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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是一部曲折动荡的历史，先是有军阀割据、长期混战，随之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继之以三年内战，斯诚乱世矣。所谓“乱世出英雄”，民国的曲折动荡造就了一大批乱世枭雄，而吴佩孚又以其独具个性的政治表演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而成为民国人物中之一大亮点。对于吴佩孚，历来对其褒贬不一，一部分人基本上对其持肯定态度，如陶菊隐，谓其“革命军人（1）”,时人濑江浊物撰《吴佩孚正传》，亦对其多有溢美之辞。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其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只是一个“劣迹昭著的军阀（2）”而已。这部分人以来新夏为代表。这些评价，诚然都不乏其中肯，但又往往只抓住了吴政治人格中的一面而忽视或淡化、曲解了另一面，从而有失偏颇。这里涉及到了政治人格的问题，何谓政治人格？简单的说，政治人格也就是个体人格的政治化表现。由于个体人格往往是多重的，个体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往往是复杂多变的，因而个体的政治人格也往往是复杂多面的。尤其是在纷争多变的乱世，活跃于该时历史舞台上的政治人物，其政治人格都不可能是单面的，而是复杂多面的。以生活于三国乱世的曹操而言，我们既不能单纯的说他是一个奸险诈伪的白脸奸臣，也不能单纯的说他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吴佩孚的政治人格也不是单面的，而是双重的：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本文拟就吴佩孚政治人格的双重性略作分析，以期能对吴佩孚的评价有所裨益。 从1918年到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前的近五年时间里，吴佩孚基本上是以一个事实上的革命者的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之所以说“事实上的革命者”，是因为吴佩孚在这一时期并未打出革命的旗号，但是他的一些言论、行动是革命或倾向革命的，他的言论、行动所导致的一些结果在客观上是有利于革命的。 吴佩孚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革命性于其反段、梁内阁之卖国行径，反对段祸国殃民的武力统一政策，公开支持“五四”爱国运动中可见一斑。 从1918年8月起，吴佩孚就连续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痛斥段祺瑞亲日卖国，谴责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是“亡国之政策”，揭露安福国会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劣迹。 1918年南北战争，吴佩孚攻占衡山后，拒绝继续南进，并通电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卖国。电中有云：“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3）？”。继而又向全国宣布他的三大政治主张：一、官吏不卖国 二、武人不争地盘 三、召开国民大会（4）。又提出其“五不主义”，即：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与外人勾结、不做督军、不抢地盘（5）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亲日派章宗祥、曹汝林、陆宗舆与日签订《中日密约》，出卖中国主权，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于是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一爱国浪潮中，吴佩孚是站在正义这一边的。他首先通电要求罢免曹、章、陆，并发表通电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他声称“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6）。对于山东问题，他亦非常关注，他“恨安福系丧心病狂，订立卖国条约，以致鲁-案永无挽回之望（7）”，“其对于鲁案之热心，仍非他人所能及也（8）”。对于山东问题，他反对与日方直接交涉，他与王占元、卢永祥、潘矩楹、张宗昌等四十八人联名致电靳内阁，又以陆军第三师全体官兵名义致靳，电中有云：“当局者亦何必胶执成见，偏欲与国民为意气之争。试问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耶？抑或以政府为主体耶？邻国重于人民耶？抑人民重于邻国耶（9）？”这显然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讲话的。 在中日闽案交涉中，面对中央政府的软弱表现，吴曾发表通电，其中有云：“查我国近年，屡采中日亲善政策，以注意内争，置国权国土于不问，中央政策，与全国民意背道而驰。殊不知我对日人亲善，而日人对我则毫无亲善可言。济南博山之戕害未已，胶济沿路之侮辱屡见。此次福州惨剧，派兵调舰，咄咄逼人，更有剑及 及之势。岂我国非独立自主之国耶？抑我国国民数百万，将领数百员，专为内争而设耶（10）……” 吴佩孚在上述事件中的言论与行动诚然有收拢民心借机提高自己与直系的威望，打击削弱皖系的政治目的，但他作为军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言论、行动对当局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而这些言论与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在客观上对革命是及其有利的。 吴作为一个军阀，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如此的革命性呢？ 一是因为吴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便有着很深的民族主义情结，有着“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他们鄙夷地把周边国家或民族称作戎、蛮、夷、狄，认为他们未经教化、文明未开。自古至今，这种“民族主义情结”都具有国民的普遍性，而尤以知识分子为重。吴便是一位有着很深的“民族主义情结”人。他一向认为中国文化世界第一，连基督教也是源出于中国。他颇有“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他从骨子里瞧不起日本人，他说日本人都是中国移民，连说话都是江苏口音。他自己是吴太伯之后，往后中日间若有什么交涉，他发封电报给天皇，把这段历史告诉他，无事不可成。.因此，对于“上国”受“夷人”尤其是“倭人”之欺侮，他感到非常愤慨，加之吴又是山东人，山东在近代又深受英、日、德之侵略，这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因此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便明确的表示站在学生一边，痛斥军人对内之非。吴一生都能坚持民族立场：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出山当“华北王”，他一口回绝，艴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是坚决拒绝。吴的“民族主义立场”正是其反帝爱国的原动力。 二是因为他的“士大夫”心态。儒家思想要求知识分子具备“内圣”、“外王”的 人格取向。所谓“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虽然历代大儒都把“内圣”置于首要的位置并屡加强调，但“外王”也从未被忽略。儒家的某些代表人物甚至把“外王”提到十分引人注目的地位，如荀子便认为，理想的人格应当具有“经天纬地而裁官万物”的本领。历代的知识分子也正是毕其一生以求实现这一理想境界的。到了晚清，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的主权领土逐渐沦丧，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因而对知识分子“外王”的要求便显得非常迫切。吴是晚清秀才，而且还中过举人，如果不是得罪了当地乡绅而被革去举人，他可能还会继续其功名路。作为一位受传统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他的骨子里渗透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他生平崇拜关、岳，常以“儒将”自诩。他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儒家古老的经学正统之上的，这从他晚年所著《循分新书》、《明德讲义》、《正一道铨》中可见一斑。所以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心态，这种心态在他的诗“登蓬莱阁歌”和“回防途次”中有明显体现。“登蓬莱阁歌”曰：“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设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11）。”在“回防途次”中有“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之句。正是他的这种“士大夫”心态促使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段内阁的亲日卖国政策，支持学生运动。 当然，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他的言论与行动也有收拢人心，借机提高自己与直系的威望，打击削弱皖系的政治目的。这也正是他善耍政治手腕的表现。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吴政治手腕的“高超”：吴通电要求罢免曹、章、陆以后，“此时又得全国工商界之倾心，其声名遂洋溢于全国，无人不想望其风采，而称之为救时伟人矣（12）”。西方的政治家和商人们也向吴佩孚欢呼：美驻华公使芮恩施曾在《PEKINGLEADING》上公开了他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文中高度赞扬吴佩孚是“民主大众的支持者（13）”；英《THETIMES》的通讯员弗雷泽，亦以赞赏的语气说，吴佩孚是“推翻亲日政府的英雄，全国集希望于一身（14）”。甚至连后来的中共也赞扬他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15）”。 但是，作为一个军阀，吴大部分时间是以一个反动的“丑角”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 吴是一个老北洋，北洋军阀所具有的一切反动的、祸国殃民的特征他亦都有。吴的反动本质集中体现于制造“二七惨案”和与奉张勾结，进攻南北革命势力。 1923年的“二七惨案”是吴个人历史上最黑的一页。在2月4日总工会宣布京汉铁路全路总同盟罢工后，吴命令萧耀南立即解决工潮，必要时不惜采取武力镇压。由于工人坚决不肯让步，2月7日，全面镇压开始。江岸工会遭军队围攻，枪毙50多名工人，工会领袖林祥谦、施洋等被“枭首示众”，伤者无数。武汉实行大戒严，各工会被封，工联会遭劫，军警密布街市，捕拿工人领袖。吴的反动本质在这一次惨案中得到充分暴露。 1926年6月，吴与张举行“两巨头”会谈，商定了一项反革命计划：双方议定在联合攻下南口之后，吴佩孚主要负责进攻南方的革命势力，张作霖则侧重进攻北方的革命势力（16）。直奉军阀在“反赤”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加紧了对南北革命势力的镇压。1926年5月30日，瞿秋白发表《五卅周年中的中国政局》，对直奉军阀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和“反赤”罪行进行揭露，指出：“……河南自入吴佩孚之手，铁路及其他工会一概受摧残，其余民众团体领袖不遭惨杀，便被捕入狱；杞县的红枪会和农民，反对苛敛税捐和预征钱粮，吴佩孚和寇英杰便派大兵征剿，杀戮止四五千人，大炮轰毁村庄十余，奸掠酷刑，无所不至。郑州、开封等处也在强迫使用所谓省票，而省钞只值现洋二折。种种苛税更是不一而足，已在准备预征民国十七年的丁地钱，续办不动产注册费。湖北在吴佩孚直接统辖之下，民权更不必说起，从“二七”屠杀直到毒死萧耀南，吴佩孚的杀戮政策，一日没有停止，那地方的一切民众团体已经早就绝无活动之余地。湖北的所谓官票已经发到九千余万，票价日益跌落，弄的各机关的小官吏都不能不罢工索薪，要求改现发给（17）” 吴的反动性，主要是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军阀。“一个军人，上没有为国家利益，下没有听民众要求解放的呼声，只是前面靠官僚、政客、土豪、劣绅以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做了虎狼，后面勾结着帝国主义做了声援，这就是军阀（18）”。近代北洋军阀集团，由于其具有“割据称雄、拥兵争霸，各树派系、荣损与俱，卖国媚外、残民以逞（19）”等特点，而毫无疑义地成为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吴作为这一反动政治军事集团中的重要一员，由于具备了以上特点，所以毫无疑义地具有了反动性。 吴的反动性与其思想体系不无关系。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吴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儒家古老的经学正统之上的。他推崇孔孟之道德学问。他晚年著《循分新书》等书，认为民国成立以来，内战频仍，主要原因是废除了礼教。他的责任是恢复经学正统和推广教化。他的这些思想恰恰是革命所要推翻和废除的。他的思想体系便与革命新思想产生了正面的直接冲突，为维护其思想体系，他便反对革命，与革命为敌。 吴佩孚政治人格的双重性，决定了其人生历程的复杂性。他的革命性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人民爱戴的“革命将军”，而他的反革命性又使其很快失去民心，激起民愤，最终被革命的潮流所淹没，从而淡出政治舞台。 （1）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2页 （2） 来新夏、莫建来《建国五十年来北洋军阀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 （3） 陶菊隐《吴佩孚传》第32页 （4） （5）叶署明《草莽中国》第156页 （6）（7）（8）（9）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载《近代稗海》 （10）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11）陶菊隐《吴佩孚传》 （12）（13）（14）（15）叶署明《草莽中国》 （16）（17）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18）胡汉民的一次演说 摘自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19）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参考书目 （1）《北洋军阀史》来新夏等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近代稗海》第五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吴佩孚传》陶菊隐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4）《草莽中国》叶署明著 花城出版社 （5）《中华文化概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