但下层人民对移民就难持公平态度，往往成为政客挑动政争的对象。二十世纪末期，南斯拉夫的民主化甚至导致了后来的“种族清洗”。伯里克利用反波斯联盟的财富在雅典卫城建设了宏伟的巴台农神庙 (Parthenon)，供奉黄金和象牙制成的雅典娜 (Athena, 智慧女神) 神像。赛门死于前451年最后一次对波斯的战争，此后与波斯定立了和平协议，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获胜而告终。斯巴达早在前478年就退出了同盟，同盟领导权归于雅典。前454年雅典领导的得利安同盟将共同基金从得洛斯岛移到雅典，但前451年以后波斯的威胁已经消失，同盟的各邦没有理由继续向雅典缴纳保护费。伯里克利召集联盟会议要求各邦继续交钱给雅典，理由就是建巴台农神庙。修昔底德挺身反对，理由是铺张浪费和用其他城邦的钱不道德。但伯里克利的政策符合刺激雅典经济和就业的需要，他等于是用外国的钱在本国为自己购买了选票。结果是修昔底德被陶片放逐。伯里克利消除了国内的最后一个反对派，年年当选十将军。正如修昔底德所说，雅典名义上是民主的，实际上由其首席领导所统治。换言之，雅典从未给领导人不受限制的权力，但公民大会总是通过伯里克利的建议。波斯的威胁消失了，雅典帝国建立了。这个帝国不断面临内部各邦分离运动的威胁，但伯里克利总能以高度的外交智慧和敏捷的军事行动化解危机，并诱使斯巴达在局外观望。和平维持到三十年代末 (431年)，雅典与科林斯的利益冲突变得无可调和，斯巴达为免唇亡齿寒之灾与雅典再次发生大战。伯里克利重施希波战争的故伎，将雅典人全部撤退到城墙之内，避免与强大的斯巴达陆军交战，希望以优势的海军赢得战争。未想过分拥挤的城市导致瘟疫，雅典损失了1/4的人口。战争丝毫看不到胜利的前景，乡村中产阶级构成的重甲步兵开始不满，城市里的穷人生活水准也下降了。尽管伯里克利以他那篇令世世代代的人深为感动的悼词鼓舞人民为雅典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战斗，雅典人还是将他赶下了领导职位，并课以罚金。但新领导更显得无能，反复无常的雅典人重又将伯里克利推上台。但他此时已无计可施，直至公元前429年病逝也无新策略出台。 （4）伯罗奔尼撒战争与雅典的衰落 雅典崛起于战争，战争也使雅典走向衰亡。雅典领导的得利安同盟被称为雅典帝国。雅典不容许成员国脱离，与美国的小布什总统一样奉行“要么与我站在一起，要么就是我的敌人。”得利安同盟的成员国还必须向雅典缴纳进贡式的费用。联盟中所有涉及雅典的争议必须在雅典的法庭上解决，也就是说由雅典人来解决。雅典经常干预联盟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后来雅典干脆取消了联合国式的联盟大会，自己独断联盟事务。最后，雅典试图依照自己的标准来统一联盟内部的货币。联盟内各邦的独立主权逐渐被蚕食掉了，成了雅典帝国的一部分。苏联极盛之时曾在“经互会”里鼓吹过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的“主权有限”论；无独有偶，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后也宣扬主权有限，以“人权”或“民主”为由进行干预就合理。其实2500年前的雅典就曾以支持民主为由大肆进行“国际干预”，而目的不是民主制的扩散，而是控制他国，同斯巴达争霸。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前460-前446) 是后来大战的序曲，如二十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战争主要在雅典与科林斯之间进行，持续了十六年。科林斯所处的位置本应构成雅典和斯巴达间的缓冲国。事实上，科林斯与雅典关系向来不错，曾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与雅典密切合作，一道打败了波斯海军。但雅典向西扩张，特别是囊括了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意大利）以后，科林斯的市场和原料来源被雅典控制，繁荣不再有保障；而且科林斯的富裕邻邦 （或者说是“后院”）米加拉 (Megara) 遭到了雅典侵略和长期贸易禁运。[33] 第一次战役 (前460年) 科林斯获胜，但次年 (前459年) 雅典则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双方在公元前446年就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爱琴岛 (Aegina) 的自治地位订立了和平协议，雅典后来违反这个条约，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接下来雅典在希腊中部镇压比奥夏地区的造反，与斯巴达发生冲突。公元前458年双方在比奥夏地区发生大战，雅典小胜，此后长期控制比奥夏地区。公元前454年雅典远征埃及遭到惨重失败，公元前451年与斯巴达订立了“三十年和平协议”，但这个条约只维持了二十年和平。 雅典实力的迅速增强对其他城邦构成了威胁。与西西里结盟，远征埃及，控制中部希腊，和镇压得利安同盟中的反抗等等，都构成了对希腊其他重要城邦的直接威胁。雅典在周边建造了城墙，以在绝对需要时保障粮食供应。对于一个海上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目的当然不是纯粹防御，一如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 (SDI) 和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国家导弹防御 ”(NMD)。给美国罩上一个防御导弹的“金钟罩”岂不就能放手攻击别国？1950年美国学者赫兹提出了著名的“安全悖论”：一方的安全就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安全。[34] 希腊世界对雅典霸权的反抗终于导致了一个反对雅典的“伯罗奔尼萨同盟”。 斯巴达成为这个同盟的天然领袖，首先因为斯巴达实力强大，其次因为宗教和文化上的传承是区分两大阵营的天然符号标志。斯巴达代表多里亚人的传统，雅典则代表爱奥尼亚传统。有点类似于东正教和其他基督教派（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或现代的共产党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区别。这些文化和政治上的区别被夸张到了极点，其实是凝聚内部力量和团结盟国的手段。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组织方式与得利安同盟不一样，没有统一组织，每个城邦单独与斯巴达订立双边条约，斯巴达也从未企图把同盟变成一个雅典式的帝国。斯巴达宣称为希腊世界的自由和城邦自主而战，要解放受雅典奴役的城邦。此时的斯巴达仍拥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而雅典有最强大的海军。从此，希腊世界再也不是彼此各有冲突和矛盾的1500来个城邦，而是组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保持中立越来越难。两大集团的对抗最终导致斯巴达公开要求雅典向科林斯让步。伯里克利则说服雅典人拒绝斯巴达，说接受要求就是示弱，斯巴达将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 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发动全面进攻，伯罗奔尼萨大战爆发。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深刻研究是不朽的著作，至今仍为国际关系理论课程的第一本必读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他写下了这样的话：“至于双方为什么撕毁‘三十年和平协议’，我建议先研究他们之间具体的利益冲突，从而解释希腊这场宏大战争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利益冲突掩盖了战争的根本原因，即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实力的增长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这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现实主义理论指出：当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弱肉强食必然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法则。为了安全，各国不得不追求有利于己的实力对比，或增强自身、或与他国结盟。因此，各国对相互利益关系的判断受制于实力对比状况，也就是“极”的数量，如单极、两极、或多极。意识形态，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等等是重要因素，但远不如实力对比更重要。冷战、中苏冲突和中美结盟、第二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一直在反复验证着这个规律。 雅典的陆军不是斯巴达的对手。伯里克利决定采用在希波战争中用过的策略，他说服雅典人放弃了阿提加平原，全部集中到城里。2/3的雅典人挤在一起，前429年爆发大瘟疫，摧毁了雅典1/4的人口，也摧毁了伯里克利。但雅典人依然拥有海上的霸权，而且他们首次选出了出身平民的富裕企业家克里昂 (Cleon) 作领袖。克里昂战死后，尼西亚 (Nicias) 取得领导权，与斯巴达谈判和平。斯巴达倾向和平，但比奥夏和科林斯坚决反对。雅典内部也有年轻的商人阿尔西比亚得 (Alcibiades) 所领导的强大反对派，反对与斯巴达媾和。在充满矛盾的休战期间，阿尔西比亚得成功地说服了雅典人采取反斯巴达的政策。公元前415年，经过激烈的民主讨论，雅典决定派遣海军远征西西里岛上的民主城邦希拉求斯。如果成功，形势将对雅典十分有利。不料，一如美国在越南的冒险输在美国国内政治而不是越南，雅典内部的民主政治把雅典导向了失败。在远征西西里的前一天夜里，没什么宗教信念的阿尔西比亚得被控辱神，迫使他不得不逃亡斯巴达。雅典失去了最后一个领袖，却成就了敌人。阿尔西比亚得为报复雅典公民们对他的不公正，让斯巴达加强希拉求斯的防御。雅典一次次增援其远征军，却一次次被希拉求斯海军打败，直至全军覆没。斯巴达及其盟军在陆上围困了雅典城，并夺取了劳里阿姆银矿。雅典的全部希望是海军，海军也是雅典平民政治的最强大基础。雅典把神庙和神像上的黄金白银刮下来熔化成货币，终于重新创建了海军。前407年，雅典民众请阿尔西比亚得回国指挥军队。阿尔西比亚得获得了一系列军事战役的胜利，但又被民主的派系政治给搞垮了。接手阿尔西比亚德的将军也打了胜仗，却被政客所挑动的公民们因莫须有的罪名判决死刑。飘忽不定的民意成了少数政客翻云覆雨的工具。此时，斯巴达与波斯结盟，在优势的情况下再次提出和平，雅典公民们却莫明其妙地拒绝。这时的雅典，制度紊乱，热衷政治挑唆的政客大行其道，人民士气低落，腐败盛行。雅典的行为变得不理性，而且残忍。 在战争的早期，米提兰 (Mitylene) 城邦要求脱离得利安同盟。雅典颠覆了那里的政府，该城人民便向雅典投降了。克里昂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演讲，要求彻底摧毁米提兰，以吓阻其他城邦的独立企图。大会同意对米提兰采取严酷的惩罚措施，但在一个温和的代表演讲之后又决定宽大处理。在战争的后期，雅典向米洛斯岛 (Melos) 派遣使节，要求那里的居民 (Melians) 放弃中立。雅典的使节带给米洛斯城邦一句后来国际政治著作经常引用的话：“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权利仅存于实力相等的城邦；强者作其能作之事，而弱者遭受不得不遭受的损害 (You know as well as we do that right ... is in question only between equals in power, whil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米洛斯城邦最终放弃了长达700年的独立自由，向雅典投降。但雅典却杀死了那里所有的成年男人，将其妇女和儿童贩卖为奴，并派500个雅典殖民者把米洛斯变为自己的新家园。[35] 古代雅典比今天任何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度都高得多，但它不仅在古希腊世界里最具侵略性，而且民主投票决定侵略西西里岛上的民主城邦希拉求斯。希拉求斯海战是雅典的滑铁卢。雅典“善待”中立的邻邦，令人想起美国和英国对长期围困伊拉克导致二十万儿童早夭无动于衷，指其人民必须为其统治者付出代价；令人想起美国为“人道目的”用贫铀炸弹轰炸南斯拉夫，并言明只管炸，不管重建。美国在北越遍施枯叶剂的残忍行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美国是民主的，这个民主国家既慈善，又残忍，与非民主国家的对外行为没有什么不同。雅典的民主并不导致其前期的宽容和后期的残忍，民主同是否善待邻邦并无大的关联。当雅典势力强盛，宽容是一种慈善行为。当雅典面临灭亡的危险，就非常依赖盟邦进贡的财富，因此盟邦的反叛对雅典构成致命的威胁。 斯巴达靠与波斯的联盟获得最终的胜利。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结束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次年（前403年）我国进入了长达180年的“战国时代”。从德拉科制定第一部宪法（前621）或梭伦执政（前594年）算起，雅典由崛起到衰败的全程大约二百年。从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改革（前506）算起，雅典的民主制方逾百年。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阶级斗争逐渐激化，内部充满派系斗争。古老而声望卓著的贵族阶层遭到商业阶层的严重挑战。商业阶层随海上贸易和海权的扩张而壮大，靠财富的积聚获得了政治势力，也获得了关于战争和政治的知识和技巧。这个新兴的商业阶层导致雅典城邦的政治与其他城邦非常不一样，他们完全不依赖家族声望来管理政治。伯罗奔尼撒战争反映了这个商业阶层的利益。古老的贵族家族不太关心扩张雅典的海外贸易利益，他们关心雅典，却并不关心雅典帝国。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逝世以后，雅典的民主制暴露出其脆弱的本质，出现自毁的危险。前411年，希拉求斯惨败以及联盟内频繁出现的反叛使公民大会灰心丧气，吵闹不已，结果，四百名贵族接管了政权，暂时稳住了雅典的政局。数月以后，一个代表性更广泛些的贵族会议接过了政权。再往后才恢复了民主制。战争失败后，斯巴达依然让雅典自治，因为斯巴达的目的不是摧毁雅典，而是摧毁雅典帝国，为各城邦争取独立和自主。此时的雅典出现了“三十专制者”(the Thirty Tyrants) 政权，是白色恐怖统治时期。虽然后来民主制终于恢复，但往日的社会和谐和强大信心再也没能恢复。雅典依然是民主的，但雅典城邦却是腐败和没落的，不复往昔的自信和自尊。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因为新兴的商业利益占了主导地位，雅典本来就薄弱的传统文化遭到蔑视，削弱了人民的凝聚力。阿尔西比亚得肆无忌惮地展示自己的财富，经常与政治上的朋党在一起举行大规模欢宴，而且公开同苏格拉底这样的“异议人士”密切往来。虽说政敌指控阿尔西比亚得辱神的证据并不扎实，但史家认为他的确是个疑犯。阿尔西比亚得的生活方式与雅典的平民社会格格不入，冒犯了雅典公民。前408年，雅典人请他回国主政，对他挽救危亡的能力寄予信任，但一次海战的失败却使他在前406年的一次公民大会上落选，再次迫使他逃跑以避惩罚，最终客死他乡。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虽然成为古希腊的霸主，但元气大伤。各城邦的分裂组合及内战又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文明急剧衰落。雅典更民主了，但雅典也更加腐败和虚弱了，以至逐渐默默无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希腊北方的马其顿（Macedon）通过战争手段统一了希腊。亚里士多德死于公元前322年，他见证了于公元前337年召开的“科林斯会议”，马其顿在会上成了全希腊的盟主，希腊的城邦时代宣告结束。次年，马其顿王菲力普（Philip）被刺，其子亚历山大（Alexander）接替了王位。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开始了长达12年的东征，占领了北非，摧毁了波斯，进驻了中亚，一直打到印度的西部。公元前323年，他在巴比伦（Babylon，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南）死于疟疾，比他的老师早死一年。亚历山大死后，他建立的庞大帝国如成吉思汗的帝国一般立即分崩离析，演变成几个王国，主要有安提柯（Antiochus）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希腊地区，托勒密（Ptolemies）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以叙利亚为基础的塞琉古（Seleucid）王朝，统治西亚和中亚。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所谓“希腊化时代”（Hellenization），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公元前150年以后），希腊地区被罗马征服，民主制度被废除，希腊人臣服于一个全新的，以贵族法治为代表的文明。还值得一提的是，斯巴达拒绝参加科林斯会议，是希腊世界最后被马其顿征服的城邦，也是最后被罗马征服的地区，展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公元前221年，亚历山大死后一百年，秦始皇统一了全中国，先于罗马，我国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十五年后开始了强盛的汉朝，我国的主体语言和主体民族由之得名。如果至今还有人怀疑中国大一统的功效，应当去读一读美国开国元勋们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看看他们为什么反对邦联，强烈要求联邦。[36] 没有联邦，就没有今天的美国。自我国实现了大一统之后，包括罗马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一直无法超越中华文明。国家统一崩溃的时代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最黑暗的时代。欧洲相对于我国的落后延续到十七世纪初近代欧洲发明了具有超常内聚力的“民族国家”。当今的世界上出现了庞大的民族国家，欧洲再不联合起来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