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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在整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以城市为中心的聚落规模开始扩大。欧贝德时期形成的两级聚落逐渐被更加复杂的三级聚落或四级聚落取代。在聚落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出现并广泛用于社会管理；以神庙为标志，宗教的作用日益增强；贸易，特别是长途贸易不断发展。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国家的最终形成。 三、文字、印章的发明、使用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文字的产生适应了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需要。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文字雏形出现在乌鲁克三期。在乌鲁克四期，文字应当已经出现，但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有字泥板。在乌鲁克时代末期，即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文字记录正式出现。文字产生时，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有大规模移民的迹象，在乌鲁克周围发现的100多个属于乌鲁克四期的聚落遗址，其中仅11个遗址有原始居民居住的证据，其余90多个聚落遗址应非当地居民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结果，应是移民的新建聚落。在这些社会组织已经相当复杂的聚落里，依靠记忆的记录手段显然已经不可能胜任社会管理的需要，必须寻找另外的更为可靠的方式，文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的。 目前我们所能发现的文字出现以前的记录方式大约有5种。（1）记数用的算筹；（2）有印鉴的算筹包或球；（3）记数泥板；（4）重量单位；（5）印章。 最早的算筹用石头制成，一个算筹代表一个计量单位。大约公元前7千纪时，陶筹逐渐取代石筹，出现了形状不同的算筹，球形、菱形、圆盘形、四面体形等，每种形状代表一定的计量单位。有印鉴的算筹包或球的种类有数十种，用陶土制作的空心包或球内部装上不同形状数量的算筹，是比较复杂的记录方式。装在里面的算筹形状不同，它是否代表不同的计量关系？抑或是代表不同种类？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得到明确解答。不可否认的是，它必定是比单个的算筹进步的记录方式。同时，一些散落的算筹表面开始出现一些符号，有些算筹的形状与后来一些书写符号的形状极其相似，可以推测，这些符号代表记录物品的种类。还有一些长方形或扁平或圆形的泥块或石膏块，上面刻着一些圆形符号，可能代表数字，因此称记数泥板，但是其计量标准目前还无法与已经确定的古朴文字时期的计量标准相吻合。 重量单位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进一步确证了，在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国家起源过程中，管理职能的重要作用。文字产生前，两河流域地区已经出现重量单位。在早期文献中，出现了面积和容积单位，可以断定文字出现前，这些计量方法已经出现。考古发现中也发现了大量容量和体积统一的有斜沿的碗和冠形碗，占所有已发现陶器数量的80%，它们可能是大规模集体劳动时，统一分配食物、日用品等的量具。 这个时期，印章出现，成为社会记录管理的重要内容。乌鲁克晚期的印章应当代表个人。最早的印鉴内容多与宗教信仰有关，往往是一些人手提肩扛贡品面向一栋建筑，可能是神庙。后来，开始出现将实景图象高度抽象化的印章以及纯几何图形的印章，这类印章可以用工具进行批量生产。由于图形种类有限，印章间差别并不明显，因此不太可能是私人所有，应是集体所有。而且，这类印章发现地十分分散，所发现的这类印章的印鉴也不多，由此可以推定，这类印章可能是一种身份标识，相当于证件的作用。此外，在叙利亚、安那托利亚，甚至埃及都发现过这类印章，证明这类印章应当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广泛使用。再晚些，出现了几何图形化的实景印章，这应是实景印章的发展，既具有私人特色，又可以批量生产，差别仅在质地、体积上表现出来，证明社会发展日益复杂化。 当上述所有这些记录方式都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时，文字就应运而生了。在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文字资料。在乌鲁克埃阿那神庙中发现了最早的文字书写证据，泥板上的语言所属不详，也无法阅读。但是，文字大部分是图画式的，至少可以读懂一部分。所发现的古朴文字泥板主要记录日常生活中物品、土地数量等。在一些纪念性建筑基址面，还有很多散落的泥板，泥板上为最早的图画文字和印章，记录着物品管理和工人配给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文字记录均是临时性的，在乌鲁克三期发现的泥板全部从灰坑中发现，说明这些记录是短期的、临时性的记录行为，没有保存功能。乌鲁克四期出土的有字泥板中有90%是收据和交易数量、财产数量的记录。乌鲁克发现的收据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没有收据的交易是不合法的，证明在乌鲁克四期已经出现法律规定的雏形，即使成文的法律一千年后才在两河流域地区出现。在捷姆迭特那塞尔出土的职业官衔表是最早的与物品清单、收据等无关的文字记录，它证明文字记录已经用于国家管理之中，也证明这个时期，国家已经形成。职业官衔表的记载证明，在两河流域早期国家中有了社会等级、官僚等级、职业等级的划分，宗教祭司、长老在国家管理和社会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文字产生并非国家形成的单一标志，文字在叙利亚的埃布拉和伊朗的苏撒几乎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同时出现，但苏撒的文字很快被两河流域地区发明的楔形文字取代，同时国家形式也代替了苏撒本地起源的政治组织形式。文字产生前后，发达的神庙和宗教组织是也国家出现的重要前提。 四、宗教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在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权力机构相继出现。在城市中，最早出现的组织机构应是神庙，宗教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从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的起源远远早于人类定居生活。在4万5千年前，尼安德特人的生活中已经有了宗教崇拜的观念。他们在死者胸前涂抹上红色代表某种神秘的宗教含义。在定居生活开始之初，人类的宗教观念可能仅止于崇拜自然事物。在定居生活稳定之后，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开始出现了与宗教崇拜有关的建筑，或是位于聚落中心的广场，或是一座高台，或是一个大房间等等。古代两河流域最早的神庙出现在欧贝德时期的埃利都，当时的神庙仅由一个神龛、祭坛和周围不大的地方组成，占地面积很小。之后，神庙面积扩大，神龛与祭坛之间的距离扩大，神庙开始建筑在高台上，这时的神庙应是一个集会场所，城市或聚落的居民在这里祭神、决议等。神庙也已经开始有聚集产品的功能。在乌鲁克发现的乌鲁克时期的神庙建在欧贝德时期的神庙之上，表明宗教崇拜的延续性，在其他遗址，如埃利都、乌尔、吉尔苏和尼普尔都发现相同特征。在乌鲁克发现有两座泥砖建筑，高耸在平台之上。东边的称“白庙”，后来是供奉天神安努的神庙；西边的后来称埃安那，意思是“天之屋”，是供奉丰收女神伊南娜的神庙，二者分属原库拉巴和埃安那聚落所有，在城市合二为一后，神庙仍然保持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埃阿那神庙布局复杂，多级塔庙已经形成。白庙在建筑格局上相同，与其他同时期神庙规模已有所区别，证明城市保护神观念已经形成，城市保护神凌驾于其他神之上，也证明了社会权力、社会等级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城市或城镇的保护神与城市同时产生，城市的居民都听命于该神，而同时供奉其他神。乌鲁克神庙的首要职能是管理方面的。乌鲁克的埃阿那神庙中发现了大量有关证据证明这里已经完全成为城市，甚至一个辽阔区域的经济中心。埃阿那神庙遗址发现的大量印章、印鉴、早期古朴文字泥板等所反映的多是与地区间贸易、产品交易、货物储藏等有关的事务。在神庙建筑中，出现了功能分区，大殿为祭祀神供奉神像之处，在中心庭院两侧为神职人员活动的区域，包括祭司及其他辅助人员的住处、神厨、神井、储藏间等。乌鲁克发现的古朴文字泥板就是在储藏间出土的。神庙还是城市的经济和商业中心。储藏库里收藏着城市的各种产品，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贸易商品，神庙外庭院是城市的市场。此外，手工业中心也在神庙里，在埃阿那神庙发现了制作陶器和金属器的手工业作坊。其中金属器作坊面积很大，所能制造的金属器数量显然并非私人所有，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由国家和政治实体控制的工场。 五、贸易活动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此外，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贸易活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古代社会，贸易的含义不仅是长途或短途的商品贸易，还包括纳贡和掠夺。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贸易网络在国家产生前已经形成，与伊朗高原东北部、西南部、海湾地区、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安那托利亚地区的贸易网络在公元前7千纪时就已经出现。乌鲁克时代晚期，以两河流域南端的乌鲁克等城市为中心，通过经济、贸易、军事和文化扩张等手段，在古代西亚地区建立一个交流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安那托利亚中南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中上游；亚美尼亚；伊朗高原西北部；伊朗高原西南部；海湾地区；印度河流域；埃及；爱琴海；地中海；安那托利亚西北部；阿富汗山区 这样一个庞大的地域范围，形成了一个贸易的世界体系。 乌鲁克世界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公元前3700年开始，至少持续了400年，甚至可长达600年。而随着乌鲁克扩张和影响的深入，乌鲁克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形成。在乌鲁克扩张后期，随着乌鲁克社会和国家发展日臻完善，以乌鲁克为代表的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城市势力逐渐强大，超过了被扩张地区，乌鲁克文化逐渐在各地占据主导地位，军事征服很可能成为扩张的主要手段。这时，乌鲁克的扩张由原来的双向互利转变为单向的，以乌鲁克单方面控制被扩张地区的原材料为主要方式，同时乌鲁克的管理形式和文明要素，如文字、印章、建筑装饰艺术等传到被扩张地区。 乌鲁克扩张的形式多样，包括人口迁移、物质交换和文化模仿等。而造成这些形式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比如交通状况、自然状况和原材料的需求等各种因素。因此，在被扩张地区，乌鲁克的影响存在差别。这些差别与地理环境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如在交通便利的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没有考古证据证明乌鲁克人定居于此。而在上游山麓地带，为了适应长途贸易的需要，则存在着大的乌鲁克人定居中心。物质交换的范围更加广泛，来自阿富汗山区、伊朗高原、地中海岛屿、安那托利亚高原中部和东南部、印度河流域、海湾沿岸等的商品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都有发现。其中文化模仿的痕迹十分清楚。在印度河流域，仿自两河流域的印章上，刻画着当地特有的大象图案；社会组织、文献记录方式、房屋建筑、艺术等的模仿证据在上述地区也均有证据发现，也明显地证明了乌鲁克的生活方式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在西方和北方等规模较小，居住形式比较分散，经济结构简单，仍然处于原始农业发展阶段的地区，或完全移植乌鲁克人的生活方式，或"取代当地人成为最高等级"，或占领无人地区，以此达到控制贸易网络的目的。 贸易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不仅提供生活必需品，更主要的是贸易中的奢侈品，如宝石、黑石、珍贵木材等数量的不断增加证明了两河流域地区等级分化、统治阶级产生以及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乌鲁克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原材料，如金属、木材、石料和油料。乌鲁克人沿贸易路线建立城市化的货栈，或者由当地统治者纳贡、军事征服和掠夺，更经常采用的是与当地居民签署互惠协议，由当地提供劳动力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或粗加工。这些行为导致中央权力和复杂的政治机构的确立，并以此确立了国家外交、经济、政治基础，确立了社会经济等级。扩张反过来对乌鲁克本土的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和促进，比如神庙建筑和权力由于财富的增加而愈加扩展，主要表现在农业剩余产品由神庙负责进行再分配等。 同时，两河流域地区先进的管理方式、生产生活技术等也通过贸易途径影响着周围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政治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这些次生国家又通过贸易手段继续影响其他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国家产生的范围，如阿淑尔城邦在接受两河流域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后建立了阿淑尔城邦国家，即古亚述王国。古亚述人又通过贸易和商业交往，在安那托利亚高原中部和南部地区建立商业货栈，用承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管理方式管理这些货栈，它们成为安那托利亚早期城邦统治的最早成员，并影响了赫梯国家的产生。 六、战争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在有关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探讨中，战争导致国家的产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战争或军事行为并非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但军事行为无疑促进了国家形成的进程。早在人类定居之初，掠夺和防御就已经是聚落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杰里科。因其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建立军事防御体系是聚落生活的头等大事，相形之下，查塔·休於遗址中，军事防御体系并非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反而是日常生活住所和宗教生活建筑占主导地位。在两河流域城市化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类似现象，各个早期城市的功能也因此有所差别。埃利都、尼普尔、乌鲁克等城市侧重于宗教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功能；乌玛、基什等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更重视军事权力，因此是最早出现王宫的城市。 七、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在乌鲁克时代后期的聚落里，主从关系、中心与边缘关系更加复杂。这样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制定制度来解决纠纷、减少犯罪。在简单的村落社会里，只要通过宗教行为控制社会和经济活动，由社会团体中有威望的人组成长老会，讨论决定公共事务，小的聚落社会就可以维持运转。随着村落社会的发展，社会秩序也日益复杂，城市的产生顺应了这个潮流，在城市中有掌握权力和财富的祭司等上层人物，有手工业者、商人、农民。城市中产生了权力机构。在乌鲁克，《吉尔伽美什史诗》及其它传说故事证明，城市中出现了王、长老会和公民大会三级机构。首领的职责显然是了一个国家统治者的职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捷姆迭特那塞尔发现的一块太阳石刻碑上，有两人猎狮的场面，他们穿着打扮一样，蓄须、留发髻、戴冠、穿长褶裙，一个在弯弓射箭，一个在投掷长矛，它主要表现一个孔武有力的英雄使用不同武器的形象。在这个时期的一些印章中，同样打扮的人也经常出现，或主持喂养圣牛仪式，或正在手刃敌人，描绘了一个拥有宗教和军事权力的领袖形象。统治者是城市神和人民中间的媒介，他也是城市处于危亡时刻的保护者。统治者也具有重要的宗教地位，在乌鲁克发现的祭神瓶画面上，一个向神贡献的裸体祭司的后面还有一个人，但可惜瓶子在这里缺失，从旁边一个有可能是仆人的人手捧带穗的腰带正在献给某人的场面看，几乎可以肯定，缺失部分描绘的一定是主祭者，即统治者。在其他艺术作品中，统治者的形象为穿裙子、戴缠成麻花式的冠，负责神庙的建筑和维护。在乌鲁克时代晚期的音节表中出现了塞姆语“?arru”一词，这个词的意思是“王”，有可能是对这个首领的称呼。 乌鲁克时代晚期，国家官僚机构的雏形也已经产生。在乌鲁克已经出现了高级官吏、普通官吏和祭司。在捷姆迭特那塞尔发现的早期文献中，出现了高级祭司、聚落统治者（en）、贸易事务总管（?ab-gal）、高级女祭司（fen）、伊西布（i?ib）祭司等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往往拥有高额财富。劳动力管理显然是国家政治统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乌鲁克晚期，劳动力参与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参与修建神庙和城墙、参与建造大型建筑物。一些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强制劳动，即出现了奴隶劳动。 在乌鲁克时代晚期，古代两河流域已经进入等级社会，出现了以统治者为首的贵族等级，他们是各级官员和管理者，拥有土地、财富、房屋等经济上的特权。在贵族等级之下是平民等级，他们应是从事劳动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有服劳役的义务。奴隶等级可能尚未正式形成，但强制劳动已经出现，而且在战争中已经出现战俘，这预示着可能已经有奴隶身份的人存在。 这样，经历了从农业革命、城市化等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宗教、贸易、军事以及移民、技术进步等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两河流域国家在乌鲁克时代晚期已经基本形成。在国家中出现了统治者、官僚机构、管理体系、社会等级划分、法律规定等等，其物化方式则表现为文字的产生并与印章一起用于国家管理、大型纪念性建筑出现、大型金属冶炼工场在国家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