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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的大量扩招，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同时也越来越突出的，是研究生教育产生的困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还有管理者，决策者，都需要去正视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并不那么容易解决的困惑和问题。现在中国有不少重点大学，在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潮流中，似乎是不约而同地提出并且也迅速地实施着向“研究性大学”的转变，这个转变带来的一个看得见的结果是，在读研究生的数量相当于或超过了本科生的数量。博士生最多，其次是硕士生，最少的是本科生——前几年刚出现这一现象时人们还很惊奇，现在已经见惯不怪了。这样的“研究性大学”，它的研究生从哪里来呢？ 过去，人们似乎不需要怎么考虑就可以把大学教育看成是“精英教育”，考上大学是件天大的事，“大学生”是被特别看待的一小部分人；这些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在中国上大学仍然不容易，但大学教育的范围大大扩大，教育的性质也从“精英教育”变为“普及教育”。如果说本科教育是“普及教育”，那研究生教育总该是“精英教育”、培养专业人才吧？按照道理好像应该是，事实上却未必。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研究生并不就比本科生水平高，给研究生上课并不一定要比给本科生上课讲得深一点、专一点，相反倒可能常常要浅显一点、普通一点，因为你得照顾到研究生之间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从研究生这一方面的主观要求来讲，想成为他所学的专业方面的“研究性人才”的，所占比例很少；在这很少的比例中有能力、有条件最终实现主观要求的，当然就更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不管不顾地唱高调，其实是有害的。譬如，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指定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硕士生和博士生数量不等），否则就拿不到学位，这样的规定就不知道是否论证过其可行性然后才实施的。有学校始作俑，接着就有学校跟进，比它差的学校向它看齐跟进，比它好的学校也向它看齐跟进，几年下来，已成定局。严格地说，多数研究生是无法完成这个要求的，但实际情况却是，绝大多数研究生最终都拿到了学位。那么他们是怎样在指定的核心刊物上发表了要求数量的论文的呢？这些发表出来的论文究竟是些什么论文呢？这些，决策者，管理者，就不管了；他们只要统计数字。排除少数完全靠自身的学术能力就能够达到这个要求的优秀研究生外（我绝不否认有这样的研究生），多数研究生为了学位而写作论文和想方设法发表论文的过程，足以摧毁他们原本就没怎么成型的对于学术的敬重之心：原来论文写作是这样的啊，原来发表论文是这样的啊，原来学术是这么回事啊。这样下去，一代学术新人将在什么样的学术环境里怎样长成，长成个什么样子，恐怕并不是一个就比现在的一些统计数字更不值得用心关注和考虑的问题。 除了在读期间要发表的论文，更重要的是毕业前要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写什么，怎么写，我以为还是不要唱高调的好。动辄“创新”、“独创”、“填补空白”，学术研究哪里就这样容易“创新”、“独创”、“填补空白”了？天才是有，但肯定是少数；除非天才，学术功夫，也不是三年研究生就能炼到上乘的。在上者不要以天才要求研究生，研究生本人也不要以天才自期，选题要有个限制，限制在自己的能力和条件经过努力可以基本掌握的范围内，研究的对象和问题要明确，不能云山雾罩，瞒天过海。在一个严格限制的范围内，把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就很好了；何必好大喜功？ 二 对于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我以为更要取一个诚恳的态度，提倡踏实可行的研究作风。我编了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从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0年到2004年里选，选了六篇，全是作家作品论，我以为这种形式的个案研究有利于把工夫花到实处，有利于养成耐心细致的学风，最终有可能使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达到一篇合格的学位论文的要求，而且有可能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我这样选，并不是说在这同一阶段复旦现当代文学专业另外一些样式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就没有优秀之作，绝不是，我本人也读到过别样的好论文，但我还是决定这样选，实在是想强调一种严谨踏实的作风和方法。 复旦大学中文系近几年来在教学上的改革，突出的一点是为本科生开设“原典精读”课程，在老师的引导下直接面对文本本身。这类课程所占比重逐步加大，逐步改变中文系学生学了很多文学史知识和空头理论却很少直接阅读原典的不正常状况。这种不正常状况如果延续到研究生阶段，再不救治，恐怕就很少有机会救治了。事实上这种不正常状况在各高校普遍存在。鉴于此，在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和学位论文选题时强调直接面对作家作品，不无纠偏的意义；而且，直接面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同样能够检验出对文学史的理解程度和理论素养、思想能力。 有人以为直接面对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相对容易“对付”，一般弄弄、“对付对付”大概是容易的吧；但如果要做出学术价值来，就非常困难了。以选在书里的《曹禺后期研究》为例。作者钱亦蕉用大量精力整理了曹禺后期的通信、日记、未发表的创作，汇集成书（《没有说完的话》，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还采访了相关的人，做了谈话记录，从而在取得曹禺后期的第一手的资料方面占据了别人很难取代的地位；但这还只是论文的前期准备，有了这个基础，接下来要直接面对曹禺后期的思想、生活、个性气质和创作，需要作出合理并且用力的解释。作者对曹禺后期三部剧作的文本分析，相当成功，从它们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特点的衍变，展现了一个感觉敏锐的作家的艺术直觉是如何与意识形态下的教条规范进行抗衡的，又是如何最终屈服于这种压力并且内化为自我束缚的。这篇论文本来有一章是对曹禺后期研究的综述，限于这本书的篇幅在这里就割舍了；但学位论文进行之前要有对同一或相关课题已有成果的基本掌握，则是必须的，否则就无从确立和开始自己的研究。《曹禺后期研究》后来获得上海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也是对其价值的肯定。 事先我也没有想到，以现代作家为对象的四篇论文，研究的都是作家“后期”的问题。现代作家，特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对他们的研究大多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要在这样长期积累起来的成果基础上再有新的创获，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年来沈从文和张爱玲成为论文选题的热门，但就我所读过的而论，多数是重复已经有的一些印象、思路、想法和结论，苛刻一点说，基本上没有学术价值。但另一方面，研究得再多的作家也存在研究上的薄弱环节，就现代作家而论，“后期”研究的薄弱大致上可以说是普遍的（当然，不同作家的“后期”，在时间段落上也是不同的）。论文选题如果能够找准薄弱环节，功夫用到，相对容易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从“抄书”到“两个梦想”》讨论周作人“后期思想”，这是周作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题，作者不仅显示了知难而上的学术勇气，也显示了相应的知难而上的学术准备；但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年轻的学生来说也许太不容易了，他的思想还不够特别清楚圆熟，反映在写作上常常不免晦涩含混之处。《从芦焚到师陀》描述一个作家文学道路的困境，揭示出同一个作家师陀时期不同于芦焚时期的本质精神所在是小说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目的论，进而追问这种目的论的由来：作者认为，来自西方的唯科学主义思想及其历史观，是这种目的论精神的发源地，其中国变体与中国本土的载道传统相结合，使得现代小说家们主动地陷入一种巨大的困境之中，而师陀，仅仅是其中的一员罢了。从作家创作的转变提出一个重大的理论话题，这篇论文给人很大的启发；不过从一个个案上升到一个普遍的问题，在论证的充分性上，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还原丁玲》从丁玲选择到延安写起，着重从个人的内心需求和个性气质上来探讨她的道路，思路上或许有失之简单之嫌，但笔墨的明快和注意力的集中，确实某种程度上“还原”出一个生动、强烈的丁玲形象。 还有两篇当代文学论文，《伪书作者或无我之歌》探讨王小波的小说艺术，《向内注视的生命之旅》读解台湾女作家邱妙津创作与人生复杂交织的“另类”状况。前一篇充满了作者个人对小说艺术的体会和见解，靠这些主观的体会和见解，论文与王小波的作品进行了一次可以说是比较个人化的“对话”；后一篇受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视觉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启发多多，以此与邱妙津小说创作的“当下性体验”相映照，阐发出作者自己对于“另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在自我表达的可能性上的见解。这两篇论文亦各有明显不足，但它们有个共同的长处，那就是显示出，学位论文并非只能是关起门来的学问，它向当下性、向新理论、向创作实践、向个人化的体验开放；但话又说回来，敞开学问的门来让这些都进来是一回事，这些东西进来之后怎么变成学问，却又是一回事，而且是非常难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