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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研究者逐渐重视起徽州这个地方。特别是80年代以来，关于徽州和徽商的研究火热起来，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甚至还提出了“徽学”这个词，并且出现了一些专门介绍“徽学”的著作，如：姚邦藻主编的《徽州学概论》、朱万曙主编的《论徽学》。关于徽州和徽商研究的资料包括数十万件徽州原始契约文书、大量的徽州典籍文献、族谱和文化遗存等。在此基础上，9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们在明清徽州与徽商研究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果。 一、专著 概括性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是卞利所著《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有八个主要部分，分别叙述了徽学的形成与发展、明清徽州的社会变迁、明清徽州的社会结构、明清徽商与徽州社会、明清徽州民俗与徽州社会、明清徽州的法制与社会、明清徽州的社会问题、徽州文书与文献资料研究。以上这些内容涉及到了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两部分都有个案剖析。 专题性研究。 朱万曙和谢欣所著《徽商精神》（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叙述了徽商的吃苦精神、开拓精神、诚信、好儒精神、群体意识等各种优秀品质和特点，同时也叙述了徽商的自卑心理和因“与天子交”而造成的悲哀。通过这本书可以全面而详细地认识徽商。 另外，李琳琦著《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赵华富著《徽州宗族研究》、高寿仙著《徽州文化》、徐学林著《徽州出版史叙论》、卞利著《徽州古桥》、张仲一和曹见宾等人所著《徽州明代住宅》等书都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徽州和徽商作了研究。 资料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校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钰欣、周绍泉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4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等徽州文书整理的成果，对于徽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论文 由于资料有限，据《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及其索引统计，仅1990——1993年、1996——1999年、2005——2006年这十年间，关于徽州和徽商的直接研究的论文超过90篇，主要涉及徽商、宗族、法制、教育、学术、社会问题等几个方面。 徽商。关于徽商的研究很多，如： 唐力行的《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首先论述了徽商文化的基本特征，即科学性与实用性、封建性与伦理性、通俗性、广泛性；接着叙述了徽商文化推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和近代启蒙思潮的作用。他的另一论文《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通过剖析徽州海商的经济活动，进而探讨其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张民服的《徽商与明清文化》（《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5期），认为明清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性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从而形成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 臼井佐知子的《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分时期叙述了徽商和其网络，首先是明末清初的徽商网络，重点探讨了编织这个网络的原因和构成徽商网络的基础，接着论述了乾隆末年以后徽商及其网络的变化。 朱宗宙的《徽商与扬州》（《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2期），论述了明清时期徽商与扬州的关系，徽商特别是其中的盐商不仅推动了扬州的经济发展，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同时，官商勾结也败坏了地方政事。张雪慧的《论明清徽商与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关系》（《徽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论述了徽商到西南地区去的背景，徽商的木业经营活动以及他们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方式。 关于徽商的论文还有陈学文的《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江淮论坛》1990年第1期），唐力行的《徽商人物：王直》（《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汪起发《略论徽商的别号与宅名》（《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宋元强的《徽商与清代状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3期），李琳琦的《明清徽州粮商述论》（《江淮论坛》1993年第4期），周致元的《徽商“好儒”新解》（《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卞利的《明清时代徽商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光明日报》1998年10月23日），李琳琦的《“激进”的言论与“保守”的行为：对徽商在传统价值问题上的心理分析》（《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6期），王世华的《明清徽州典商的盛衰》（《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秦宝财的《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由于文章太多，内容不能一一详述。 宗族。宗族方面的论文也很多，如： 唐力行的《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认为明清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次，也即大家族小家庭结构，并且认为徽商对徽州“家庭——宗族”结构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赵华富的《论徽州宗族祠堂》（《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认为徽州宗族大建祠堂在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礼制改革以后，其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用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他的另一论文《徽州宗族祠堂三论》（《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徽州祠堂的朝向、徽州女祠、徽州庶母神主和庶母祠三个问题。 陈柯云的《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的徽州从未中断，不过自明代中期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为祠产形式的族产，形成了众存族产和祠产并行交叉、一消一长的发展局面；由于族产在明清徽州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它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封建宗族关系，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对封建制度解体起了阻碍作用。 卞利的《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了探讨，以了解明清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栾成显的《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讨论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问题，认为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 而不是个别现象。同宗继子乏人是异姓承继的原因之一, 保全家产为异姓承继的重要经济因素。异姓承继亦有感情问题。血缘关系是宗族组织建立的基础, 宗祧承继为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明清异姓承继的普遍及有关法规的调整, 表明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 关于宗族问题的论文除了上面详述的几篇外,还有赵华富的《论徽州宗族繁荣的原因》（《民俗研究》1993年第1期）、《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个案报告》（《江淮论坛》1993年第2期），毕民智的《徽州女祠初考》（《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韩）朴元熇的《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明清时代徽州商人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陈瑞的《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周致元的《明代徽州官府与宗族的救荒功能》（《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胡中生的《凭族理说与全族谊：宗族内部民事纠纷的解决之道：以清光绪年间黟县宏村汪氏店屋互控案为例》（《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等等。 法制。关于徽州的诉讼和法制问题，卞利作了不少研究，如： 卞利的《明清徽州民俗健讼初探》（《江淮论坛》1996年第5期）对徽州民俗健讼的由来与形式、主要表现以及争讼处理程序和民俗健讼的实质都作了探讨。《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认为明清时期徽州的乡（村）规民约，是地域性的民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事实上是地方的习惯法，起到了维持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进而维护乡村社会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期）以明清徽州村规民约为例, 全面探讨了村规民约的性质, 以及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 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 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两者又经常有冲突和抵触，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统治, 在发生抵触与冲突时, 国家法通常采取妥协和让步的路径寻求消弭冲突、进行整合之道, 而村规民约则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的方式，从而实现与国家法的整合。他还有文章《明中叶以来徽州争讼和民俗健讼问题探讨》（《明史研究》1993年第3期）、《明代徽州的诉讼：兼析明代民间诉讼观念的变化》（《光明日报》1997年5月13日第5版）也是探讨明代徽州诉讼问题的。 另外，阿风的《明代徽州批契与其法律意义》（《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通过对明代徽州批契的分析，论述了批契作为一种成熟的法律文书在财产转移等方面的作用。 教育。关于教育的论文不是很多，主要的有： 赵克生的《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3期）论述了徽商对徽州教育的支撑作用，徽州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即以科举为指归的儒学教育，作为治生手段的职业教育，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以及徽州教育的有效性和宗族性。李琳琦的《从谱牒和商业书看明清徽州的商业教育》（《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3期）通过对徽州谱牒和徽商编撰的商业书的分析，认为明清徽州的商业教育有这样的特色：注重对传统商业价值观的改造；商业教育内容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教育方式的多样化；重视商业道德和伦理观的教育。王昌宜的《明清徽州的职业教育》（《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叙述了明清时期徽州的职业思想教育，包括树立“四民平等”的职业观念，真培养重义轻利的职业道德，锤炼“勤俭治生”的职业精神等，以及职业技能培训，包括商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农业生产管理知识教育等。 除此，还有宗韵的《明清徽商家庭商业教育述略》（《安徽史学》2006年第3期），周惊涛的《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大学教育科学》2006年第4期），王昌宜的《浅论明清徽州的宗族办学活动》（《合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张晓婧的《论明清徽州书院的社会功能：一种社会学视角》（《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学术。学术方面的研究较少，集中在徽州朴学方面，如： 曹国庆的《清代徽州朴学》（《文史知识》1997年第11期）叙述了徽州朴学的创始人江永、代表人物戴震以及戴震之后的朴学两系，最后叙述了徽州朴学的殿军胡适。金家恒的《徽派朴学在清代学术中的作用》（《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认为徽派朴学在清代学术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开创了“求真务实”的学风，二是创发了“义理”学说，三是构建了小学方面的诸多系统理论。 社会问题。这一方面的也不是很多，如： 卞利的《明代徽州的地痞无赖与徽州社会》（《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从剖析明代徽州地痞无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入手，较为详细地罗列了明代徽州地痞无赖在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猖獗活动的种种表现，并着重提示了地痞无赖活动对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并指出，处在明代中后期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地痞无赖作为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横行的结果是直接污染了社会空气，扰乱了社会秩序，助长了官场腐败，阻碍了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造成了整个徽州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 另外，张萍的《清代徽州民间社会对棚民的应对》（《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吴媛媛的《明清徽州灾害初探》（《兰州学刊》2006年第7期）等文也是探讨了明清时期徽州的社会问题。 除了以后所列的几个主要方面以外，还有许多从不同视角来看徽州的研究，如李明的《明清苏州、扬州、徽州三地风俗的互动互融：兼谈“苏意”、“扬气”、“徽派”》（《史林》2005年第2期），李源的《明清徽州刻书事业简述》（《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5年第3期），张晓婧的《明清徽州贞节之风盛行的原因及其社会心理分析》（《合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朱琳的《明清徽州婚姻彩礼略述》（《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王振忠的《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等等。 综观以上论文，近二十年来，“徽学”研究偏重于徽商研究和徽州宗族研究，其他方面还稍显薄弱。我觉得研究者们的开阔视野，有些机构应当公开更多的文书，以使“徽学”研究达到更高的水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