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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及其影响(下)(20050917)

http://www.newdu.com 2017-12-29 政治学研究 常金仓 参加讨论

    二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国家在其形成过程中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起初由个别氏族成员自苦其身,积累财富,博施于人,获得拥戴,成为部落的首领,最后由一个家族的继承人利用他父亲在联盟中的地位和威望,从内部发动武装干涉夺取这一职位,并以家庭原则取代氏族的制度从而转化为文明社会的专制国王。那么,这种方式给后世政治留下什么遗产?或者说对后世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先说君德问题。
    世界各国皆有自己理想的君德,而无论何国,理想君德的确立皆与国家产生的形式具有直接的关系。夏、商、周三代君主的祖先无一不可以追溯到史前那些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的大施舍者,其时,人民依赖和爱戴他们,久之,这些施舍者的个人品德便成了整个民族不可移易的理想君德,所以中国人头脑中的优秀君主至少应该是一个俭朴、勤劳、以养民为己任,并能忍辱含垢、主动承担责任的人。《艺文类聚》八十二引《尹文子》:“尧为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阶三尺,茅茨不翦。”《韩非子·五蠹》:“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尸子·君治》:“人之言君天下者瑶台九■,而尧白屋;黻衣九种,而尧大布;宫中三市,而尧鹑居;珍羞百种,而尧粝饭菜粥;骐骥青龙,而尧素车玄驹。”这三段话都描写尧在衣食住行方面节俭的美德,其实,在贫富贵贱尚未分化的时代,一个人要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舍此别无良策。前述的西瓦伊人中便有一句歌谣:“设宴者吃馊饼,肥油大肉归别人”。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既不能也不必像史前的祖先那样过俭朴的生活,但人民依然要求他们保持这种作风,否则大家就抛弃他。初期国家的君主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了自我克制的态度,“圣人”制礼从制度上加以约束,使自我警戒。《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照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古人以为仅此还不足使君无败德,又设师保箴谏之官纠之于前,史官秉笔待之于后,务使不失君德。试想,倘若史前部落首领非由克俭产生,这些制度措施岂不变得毫无意义?
    史前的部落首领充当大施舍者的角色,除了节俭还必须勤劳,在这方面禹可作他们的代表。《韩非子·五蠹》说禹忙于为民兴利除弊,“股无祓,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过是也。”三王之世,勤劳民事的君主屡见载籍,《说苑·君道》:“殷大戊,……早朝而晏退”;《尚书·无逸》:说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而太康失国则是相反的例子。
    西瓦伊人的穆米要保持自己的称号,必须养活他的追随者,恩格斯也说印第安和德意志人的扈从队首领必须养活、奖赏他的仆从,先秦文献上经常提到“保民”、“利民”、“养民”,就是施舍赠财的另一种表达。中国古代君之于民的态度,《左传》上有正反二例。文公十三年说:“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邾文公认为君的天职就在于养民,君民利益是一致的。襄公十四年说卫人逐其君献公,师旷评论道:“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生),必不然矣。”这是说如果君主弃其养民之天职,视民如草芥,残民以自养,人民驱逐他是天经地义的。立君养民思想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始终是衡量君主优劣的一条标准,它直接导源于遥远的史前施舍者。
    恩格斯说原始时代的军事首长最初“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影响别人”,有时候他们还不得不看追随者的情绪和意向行事,所以事业的成败只能归咎于己,不能迁怨于人。夏商周三代的一些专制国王还保存了这样的品质,如《墨子·兼爱》说汤有七年之旱,祷于桑林说:“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尚书·秦誓》说秦败于崤,穆公罪己曰:“邦之杌隍(蔡沈训不安),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古人认为勇于代人受过是好君主胸襟宽阔的表现,就像山谷川泽能包容众秽一样,所以《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川泽纳■,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老子》七十八章有大体相同的说法:“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古代国家不是这样产生,人民则不会期待他们的君主具备上述种种品质。
    国家产生的方式也决定着君臣之间的关系。史前施舍者与其追随者之间不过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西瓦伊人的穆米就“依赖他的随从,按他们的好恶行事,穆米的地位并不使穆米有权强迫别人听从他的吩咐”。中国古代讲究君臣合义,如果有朝一日双方恩断义绝,大臣便离开他的国君服务于别的国家。《礼记·曲礼》说:“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大夫去国,逾竟(境)为坛位,乡(向)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彻缘、履、素篾、乘髦马、不蚤■、不祭食、不说人以无罪,妇人不当御,三月而复服……”总之,其形容如同待罪一般,这已是君臣等级严格以后的礼节了,而君臣离异这般自由还是很古的传统。《左传》中记录了许多三谏不从大夫去国的事件,如僖公五年,晋人假道于虞以灭虢,宫之奇谏勿假道,虞公不听,“宫之奇以其族行”;宣公二年,晋灵公为君无道,赵盾、士季将谏,士季说:“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就是说如谏而不被采纳,于礼则不能再谏,否则只好自动离国;文公十四年《春秋》书“宋子哀来奔”,《左传》说“不义宋公而出,遂来奔。”所以襄公二十六年传说:“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这种观念几乎一语道尽了施舍者与追随者的关系。这种情形在春秋末、战国初,在一些守礼“君子”中间还存在,如《韩非子·内储说下》说孔子做鲁司寇,齐人以为患,于是送鲁哀公女乐二八,哀公怠于政事,“仲尼谏不听,去而之楚”;《孟子·公孙丑下》说孟子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其道,孟子去齐之梁,待于境上,“三宿而后出昼”。更有甚者,《说苑·尊贤》说杨因一生“居乡三逐,事君五去”,简直是去旧君如弃敝履了。中国古代君臣之间松散的合作关系随着专制主义的加强不断发生变化,《说苑·君道》说:“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以臣为师、为友、为宾仍然是施舍者与被施舍者的关系,到秦统一中国,大臣无所去就,与皇帝政见不合离职而去就被看作是违道弃义了,然而由于它是非常古老的传统,整个封建社会中仍然可以看见耿介不贰的大臣乞骸骨告老还乡者。
    民本思想,近世学者多说是春秋时代对鬼神上帝观念淡化以后出现的新思潮,其实大谬不然,它依然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古老观念。史前部落首领大肆施舍,目的就是获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这些拥护者就是赖以战胜竞争者的本钱,失去他们就等于失去了在社会上已经享有的地位。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之所以对“民为邦本”特别感兴趣,正是对当世诸侯横征暴敛,自毁邦本的告诫和批评。
    中国古代统治者虽然承认民为邦本,但并不认为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的授予,这个问题可以从希腊国家产生的比较中得到解释。恩格斯说“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雅典人把氏族社会公共权力机关几乎是完整地搬进了阶级社会,执政官仍然要由人民的选举产生,所以他们或多或少总会意识到权力来自人民的选票。中国的情形则不然,自从启用暴力夺取权力从而篡改了这个权力的内容以后,就使他身后的每个国王认识到他们的权力是这位武装冒险的祖先留给他们的一份遗产,他们念念不忘的是祖先的功业,民众在他们心目中却不占多少地位。黄宗羲说今之为君者把夺取政权视为“为子孙创业”,可谓一语中的。
    启从部落联盟内部发动暴力干涉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悄悄地给中国政治输入了暴力革命思想。在中国四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改朝换代不知凡几,没有一次不是通过战争或武力实现的。古人盛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他们把这种暴力行为解释为“替天行道■民伐罪”,而非欺君犯上。《史记·儒林列传》说景帝时博士辕固生与黄生争论于景帝之前,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反对说:“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驳曰:“必若所言,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黄生立刻就答不上来,这固然因为涉及到当朝权力的来源,使他有口难言,同时也因为他从中国历史上找不到一个通过渐进的、温和的改革而解决社会危机的实例。启把国家政权建立在家族的基础之上便使中国确立了一元政治和家长作风的传统。《荀子·致士》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从世界历史上看,希腊和罗马都曾同时选出二名或二名以上的执政官,分司国政。罗马帝国时代也常常由两个皇帝共同统治。所以,“隆一而治”仅仅是与中国国家形成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而不是一条世界历史的通则。在家长制一元政治下,产生了与世界各国迥然不同的政治观念,君本是国家的政治领袖,而中国人却把他称做“君父”;民本是被统治者,中国人却自称“子民”。这绝不是表示亲昵的比喻,因为事实上天下国家被看成是一个大家庭,《礼记·礼运》说:“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表服四制》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都是这种观念的极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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