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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死，陈炯明时居香港，亲撰挽联（陈炯明幼读旧学，毕业广东法政学堂，后为广东咨议局议员，亦曾办报，诗古文辞均佳，函电文牍向所亲拟，不假人手），其文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这哪里是挽联，但见一腔怨气喷薄而出。上联说孙中山不能“杀”他，历史会对他有正确评价，下联所说故交，似非指孙中山，却因孙之故而与之“一战再战”，结果落得如此，亦是怨词。如解释为与中山战，公仇二字难通。陈炯明与章太炎为知交，两人因联省自治主张而结合，同与孙不睦。章曾为陈《中国统一刍议》题辞，谓陈之议，“多中肯处”，是“根本之论也”。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中章更历数陈之功绩，而痛斥中山。章亦借孙死寄挽联以泄愤，其情其词都超过陈炯明的挽联，直是痛骂与诅咒，附引如下：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考察陈炯明一生，早岁参加同盟会，黄花岗之役为先锋（敢死）队第四队队长，以后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未中，武昌起义后，率师进占惠州，广东独立，为副都督，等等，皆其革命表现，勿庸置论。在广东的治绩，兴办实业，禁烟禁赌，提倡地方自治，以“模范起信”为号召，大兴教育，请陈独秀入粤，为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这些也是成绩所在。陈炯明被称为军阀，其实他是注重文事的，他本人就长于文事，虽掌军而反对军治。民国时期，军阀为了保住立足和占有的地盘（四川谓之为防区制），注意建设，兴办文事，也是有的，不足为怪。陈炯明的不同，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举办地方自治，民选县长，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以后，他提出“联省自治”主张，反对武力北伐，甚至以为选举大总统非其时，请孙下野，必然逐步地和孙中山发生矛盾。孙中山规定中华革命党党员须向领袖宣誓效忠，绝对服从，还要打手模指印，陈以为有损人格，拒绝执行（反对宣誓和打手模指印的党员甚多，非只陈）。孙中山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当选非常大总统，也曾表示：“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此项谈话，其精神和陈炯明“联省自治”的主张并不相悖，亦可见孙中山当时并不主张武力北伐，很快，形势变化，孙的主张变了，孙提出武力北伐案，一九二一年十月八日经非常国会通过，陈则认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当以“模范起信”“联省自治”为先，建设两广，联络西南，再图中原。这样，孙和陈的矛盾也激化了。对各路军阀，孙对奉直皖各系的政策主张，亦为陈炯明所不许。联省自治的根基在西南各省，尤其云南唐继尧。孙之对外政策，联俄（借俄以自重），陈极反对。早在一九一五年，陈炯明时居新加坡，与在海外的黄兴、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共同发表宣言，表明绝不倚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谓“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转见《陈炯明传》）这种主张亦为陈后来所执行。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苏俄代表路博到漳州访陈炯明，表示愿意资助陈完成统一，但要中国放弃外蒙，为陈所拒。孙中山联络外国许以利益之议，陈素所不赞成，二人离合之因，此亦未必无关。 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要求党员和部属须绝对服从，政见不同，已所不满，公开发表主张，与领袖异，并起而行，各执其异，是为孙中山所绝对不许，且心怀耿耿，积久不忘。孙认为陈是他“卵翼”下的人，“卵翼”下的人叛变了他，何能忍受？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报告陈炯明叛变，有言：“此役则敌人已为我所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李剑农前揭书）痛心之情，溢于言表，两人的矛盾冲突已不可解了。陈军公开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广州蒙难，躲避永丰舰，是最严重的事端，陈炯明也因此最受指责。政见冲突，可以谅解，公然叛变，诉诸武力，是为国人所不能容。《陈炯明传》解释说，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之时，陈炯明已经解除兵权谪居惠州，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是他的部下洪兆麟发动的。这一解释，诿过部下，是传统的习见手法，也乏佐证，不足服人。孙中山曾说，广州蒙难事件，“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陈炯明只承认他要求孙中山下野离粤，炮轰之事与他无关。此案乃成悬案。其间，或许身当其事的蒋介石、许崇智、胡汉民（陈胡素不睦）起过什么作用，不得而知。反之，陈炯明对孙中山亦多疑，屡说孙打击他，以至于说“南宁劳军之日，即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骨俱竦”（《陈炯明答吴敬恒书》）。也是事无佐证。大约，两造相忌既深，积怨难除，便致多疑。 其实，孙中山是很欣赏陈炯明的。曾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香港工商报）据国民党元老莫纪彭回忆，孙中山与陈炯明一次闲谈，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的革命作风，“盖粤语常以‘狼’字喻勇猛进取也”。自然，主要还是陈炯明的治军治政的能力让孙中山不能忘。决裂之后，孙中山未尝没有想到陈炯明。北伐遇阻，乃思良将，陈军此时也还有实力。于是，经汪精卫、吴稚晖等为陈缓颊，劝孙与陈再度合作，孙同意了。但坚持一条，要陈炯明写悔过书。这是以高居人上的领袖地位对待部属不可更改的立场。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日记》透露，“五日，钟煌可复为陈炯明求和。总统以无诚意，且言陈炯明对我，只可言悔过自首，不能言和，故不允所请。”吴稚晖是陈炯明知交，现在与汪精卫对孙重提此事。吴稚晖、汪精卫分别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致书陈旧部黄居素（按，黄居素曾任广东农民部长，粤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及首任中山县长，为陈亲信），劝陈与孙中山和解。吴稚晖致黄信，说孙将出师江西，请劝陈军“最好亦攻闽”。并托黄转交他的信与陈。汪信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示黄劝陈悔过。吴稚晖在其同月二十九日所写一万字的致陈炯明长信中，以其素有的滑稽突梯之文，上天下地天南海北纵横驰骋，无非说孙陈不能分离，谆劝老友和解，共陈十条献计，表示“根本观念，既已相同，一切少少牺牲，自然双方不败，即个人平昔憾恨，尽可不必调和”。结语云：“俟国事大定，永不交谈可也，拔刀决斗亦可。”汪、吴三信，相差两三天，不得孙中山默许，不能同时发信。五月十三日，陈炯明复书吴稚晖，论昔日与孙之恩怨，述自己一生抱负，含蓄表示无和解可能。其事乃寝。汪、吴、陈三信，经《陈炯明传》作者康白石于一九七五年在美觅得，载《陈炯明传》中，是可贵的史料。 不知经过如何的转还，月余以后，六月二十五日，黄居素邀孙中山代表汪精卫、廖仲恺与陈炯明代表马育航、邓伯伟会晤香港，举行谈判。廖传达孙意，坚持陈炯明写悔过书为唯一条件。马电陈请示，陈复电拒绝，便无结果。又过三月，吴稚晖忽由香港搭小轮访陈于汕尾，同行者莫纪彭，但吴以后说，邹鲁亦与。陈候之江边，后来谈至深夜。据《陈炯明传》记述，陈吴获得协议是，大军沿江西线前进，陈军攻福建。北伐至长江后，问题自然解决。且拟好两封通电，经陈签字，吴带回广州，经孙裁可后，双方同时发出。孙陈合作北伐，看来得到协议。舟返香港途中，吴稚晖对莫纪彭说：“一生拿人家的金钱，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业，最钜量就像陈竞存交过他港币五万元，拿到了这五万元到了巴黎办起里昂大学。万不料到两年后，大家闹到这田地哩。”（陈传载莫纪彭回忆《海丰之行》） 悔过书呢，《陈传》说陈吴之会没有提起。但是，孙中山没有忘记。据《陈传》引英国国家档案局于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布的外交文件（M340 R0114）所述：“吴从汕尾回来，即日上广州。这时国父已经北上督师韶关，吴先生又赶到韶关，到后在国父跟前呈阅两封通电，并陈述陈氏已经悔过，其言至诚。国父向吴先生索取悔过书，吴先生答以悔过书仍未携来。这话才出口，将身跪在国父面前，再说一句：‘我吴敬恒代陈炯明悔过。’国父自然把吴先生扶起。”孙陈合作之事终于破灭。九月二十八日，孙返广州，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见孙，也力劝与陈合作，联合讨伐曹馄、吴佩孚，孙拒绝。一纸悔过书的周折，带来历史的曲折。翌年（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北京，继之病逝协和医院。陈炯明倾诉积愤的挽联已如上述。陈军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屡战，至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起，蒋军猛攻惠州城，于十月十四日攻陷，陈军最后据点瓦解，陈炯明从此倒掉了。陈本人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息影香港，著书立说，生活拮据凄凉，然仍关心政事，谋在海外发展中国致公党党务，并曾数次北上京津，晤段祺瑞以商联络，与章太炎等商国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逝世，得年五十九岁。晚年穷固，三餐亦有所不济，身后更是萧条之至。 陈炯明之死，吴稚晖挽以联曰： 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吴稚晖在联内重提旧事，谓与孙中山地下相见，送上悔过书，关系当恢复了。恐怕，这只是他个人善良的愿望而已。以孙陈之各执己见，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吴在挽联中附有跋文，文颇长，述孙陈之再度合作所以不成，乃出于“陈为部下所持，遂未成”。是为陈开脱之言。但吴也不胜惋惜悔过书事，谓为“惜此一纸书竟未成也”，暗示了陈的坚执，孙的固执。 文写竟，也许还是不明所以。想像陈炯明其人，二十年代大呼“老百姓不出，奈民治何”!其排斥党权、军权而倡民权之所为，人谓陈曰新军阀，如此军阀，亦难得矣。 二○○○年七月六日 来源:书屋 转自思与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