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鹍：学术勇气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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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8期）刊登的《学术勇气漫谈》曾经该编辑部删节，改动，已大失原貌。现公布原作全文，以存其真。
写下这个题目，忽然又犹豫了：“学术勇气”，没有见别人谈过，自己能谈清楚吗？没有把握谈清，干脆别谈了吧。迟疑中又想到，题目既然已定，等于箭已上弦，不便再收，好歹只有发出去。
“学术勇气”是什么，很难给一个科学的定义，只能举事以明之。拿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近现代史来说，敢于事事写真实，就是勇气；在敏感问题上敢于亮明个人的观点，就是勇气，以此类推。这种勇气本来是每一位学术工作者、科学研究者都应该具备的，但实际情况往往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发展学术，繁荣学术，要求人们的勇气大些再大些。
学术勇气应有学术自由作保证。学术勇气应在学术实践中经受考验，在考验中锻炼、培育、提高。在这方面我有一些体会。
事情应当从早年说起。
上世纪50年代中，我被分配研究1860—1880年代我国与英、法、俄、日各国关系中的种种问题，着手研究中法战争。为首先弄清前人对这个课题研究的状况，我读了一些有关著作，惊异地发现，这场战争的发生时间竟还没有一个明确可信的说法。这个问题不解决，科学的中法战争史将无法开篇，于是决心下功夫在这上面求索。
幸运的是，我终于找到有力的史料证明：1883年12月14日法国大军向山西的进攻拉开了中法战争的序幕。我就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书稿上明确地写了这样一句话：“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
提出中法战争起点的新说法本已非常慎重，但还是不放心，不晓得能不能被史学界接受。书中只能摆出基本的史料根据，应该写一篇专题文章对此做更充分的论证。于是进一步搜集资料，清理论据，渐渐形成了一个写作框架。可以动笔了，却还觉着应再努力在史料上、理论上都能把理由说细说透。为慎上加慎，拖延展了时间，文章未动笔，最后归于不了了之。
1990年《历史研究》刊登了一篇文章《也谈中法战争起于何时》，提出“中法战争的起点以1883年12月14日山西之战为标志较为恰当”。我读后一方面感到欣慰，我们的主张终于有了呼应；另方面引起反思：这样的文章本来是我想写而且可以写成的，只因过分慎重而未能写成，实在遗憾。懊悔中又联想到另外一些事，从中悟出一条理：慎重过度会成为怯懦，这是一种病，要自己来医治。
这时又发现自己还有另一种胆怯病，是关于历史上中美间的一个条约的。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中美关系史研究兴盛起来。1946年11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缔结的一个条约《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通称《中美商约》）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兴趣，条约的性质问题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本来只要认真地读读约文，就不难看到里面所规定的缔约双方的权利义务基本上都对等，就应当说这是一个平等条约；但有的研究者却说它不平等，更多的说它“文字上（或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我对这类说法很不以为然，想指出其错误并说明该条约是平等的，却又不敢，生怕被戴上“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辩解”的帽子。
1990年当我认识到自己缺乏学术勇气的弱点必须克服时，决定从这里下手。正巧这时正在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中美商约》，便特意加了一个注，写道：“对这个条约的评论，多年来许多人都说这是一项不平等条约或者说是形式上（或表面上、名义上、法理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条约。照我的看法，用平等、不平等的标准评论此约不如用有利、无利的标准来评论更贴切；这项条约是平等的，但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这段以注释形式出现的话没有点到“实际上不平等”之论的要害，因此，并没有真正把问题说清，但总是有了“这项条约是平等的”一句话。而正是这句话给人留下了把柄。
1999年发生了一次关于“二十一条”（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21条侵略要求）是不是条约的小争辩，有人坚持“二十一条”是条约，坚决反对我说“二十一条不是条约”。大概为了证明我在研究条约问题上一贯有问题，他们挖出9年前我那篇文章中的那个注释，揭发我曾“认为‘这项条约（《中美商约》）是平等的’”，其立意所在，当是以揭我的老底来给我制造难堪。
我丝毫没有感到受窘。正相反，我认为这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弥补那个注释中立论之不足。于是在一篇新作中对“实际上不平等”之说做了明快的析解。自忖这个析解是中肯的，问题基本上说透了。
从那时到今天，8年多过去了。关于《中美商约》性质问题好像没有人再争论，是两种认识已经统一？或者仍旧两种观点并存？我不知道，但对我个人来说，感受是经过那场论辩，在学术勇气上受到了一次洗礼。
受过锻炼后，勇气提高了，所以当又一次面对考验时，能比较容易地渡过。
这一次是抗日战争史问题。
也是上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十四年抗战说”。有人提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而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从1931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共经过14年，所以不是八年抗战，而是十四年抗战。此说一出，就给人们在抗战史的基本的总体认识上造成混乱，自然引起争议。
此说自称是抗战史研究上的“创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中国学者的创造，而是粗加工的舶来品：它源自日本一些历史学者提出的“十五年战争说”，只变换了一种年代计算法，把日本人以1931— 1945为15年改算为14年。此说的生成与“八年抗战”完全不同：“八年抗战”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从抗日战争胜利之日起就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而“十四年抗战说”则是把1931—1937年生硬地嫁接到1937—1945年身上的一个人造畸形混合物。我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又对抗战史及近代中日关系史做过一些研究，无论从感性上还是理性上都对“八年抗战”有坚固的认同；又清楚地看到“十四年抗战说”与史实不符，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此说。但多年间我没有参与这两说的争辩，直到最后被迫卷入。
2005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闭幕会上，“十四年抗战说”咄咄逼人，迫使我临时发言，公开表示了反对。但短短几分钟的发言不能尽意，就决定写一篇专文讨论这个问题。
文章刚要动手，出现了一个情况，使我大犯踌躇。
9月3日，北京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里面有这样两句：“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此话听来似曾相识，经查果然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2005年修订版）同出一源。这正是“十四年抗战说”的间接表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口说出了十四年抗战论者的话，而我正要写文章反驳“十四年抗战说”，能行吗？这使我不能不深思。我想起一句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想起一条历史的经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话必须遵从，不能违背，更不能反对。曾记得，毛泽东的话几十年里是金科玉律，一度被认为“句句是真理”，“谁反对就砸烂谁的狗头”；江泽民说了抗日战争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多万人，大家都只能跟着照说；以此为例，胡锦涛的话当然只能顺着说，而我要写文章并不顺着写，能写吗？写，可能有风险；打退堂鼓，心有不甘。彷徨拷问着自己的学术勇气，最后下决心照原计划写出了《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一文，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坚持“八年抗战”，否定“十四年抗战说”。
此文在《抗日战争研究》发表已近两年，没有发生风险。
但我还是有一个悬念：“十四年抗战说”的鼓吹者把他们的两句经典性话语提供给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会不会有一天他们反过来拿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话作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十四年抗战”，或者打压“八年抗战”？
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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