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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召开蒙元史相关学术会议四次。3月20-21日，“元青花瓷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论坛在首都博物馆召开。7月29—30日，“纪念元大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8月1—2日，“元上都与元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盟上都镇召开。11月2113，“忽必烈与隆兴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 就笔者目力所及，本年度共发表论著40余部，论文300余篇。囿于篇幅，笔者择其要者略述之。 一 专著 断代史著作有《郑天挺元史讲义》(王晓欣、马晓林整理，中华书局)、陈高华《陈高华说元朝》(党宝海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陈广恩《金元史十二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专史著作层出不穷。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填补了元代文化史研究的空白。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结了元代政区地理变迁的特色。马曼丽、切排《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蒙元卷》(民族出版社)探讨了蒙元时代西北少数民族的基本格局。和付强《中国灾害通史·元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正文与年表比例失调，对灾情的分析过于简略。专题研究著作有谭晓玲《冲突与期许——元代女性社会角色与伦理观念的思考》(南开大学出版社)、张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苏力《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杨印民《帝国尚饮：元代酒业与社会》、张国旺《元代榷盐与社会》(以上均天津古籍出版社)，周芳《元代云南政区设置及相关行政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海航《中国传统法制的嬗递：元代条画与断例》(知识产权出版社)。人物研究著作有黄苗子、郝家林《倪瓒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相关著作还有李崇兴、祖生利、丁勇《元代汉语语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中华书局)，楼筱环《元代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宗教文化出版社)，宁志超、李佶《物华天宝——元代瓷器社会历史文化成因探析》(人民出版社)等。 古籍整理方面，吉林文史出版社又推出《元代别集珍本丛刊》六种：《程钜夫集》、《张之翰集》、《刘将孙集》、《欧阳玄集》、《陈基集》、《戴良集》。尚衍斌、孙立慧、林欢对《饮膳正要》作了注释(《(饮膳正要)注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张思齐《八股文总论八种》对陈绎曾《文说》、倪士毅《作义要诀》和王充耘《书义矜式》作了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文物方面著作有北京市辽金城垣博物馆《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燕山出版社)、《开城安西王府遗址勘探报告》(科学出版社)、王丹丹《元瓷之珍》(文物出版社)。 译著有[德]约艾西摩·巴克霍森《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帝国的崛起》(陈文景译，新世界出版社)、[英]约翰·曼《忽必烈汗》(陈一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订，中华书局)再版。论文集有《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论丛》)、《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华书局，以下简称《论文集》)。 二 政治、军事、法律 陈得芝探讨了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等问题(《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3期)。 蔡美彪指出《元朝秘史》与《史集》中的“赵官”是宋朝皇帝的俗称(《(元朝秘史)与(史集)中的赵官》，《中国史研究》4期)。刘迎胜认为《元史·百官志》正三品武官散阶从高到低应为“昭武大将军、昭毅大将军、昭勇大将军”(《(元史·百官志)武官正三品资阶订误》，《历史研究》6期)。蔡春娟考察了元代翰林学士承旨(《关于元代翰林学士承旨的几个问题》，《论丛》)。陈伟庆分析了元朝的宦官(《试析元朝宦官的几个问题》，《集刊》)。武波考察了忽必烈时期提举河渡司(《忽必烈时期提举河渡司设置考》，《史林》5期)。张国旺探讨了元代盐官制度的建构过程(《元代统一局面下盐官制度的重构》，《河北学刊》9期)。武香兰考察了医学教师管理制度(《元代医学教师管理制度研究》，《医学与哲学》8期)。陈广恩、陈伟庆考察了致仕制度(《元代致仕制度相关问题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6期)。 李治安探讨了甘肃行省的建置沿革、机构设置与行政运作、诸色军队与军事权力、经办钱谷屯田和云南行省的机构与官吏任用(《元代甘肃行省新探》，《论丛》；《元代云南行省的机构组织与官吏任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周芳考察了云南行政设置的特点(《元代云南行政设置评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6期)。王晓欣认为汉地军事地理和传统王朝的统治经验是元在江南划分江浙、江西、湖广三省疆域不可忽视的原因(《也谈元江南三行省的划疆》，《中国史研究》3期)。薛磊考察了元世祖朝的东宁路和元代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元世祖朝东宁路刍议》，《历史教学》l8期；《元代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述论》，《北方文物》2期)。都兴智分析了辽阳行省的设置与治所(《元代辽阳行省的设置与治所变迁问题探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l期)。 刘迎胜《钦察亲军左右翼考》考察了钦察亲军的编制，认为哈剌鲁万户府和东路蒙古军是他的左右两翼，均受钦察贵族控制，除钦察贵族外，康里贵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论丛》)。王晓欣指出新附军直至元末仍保留有名号建制，但募兵制和军户制的矛盾和元廷控制利用的方针使新附军最多只是维持原有规模(《元代新附军问题》，《南开学报》2期)。作者还分析了元代与江南有关的出镇宗王和江海镇戍格局(《论元代与江南有关的出镇宗王和江海镇戍格局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3期)。薛磊考察了元代辽阳行省的蒙古诸王军事力量、机构、军屯及万户府(《元代东北的军事镇戍》，《论丛》)。丛海平探讨了汉军奥鲁设立时间及其隶属关系的变化过程(《关于元初汉军奥鲁的几个问题》，《论丛》)。钮希强考察了蒙元时期的奥鲁制度(《蒙元时期奥鲁制度的发展与演变》，《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4期)。周芳探讨了云南万户府设置(《元代云南万户府体系设置及相关问题考证》，《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期)。陈庆英考察了蒙军入藏的杰拉康之战(《1239年蒙古军进入西藏的杰拉康之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4期)。陈启云分析了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从多元历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史学集刊》4期)。石坚军考察了忽必烈征大理的路线(《忽必烈征大理路线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辑)。额德探讨了阔亦田战地(《阔亦田战地商榷》，《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 蔡美彪考察了蒙古宗王拔都平阳分地的变动过程(《拔都平阳分地初探》，《中国史研究》l期)。谢咏梅考察了札刺亦儿部受封及留驻食邑(《札剌亦儿人受封食邑及留驻食邑考》，《论丛》)。周芳探讨了云南宗王之“九王”(《元代云南宗王之“九王”考》，《思想战线》3期)。张文平探讨了弘吉拉部投下城镇(《弘吉拉部投下城镇探考》，《内蒙古大学学报》6期)。温海清考察了汉人世侯张柔、严实辖地的变迁(《蒙元汉人世侯严实、张柔辖地变迁考论》，《文史》3期)。 武波考察了元代法律中的奴告主现象(《试析元代法律中特殊的“奴告主”现象》，《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徐绍敏等探讨了元朝文书和档案立法(《元朝文书和档案立法概述》，《浙江档案》2期)。 赵文坦分析了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关系(《成吉思汗与丘处机关系辨析》，《东岳论丛》10期)。于磊指出英宗继位之初的“谋废立事件”对王璋西谪有关键性影响(《高丽忠宣王西贬吐蕃问题再辨析》，《论丛》)。苗冬探讨了元代使臣扰民及怯薛使臣问题，认为郝经雁帛书事迹并非完全可靠(《元代使臣扰民问题初探》，《云南社会科学》3期；《元代怯薛遣使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元代郝经雁帛书事迹辨正》，《论丛》)。相关文章还有张岱玉《元代成吉思汗家族汗位之争及善后措施的探讨》、常德胜《略论蒙古汗登基与蒙古汗位之转移》(《内蒙古社会科学》4、5期)等。 三 经济、社会 经济。元朝是个灾害多发的时代。陈高华探讨了元代政府的蠲免和赈济制度，指出民间救济是官方赈恤的重要补充(《元朝赈恤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4期)。杨印民《从榷酤到散办：元代酒课征榷政策的调适及走向》分析了元代酒课征榷政策的走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江玉勤《元代课程(杂税)制度研究》研究了课程(杂税)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宫海峰考察了蒙元时期的“奄出”(《蒙元时期的“奄出”及其相关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期)。张咏春探讨了礼乐户的社会身份(《“非贱民”身份的元代礼乐户》，《音乐研究》2期)。 默书民考察了中书省所辖大都以南地区的站道(《中书省所辖大都以南地区站道研究》，《论丛》)。史燕龙考察了由鸭绿江到大都的高丽朝贡贡道(《元代高丽朝贡贡道考(鸭绿江——大都)》，《语文周刊》3期)。苏力探讨了元代江南民间的赈灾活动(《“有补于王道”：元代江南民间赈灾浅论》，《论丛》)。张建松以元末大都“万人坑”事件为中心，分析了元末大都的生存危机(《元末大都的生存危机——以“万人坑”事件为中心》，《论丛》)。朱耀廷梳理了马可波罗笔下的大都(《(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元大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期)。杨惠玲探讨了藏区寺院经济收入的来源(《元代藏区寺院经济收入来源初探》，《论丛》)。武香兰考察了医学经费的来源(《元代医学经费研究》，《贵州民族研究》6期)。 申友良、张敏娴考察了蒙哥时期的“三农”问题(《元宪宗蒙哥时期“三农”问题研究》，《贵州民族研究》l期)。高晓波分析了金元时期雁北的葡萄种植(《从(姚天福神道碑)钩沉金元时期雁北的葡萄种植业问题》，《文物世界》3期)。陈瑞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手工业发展状况及政府在安徽地区施行的重农措施(《元代徽州路的手工业》，《安徽大学学报》l期；《元代安徽地区的重农措施及其实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 家族与宗族。申万里考察了张碹及其家族(《元代张瑄及其家族初探》，《论丛》)。钱茂伟研究了宁波王应麟祖孙三代面对元统治者的不同态度(《由隐居而出仕：王应麟及其后裔在元代的人生轨迹》，《宁波大学学报》2期)。李润民探讨了浑源孙威家族与大同的关系(《浑源孙氏与元代大同》，《山西大同大学学报》6期)。 陈瑞考察了元代徽州的族谱编纂、祠堂建设、祖茔建设、族田建设和宗族内部管理(《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期)，并释读了休宁范氏《延祜六年瑶村各处祖茔合同禁约》和休宁陪郭程氏《至正七年赡茔规约》(《元代徽州宗族祖茔规约二则释读》，《史学史研究》1期)。申万里探讨了江南地区的民间义庄(《元代江南民间义庄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期)。 妇女和婚姻。陈高华研究了元朝的后妃、公主、尼姑与女冠(《元朝的后妃与公主》、《元代的尼姑与女冠》，《文史知识》l0、11期)。胡小鹏、苏鹏宇考察了蒙元时期契丹人的婚姻(《蒙元时期契丹人婚姻研究》，《西南师大学报》6期)。王红梅探讨了蒙古王室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的联姻问题(《元代蒙古王室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联姻考》，《兰州学刊》6期)。 社会生活。李治安考察了元代汉人接受蒙古文化的状况(《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1期)。党宝海、杨玲《腰线袍与辫线袄——关于古代蒙古文化史的个案研究》考察了蒙元时期的腰线袍和辫线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辑)。乌云分析了元代蒙古族的袍服(《元代蒙古族袍服述略》，《美术观察》6期)。李莉莎探讨了元代服饰制度的文化因素(《元代服饰制度中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3期)。相关论文还有陈伟《元代宫廷的“烧饭”礼俗》、杜丽《元大都伊斯兰饮食文化的形成与特点》(《文史知识》4期)(《文史知识》3、4期)。 四 文化研究 宗教。刘晓利用《万松舍利塔铭》考察了金元之际的曹洞宗、万松的师承及生平(《万松行秀新考——以(万松舍利塔铭)为中心》，《中国史研究》l期)；何孝荣分析了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与大都的敕建佛寺(《试论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与大都敕建佛寺》，《文史》3期)。佟洵探讨了佛教在大都的传布(《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3期)；朱普选考察了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期)。赵改萍分析了元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及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的原因(《元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内蒙古社会科学》l期；《浅析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之原因》，《西南大学学报》5期)。道教方面，程越分析了全真道教的宫观建造类型和建筑规制(《全真道教的宫观建制与宗派系统》，《论丛》)。傅凤英探讨了尹志平与北京道教的发展(《尹志平与北京道教》，《文史知识》5期)。李洪权分析了金元时期全真教的财产观和社会纲常(《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财产观念》，《西南大学学报》5期；《论全真教与金元社会的纲常伦理》，《史学集刊》6期)。此外，陈高华探讨了元代僧道多妻妾现象(《僧道多妻妾——元代宗教史的一个侧面》，《学林漫录》第17辑)。刘晓考察了白云宗宗摄钱如镜(《白云宗宗摄钱如镜小考》，《中国史研究》2期)。姜歆分析了元代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试论元代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宁夏社会科学》6期)。魏崇武探讨了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佛关系(《略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佛关系》，《兰州学刊》4期)。 文学。李修生、邓绍基对元代文学研究作了展望(《元代文学大势说略》、《元代文学研究展望》，以上均见《论文集》)。王忠阁分析了泰定、至正间诗风的转变(《论元泰定、至正间诗风之转变》，《学术交流》9期)。查洪德《元代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考察了元代雅俗两个作家队伍的形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l2期)。潘清认为元代江苏文学艺术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元代江苏文化的再审思》，《学海》6期)。陆凌霄认为《西游记》为元代全真道士所作(《论(西游记)为元代全真教道士所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0孔繁敏探讨了长城边塞诗(《元朝的两都巡幸及长城边塞诗》，《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期)。相关文章还有任学敏《金莲川藩府词人群体及其创作》(《内蒙古大学学报》5期)、闫雪莹《元代歌谣的分布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6期)等。 史学。周少川探讨了元代的对外开放与域外史研究(《元代的对外开放与域外史研究》，《论文集》)。时培磊考察了起居注的设立及修纂人员(《元代起居注新探》，《史学史研究》3期)。李峰分析了史官制度和职司(《元代的史官制度与国史编纂》，《史学史研究》4期)。 儒学。赵文坦梳理了元代尊孔“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始末(《元代尊孔“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由来》，《历史教学》22期)。王素美探讨了吴澄朱陆合一的理学思想(《论吴澄对朱熹道问学与陆九渊尊德性的会合》，《论文集》)。王红梅、杨富学考察了元代畏兀儿人的儒学状况(《论元代畏兀儿人的儒学》，《兰州学刊》10期)。周国琴探讨了程端学的灾异观(《元儒程端学的灾异观》，《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常桂兰、刘成群探讨了新安理学的易学思想(《元代新安理学的(易)学思想》，《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6期)。彭茵分析了元末文人隐于教业的现象(《元末文人隐于教业现象探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5期)。 艺术。刘中玉探讨了池塘小景纹样(《元代池塘小景纹样略论》，《荣宝斋》2期)。徐文静、吕少卿分别分析了倪瓒绘画风格形成的原因、交游和思想(《元代画家倪瓒绘画风格成因探析》、《元代画家倪瓒书画交游考略》、《论倪瓒思想中的儒道佛因素及其嬗变》，《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4期)。王小红考察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东方博物》3期)。凌利中认为《丹山纪行图》出自顾园之手(《(丹山纪行图)卷作者考》，《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尚刚探讨了汉地工艺美术中的藏传佛教因素(《中土初起西南风——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的藏传佛教因素》，《装饰》l2期)。 医学和科技。任冰心探讨了元代医学开设“祝由书禁科”的社会历史因素和“庸医泛滥”现象(《元代医学开设“祝由书禁科”原因考》，《历史教学》8期；《元代“庸医泛滥”之历史解读》，《医学与哲学》9期)。陈瑞考察了元代安徽地区的科学技术成就(《元代安徽地区的科学技术成就》，《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l期)。 语言。宫海峰分析了硬译文体中的一种特殊否定句式(《蒙元时期硬译文体中的一种特殊句式》，《内蒙古社会科学》5期)。唐吉思探讨了元代蒙汉翻译的特点(《元代蒙汉翻译及其特点简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4期)。王风雷研究了八合识一词的出处和演进(《八合识再探》，《内蒙古社会科学》4期)。相关文章还有夏筱轩《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与位格研究》(《广西社会科学》4期)等。 五 文献研究 《至正条格》和《元典章》研究依旧是今年研究的重点。陈高华介绍了《至正条格》的发现过程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元刻本(至正条格)的发现》)。张帆考察了《至正条格·断例·婚姻》，并与《元典章·户部·婚姻》相关条文作了比较，党宝海分析了《至正条格》中有关驿站交通的史料(《读(至正条格·断例)婚姻条文札记——与(元典章·户部·婚姻)相关条文比较》、《关于元代驿站交通的新史料》，均见《论文集》)。陈高华、张帆、刘晓对《元典章·户部·租税》作了校释(《(元典章·户部·租税)校释》，《文史》3期)。 黑城出土文书研究依然得到重视。朱建路考察了《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Ⅱx．2158号文书(《黑城所出(至正廿四年司吏刘融买肉面等物呈文)考释》，《论丛》)。王亚莉对编号为 F116：W543号文书作了考释(《黑城出土元代签补站户文书Fl l6：W543考释》，《宁夏社会科学》3期)。许伟伟考察了黑城文书中元代的谷物借贷文书(《黑城夏元时期契约文书的若干问题——以谷物借贷文书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3期)。潘洁、陈朝辉研究了中国藏黑城文书中的选官文书(《黑水城出于元代亦集乃路选官文书》，《宁夏社会科学》3期)。潘洁考证出黑城出土《文献通考》为元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刻本(《黑水城出土(文献通考)版本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7期)。正月、高娃对黑城文书中的编号为Fl l6：W572的回鹘式蒙古文文书进行了释读(《延裙四年一份回鹘式蒙古文文书释读》，《民族语文》5期)。丛海平利用黑城文书研究了海都之乱时期亦集乃路的军粮供给，杨印民探讨了甘肃行省酒业(《黑城出土文书所见海都之乱时期亦集乃路的军粮供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从黑城出土文书看元代甘肃行省酒业面貌》，《论丛》)。吴超探讨了《黑城出土文书》中的“牌子”(《(黑城出土文书)所见“牌子”考》，《北华大学学报》4期)。孙广文、兰天祥探讨了亦集乃路儒学教育问题(《元代亦集乃路儒学教育初探》，《宁夏社会科学》5期)。张重艳考察了军粮文书中的阔录赤和割付等问题(《黑水城所出元代军粮文书杂识》，《兰州学刊》l2期)。惠宏考察了编号为Fl：W67的《尚书》残页，陈瑞青探讨了编号为Yl：W22的文书，潘洁研究了黑水城出土的赋税文书，徐悦分析了亦集乃路农作物的种类，王亚莉考察了亦集乃路的八站，杜立晖分析了Fl l4：W3号文书，王盼研究了麦足朵立只答站户案文卷，杨彦彬利用黑城文书分析了元末至北元初期甘肃地区的分省设置状况(《黑水城出土(尚书句解)残页考》、《黑水城所出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钱粮房(照验状)考释》、《黑水城出土元代赋税文书研究》、《元代亦集乃路农作物种类考述》，《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八站”考释》、《黑水城Fl l4：W3元代选充仓官文书初探》、《麦足朵立只答站户案初探》、《试析元末至北元初期甘肃地区的分省设置》，以上均见《西夏学》第四辑)。虽然黑城文书成果丰硕，但由于种种原因，黑城文书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此外，牛长立分析了鸽子洞出土的“失剌斡耳朵九春殿”文书(《试析鸽子洞元朝“失剌斡耳朵九春殿”文书》，《内蒙古社会科学》5期)。 《明氏实录》是元末记载明玉珍父子历史的重要资料。杨讷考察了这部书的编者杨学可、版本及其与《明太祖实录》关系，方铁、邹建达对《肇域志》中有关元代云南的史料作了考释，张帆、李鸣飞考察了《太平策》(《(明氏实录)解析》、《(肇域志)有关元代云南史料考释》、《郑介夫(太平策)初探》，均见《论丛》)。张帆、华喆对《荣祭酒遗文》的真伪作了考辨(《(荣祭酒遗文)辨伪》，《国学研究》第二十四卷)。刘晓考察了耶律楚材传世诗卷《赠刘满诗》(《耶律楚材传世诗卷(赠刘满诗)读后》，《燕京学报》新26期)。沈卫荣探讨了《略胜住法仪》(《八思巴帝师造(略胜住法仪)研究》，《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二辑)。尚衍斌对《析津志辑佚》“名宦”、“人物”卷的相关记载作了考订(《也谈(析津志辑佚)中的有关问题》，《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二辑)。杨濂指出基本可以确定的元人别集伪书近六十种(《元诗文献辨伪》，《文学遗产》3期)。张国旺《(运使复斋郭公言行录)和(编类运使复斋郭公敏行录)的版本与价值》考察了两书的版本、编者和价值(《论丛》)。何雪芹对《元史·相威传》的史事进行了考订(《(元史·相威传)正误》，《论丛》)。刘永海探讨了元代道教典籍的编纂义例、学术地位等(《论元代道教史籍的编纂义例》，《唐山师范学院学报》4期；《关于元代道教史籍的几个问题》，《论文集》)。问永宁指出《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30处标点错误(《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标点献疑》，《社科纵横》6期)。周春健探讨了金履祥的《论孟集注考证》(《金履祥与(论孟集注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周雪根分析了《国朝文类》(《(国朝文类)研究刍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4期)。王树林考察了正一教徒马臻《霞外诗集》、陈义高《秋岩诗集》和朱思本《贞一斋诗文稿》(《元代正一教马臻、陈义高、朱思本诗文集论考》，《南通大学学报》5期)。此外，辛梦霞对刘因文集版本的研究、孟德宏对胡炳文《云峰集》版本的研究、李军对虞集诗文集元刻本的研究、韩格平对《伊滨集》的校读、段海蓉对《金台集》版本的考述、王树林对杨维桢文集版本及辑佚的探讨、吴国武对熊朋来《五经说》的研究、魏崇武对《南村辍耕录·征聘》的研究都值得关注(《许衡“语录”流传辨析》、《刘因文集版本考辨》、《胡炳文及(云峰集)版本述略》、《虞集诗文集元刻本考》、《王沂(伊滨集)校读札记》、《廼贤(金台集)版本考述》、《杨维桢的散文评价、文集版本及辑佚问题》、《熊朋来(五经说)初探》、《(南村辍耕录·征聘)辨析》，以上均见《论文集》)。 1996年德国茨默教授刊布了一件编号为TM36(U4791)回鹘文佛教徒印经发愿文。何启龙利用对柏林所藏编号为TIIT623(U4217)的回鹘文印经跋文的研究，指出TM36跋文中戊申年当为1248年(《佛经回鹘文跋文的Cungdu“中都”所指的时间和地点》，《集刊》)。敖特根分别考察了莫高窟北区出土的编号为464：58V的《般若心经》抄本残片和编号为Bl21：40的《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般若心经)抄本残片》，《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辑；《莫高窟出土回鹘蒙古文(人菩萨行论)印本残叶》，《兰州学刊》l2期)。杨富学、萨仁高娃探讨了元写本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上的回鹘文、蒙古文题记(《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论丛》)。陈育宁、汤晓芳分析了元代所刻西夏文佛经版画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征(《元代刻印西夏文佛经版画及艺术特征》，《宁夏社会科学》3期)。西热桑布以新发现的几部藏文“元版”解决了元代是否有藏文雕版印刷的问题(《藏文“元版”考》，《中国藏学》l期)。熊文彬考察了“元版”藏文佛经的施主、经典施刊地、插图风格和流通(《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中国藏学》3期)。孙伯君探讨了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汉字八思巴标音和梵文八思巴字音写(《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的八思巴字注音研究》，《中华文史论丛》3期)。 《全元文》出版后引起了各方关注。宁希元对曾为科举进士的作者小传作了考补，邱居里分析了其编纂特点和得失，薛瑞兆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误，曹刚华利用明代佛教方志作了补遗(《(全元文)作者小传考补》、《元人文集的整理与总结——(全元文)编纂特点及得失》、《(全元文)校读》、《明代佛教方志与(全元文)补遗》，以上均见《论文集》)。刘洪强补充了《全元文》未收元文篇目l60篇(《(全元文)补目l60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期)。 此外，王晓娟考察了《光绪长子县志》中的《崔府君庙碑》(《(崔府君庙碑)考》，《学术论丛》9期)。杨浣分析了《平乐府学记》(《(平乐府学记)考释——兼论元末西夏遗裔也儿吉尼在广西的政绩》，《北方民族大学学报》5期)。 六 人物研究 刘迎胜考察了那木罕从北平王到北安王的事迹(《从北平王到北安王》，《集刊》)。张云利用藏文史料分析了忽必烈的家谱世系及其与八思巴、萨迦教派及其他教派领袖的关系(《蒙文史书中的忽必烈皇帝》，《论丛》)。田卫疆探讨了东察合台汗国的创立者——脱忽帖木儿(《脱忽帖木儿评传》，《论丛》)。王颞考察了溥光和余阙的生平与作品(《书显昭文——元代书、画、诗僧溥光生平考述》，《史林》l期；《唐兀人余阙的生平与作品》，《北方民族大学学报》5期)。余来明认为王沂卒于至正五年或六年(《元文人王沂卒年考》，《文学遗产》2期)。黄天美探讨了戴表元与赵孟頫的交往(《戴表元与赵孟頫交往考辨》，《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刘真伦对陈垣先生《萨都剌疑年》作了补正(《陈垣先生(萨都刺疑年)补证》，《论文集》)。刘倩考察了回回诗人蒲寿蜮和蒙古诗人达溥(《元代回回诗人蒲寿峸仕履及文学成就综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3期；《元代蒙古族诗人达溥生平及其著作研究》，《民族文学研究》3期)。刘青松、刘谨研究了察必皇后的事迹(《从(萨迦世系史)看王妃察必二三事——兼论忽必烈与八思巴间的一种认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6期)。葛仁考考订了刘秉忠的祖籍和紫金山研习时间(《元代重臣刘秉忠事迹考释两则》，《内蒙古大学学报》6期)。相关研究还有童晓峰、陆晓春对廉香林的研究、魏青对戴良的研究(《西域人廉香林论考》、《戴良生平行踪考论》，均见《论文集》)、王树林对叶颙的研究(《元末诗人叶颐考论》，《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梁艳对张鸣善的研究(《元代文人张鸣善初探》，《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期)、仇王军对萨都拉的研究《元代回回诗人萨都拉与佛教人士的交游》(《宁夏师范学院学报》4期)等。 七 民族、对外关系及域外史地研究 胡小鹏探讨了元代边疆民族政策(《试论元代边疆民族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察古尔汗分析了入滇的蒙古人(《蒙元时期人滇蒙古人管窥》，《内蒙古大学学报》6期)。韩志远研究了金元时期净州天山的马氏家族(《金元时期的净州天山马氏家族》，《论丛》)。张沛之探讨了唐兀昔里氏家族(《元代唐兀昔里氏家族的居地与文化倾向》，《论丛》；《元代色目人家族的文化倾向——以唐兀昔里氏为例》，《历史教学》6期)。孟繁清探讨了大都廉园的主人(《元大都廉园主人考述——兼析贯云石著(孝经直解)的思想渊源》，《论丛》)。王颈考察了唐兀人昔李氏的世系(《元代大名路达鲁花赤唐兀人昔李氏世系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l期)。马娟探讨了高昌偰氏家族(《元代高昌偰氏家族再探》，《北方民族大学学报》4期)。赵一兵考察了巩昌汪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元代巩昌汪氏家族成员仕宦考论》，《集刊》)。 吴志坚指出至元六年林衍事件时，忽必烈大举干涉，完全改变了高丽政局，而其与高丽的政治联姻决定了元、丽关系的基本格局和高丽命运。(《忽必烈的“世界主义”眼光与高丽国的命运》，《集刊》)。邱瑞中分析了耶律楚材在蒙元政权对高丽政策中的作用(《耶律楚材与蒙元对高丽政策》，《论文集》)。李勇植考察了元朝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元朝时期朱子在高丽的传播》，《论文集》)。 高荣盛以印度古里佛、故临两海港为中心，探讨了宋元时期国际集散、中转交通中心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机制(《古里佛、故临——宋元时期国际集散、中转交通中心的形成与运作》，《论丛》)。许永璋认为汪大渊《岛夷志略》中的“麻那里”应为坦桑尼亚松戈·姆纳拉岛(《“麻那里”考辨》，《郑州大学学报》l期)。 八 文物研究 照那斯图考察了八思巴字“圣人·宝贝·吉祥”印(《关于八思巴字“圣人·宝贝·吉祥”印》，《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辑)。孟繁清认为苏天爵墓址当在正定新城苏氏墓地(《苏天爵墓址考》，《中国史研究》l期)。作者还对记载蒙元时期颜天翼家族的《颜天翼神道碑》、《颜哈班神道碑》及《国朝重修鹊山神应王庙之碑》进行了分析(《蒙元时期的颜氏三碑》，《中国史研究》3期)。杨晓春《关于两件出土的元代蒸馏器的再讨论》指出内蒙古巴林左旗、河北青龙县出土的两件蒸馏器年代为元代的可能性非常大(《论丛》)。林梅村认为l964年保定出土的元代窖藏可能是仁宗赐予张琏的酒器，而赏赐时间分别为皇庆元年和延=i；占六年(《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杜平考察了至元二十四年龙兴寺东律院《临璮大德洪辩大师前住持堂长德公舍利之塔铭》(《元龙兴寺东律院洪辩大师舍利塔铭小考》，《文物春秋》1期)。刘友恒分析了《真定路十方万岁禅寺庄产碑》(《从(真定路十方万岁禅寺庄产碑)看正定历史上另一座临济宗寺院》，《文物春秋》3期)。曲阳北岳庙留有一批元代遗物。刘青介绍了北岳庙发现的一批元代祭祀遗物，高晓静对北岳庙“德宁之殿”匾额作了分析，庞雪平研究了《宣授善和大师塔铭》和《玉宸观记》(《曲阳北岳庙发现元代祭祀遗物》、《试析曲阳北岳庙“德宁之殿”匾》，《元代(宣授善和大师塔铭)碑浅析》、《从(玉宸观记)碑看元代北岳恒山道教》，以上均见《文物春秋》6期)。王力春对元人刘中守的印鉴作了考察(《元人刘中守印鉴甄考》，《美术大观》l2期)。赖天兵、吕悦探讨了飞来峰元代造像(《从藏汉交流的风格形态看飞来峰元代造像与西夏艺术的关系》，《敦煌研究》5期；《和而不同——元代杭州飞来峰石窟“梵式”造像的研究》，《浙江工艺美术》9期)。徐岩红考察了元代洪洞水神庙壁画艺术(《科学文化视域中的元代洪洞水神庙壁画艺术》，《山西大学学报》6期)。发掘报告有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开发区仁济药材工地元代墓群发掘简报》(《北方文物》l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考古》l2期)、王星中等《绚丽多彩的敦化双胜元代窖藏文物》、《考古与文物》1期)。相关文章还有谭晓玲《青花的记忆》(《装饰》7期)，曹建文、徐华烽《近年来景德镇元代青花窑址调查与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 除本刊刊发的综述文章外，还有苏力《黑城出土元代文书国内研究简况》(《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二辑)、武波((2004年以来日本的蒙元史研究》(《论丛》)、常小军《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赛典赤研究综述》(《集刊》)、王旺祥《元代世侯研究回顾与展望》(《宁夏师范学院学报》5期)。会议综述则有王建伟《元大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北京社会科学》6期)。胡小鹏、俄军《庆贺蔡美彪先生八十华诞“元代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l期)等。 （默书民 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 （张国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l007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