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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系列纪念之后，郑和研究相对趋于平静。2007年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与前几年相比都有大幅度减少，这也反映了目前郑和研究的基本状态。 在学术专著方向，仅见有杨槱先生所著《郑和下西洋史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积几十年来的潜心研究成果，全书分共九章，《上篇：郑和下西洋史实》和《下篇：“郑和宝船”之谜和郑和航海范围》，欲以较小的篇幅使读者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出使任务、使团和船队的组成、七下西洋的航程、郑和出使西洋的历史功绩和影响，以及对郑和下西洋的经验教训等作以一些简明评述。全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言简意赅，实为一本科技史话的力作。围绕郑和下西洋进行的文艺创作，有张祖荣《百年潮汐：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大众文艺出版社 ），全书1169页。本书是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而作，正面展示在明初的大时代背景下郑和从一个普通青年成长为当时最杰出的航海家和他七下西洋的壮丽过程，描写了郑和身后的大明王朝在继续开放走向海洋和实行海禁闭关锁国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揭示出闭关锁国、丧失制海权必然导致丧权辱国走向衰落的历史教训。书中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有奇异的异国风光、异族风情描写，有让人叹腕的爱情和揪心的兄弟间的悲欢离合，也有错纵复杂的宫廷斗争。季新山著《郑和来信： 季新山抒情诗自选集》（中国工人出版社）收录了《致母亲》、《致父亲》、《谁能有这样的帆阵》、《海葬》、《宝船平安回来了》、《打开历史的漂流瓶》等几十首抒情诗等。 学术论文方面，2007年郑和研究可以用“集中”二字来概括。所谓集中，一是活动的组织相对集中，在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团体的努力下，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如在举办学术报告会，组织第三个航海日的庆祝活动暨“郑和航海经济文化国际论坛”（7月，青岛）活动，召开“郑和精神和太检文化专题研究会”（10月，太仓），主办了“渤泥国王在南京”和“大报恩寺重建”学术研讨会（12月，南京）等；二是研究的问题集中，对大报恩寺琉璃塔及重建问题、郑和在南京的遗址问题、郑和与太仓的关系问题等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三是论文发表的阵地集中，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发表的近80篇学术论文中，绝大部分发表在《郑和研究》杂志上，显示了它无可替代的组织优势。 以下就笔者所见的成果简要介绍，失当之处，请祈方家示正。 一、大报恩寺问题 鉴于南京市经过长期论证，已决定重建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在极力组织和倡导下，学术界围绕南京大报恩寺重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它是 2007年郑和研究的一个亮点。《郑和研究》开辟专栏发表10余篇文章进行集中探讨。 1、大报恩寺重建问题 梁白泉在《我赞成重建大报恩寺琉璃塔》（《郑和研究》第4期）中指出重建的理由，同时认为，在重建之前，能够发掘一下地下的建筑遗产，因为原址上有东晋长干寺和梁朝阿育王寺的旧址。王引在《关于江南大报恩寺与琉璃宝塔》（《郑和研究》第3期）一文中指出，江南大报恩寺是南京最古老、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宇，从六朝时代，到宋代迄明代，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对当年筹建寺塔缘由、寺塔的规模进行了描述，认为，今天重建寺塔，建筑材料、技术都要是全新的，要突破原来的框框，要有前瞻意识，不必拘泥于历史上的旧程式，塑造报恩寺塔的新形象，定位在旅游资源开发上，要有时代特色，使之成为当代南京一座标志性建筑。 王能伟在《南京大报恩寺玄奘顶骨分藏何处》（《郑和研究》第4期）一文中指出，大报恩寺名扬世界的原因之一是曾经在这里发掘出17块玄奘的顶骨舍利，这些顶骨目前分藏在世界16处，其中国内12处，国外4处，重建大报恩寺，应当将原藏于大报恩的玄奘顶骨舍利分1份收藏到南京，这样既能体现回归原地供奉，也有利于南京玄奘文化的研究。 郑自海在《与金陵大报恩相关的四处地名》（《郑和研究》第4期）一文中说，他实地考察了即将重建的大报恩及塔工程征地范围内与大报恩寺有关的四处地名，分别是窑岗村、窑湾、红土塘和白泥地，它们将随着大报恩的重建而消失。 2、大报恩寺的史实问题 贺云翱在《郑和与金陵大报恩寺关系考》（《东南文化》2007年第 4期）一文中指出，明代金陵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是由著名航海家郑和参与建造的世界奇观。大报恩寺的直接前身为建于吴末晋初的“长干寺”，乃是南京地区历史最为古老的寺、塔之一。这里曾经是瘗藏唐三藏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之处，是明代南京唯一依皇宫建筑体制起造的佛教寺院，也是明代早期总管全国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僧录司”所在，拥有全国佛教管理和佛学中心之地位。该寺还与明成祖身世之谜及成祖夺嫡易位乃至建文出家失踪诸史事相关。在其长达16年的建造过程中，作为明成祖时最为倚重的内侍之一，郑和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从而对该工程之完成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吴之洪在《从憨山德清的史料看大报恩寺的历史定位》（《郑和研究》第3期）中指出万历年间的“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高僧曾经是驻赐金陵大报恩寺的佛教界大德，他的生平事迹和佛学观点，以及他留给世人大量的文史资料，对我们研究永乐年建造的金陵大报恩的历史定位，具有关键的作用。作者在全面分析了憨山德清和报恩寺相关的主要事迹、分析的憨山大师的主要思想之后，在憨山大师的相关史料中获得了启示，认为：永乐至宣德年间重建的金陵大报恩寺，是明王朝整饬佛教而敕建的、多种流派佛教可以交流的“义学讲堂”。 蒋赞初的《金陵大报恩寺与琉璃塔的历史渊源》（《郑和研究》第4期）一文简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大报恩寺与塔的最早渊源，即阿育王塔，长干寺的始建年代，兼及长干寺与建初寺的关系，二是长干寺的废弃时间至迟可定为中唐时期，宋代天禧寺在其旧址上重建，当与宋仁宗曾受封为昇王并兼任江宁府尹有密切的关系，三是明成祖朱棣之所以选择天禧寺及舍利塔作为大报恩寺及琉璃塔的基础，最主要的因素是明太祖相当重视天禧寺，建文帝也曾重视天禧寺，明成祖想超越建文帝，直接继承太祖崇佛之举；其次，可能考虑到宋仁宗赵祯曾作为皇子在江宁府作昇王的因素，第三，在天禧寺弘扬寺宇，表面上看是报马皇后之恩，实际则是为其生母碽妃报恩祈福。严中在《南京大报恩寺是为报谁之恩而建》（《郑和研究》第4期）一文中指出重提朱棣的生母问题，认为明成祖修建大报恩寺实为报高皇帝、高皇后之大恩而敕建的，它与碽妃风马牛不相及。 范金民在《陈沂和他的<报恩寺琉璃塔记>》（《郑和研究》第4期）一文把记载报恩寺宝塔的“三篇名笔”之一的《报恩寺琉璃塔记》及其作者陈沂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排比梳理，认为：收录这篇记文的文献主要有嘉靖《南畿志》、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万历本）、康熙《江宁县志》、康熙《江宁府志》，以及1936年镇江金山江天寺僧人校刻本、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寺》等，比较上述各书，内容上略有出入，个别版本有误。朱鉴秋在《有关大报恩寺塔的五首古诗》（《郑和研究》第4期）一文介绍了几首与大报恩寺有关的古诗，分析了明人和清人对大报恩寺和明成祖的看法。 郑宽涛在《大报恩寺塔顶铁盘保护者郭月楼》（《郑和研究》第4期）一文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大报恩寺宝塔塔顶铁盘碑刻的发现经过，钩稽了郭月楼保护大报恩寺宝塔铁盘的经过、铁盘碑刻碑文的撰写，以及铁盘所经过的风风雨雨等。 二、遗存调研 郑和研究已历时百年，相关文献的挖掘与分析已相当深入，但文物资料、非物质资料以及外文等资料尚有待于深入。过去的一年，学术界在与郑和活动有关的地域开展的遗址调研工作卓有成效。 1、南京郑和遗址 郑和在南京活动的遗存甚多，除上述大报恩寺及琉璃塔相关遗址还，还有不少遗址引起学者关注。 郑一钧在《搜寻郑和在南京的其他遗迹》（《郑和研究》第1期）一文中指出，南京是郑和长期生活之处，至今仍然保存许多遗址，文章侧重介绍了不太为人熟知的遗址，如碧峰寺、龙湾、稳船湖、钟山书院、十六楼、兜率崖和辟支佛洞等。郭金鉴在《南京铁心桥高家库村小龙山碑亭古墓考》（《郑和研究》第1期）一文中指出，铁心桥镇高家库村小龙山碑失考墓的主人就是郑和。作者认为，郑和尸体带回国内合情合理，他死后赐葬在牛首山麓应该可信，通过对古墓所在地村民的走访，以及对墓地的朝向、碑亭方位印证墓主人身份和班辈、官职大小等的考察，认为这些都与郑和相符合，而牛首山北麓的御碑亭印证了郑和死后赐葬牛首山麓的事实。 郑自宽撰文《马府街发现‘和’字石刻小考》（《郑和研究》第2期）对因郑和而命名的南京马府街上出土的一块刻有“和”字的石刻进行了考订，认为它可能是郑和府里的遗物，“和”字可能是吉祥用语而非“郑和”之“和”，作者同时认为，郑和府邸可能还留下大量的遗存等待发现和研究。 邓瑞撰文《阅江楼与静海寺》（《郑和研究》第2期）解读了南北狮子山附近的两处明朝文物阅江楼和静海寺，其中静海寺建于永乐中期，以郑和下西洋，海外平服，乃命名“静海”，用以存放单克隆抗体带回的“佛牙”及海外珍品。 赵洪平在《龙江关关署遗址今在何处（外一篇）》（《郑和研究》第3期）一文中指出，郑和下西洋远洋船队的始发港是在龙江关，明至清初关署都在今天南京下关老江口，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南京开埠，金陵关设置于江边路，才取代了龙江关。 杨斌在《宝船厂遗址今昔谈》（《郑和研究》第3期）一文中对比分析了作为南京新的“四十八景”之一的“宝船厂遗址公园”景点与历史上郑和宝船厂，指出今天宝船厂遗址景点的历史依据。 2、其他的遗存 在郑和的故乡昆明，发现有一座铜像，徐克明在《郑和故乡发现明代郑和铜像》（《郑和研究》第1期）一文中指出，经专家鉴定，铜像包浆、服饰、冶金工艺、铸造艺术、人物构造等，确认铜像是明代出品的三宝太监郑和的铜像。 在浙江嘉兴，于金良利用文献和遗存材料考查了嘉兴与郑和下西洋之间的关系，撰文《嘉兴与郑和下西洋》（《郑和研究》第4期）认为：嘉兴和陈医官参加了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嘉兴愣严寺刊刻了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平湖市在修缮东湖报本塔时发现的《妙法莲华经》系郑和让人手书的佛经，嘉兴人项忠管理过郑和下西洋的档案等。对平湖报本寺发现的《妙法莲华经》问题，郑自海和郑宽涛在多次实地调研、查证文献的基础上，撰文《<妙法莲华经>惊现平湖报本寺之谜新探》（《郑和研究》第1期）指出，郑和请高僧圆静抄写《妙法华莲经》说明郑和对该经卷及要捐献寺院的重视，郑和在20多年间曾先后施印大量佛经，捐刻十部大藏经施舍全国著名寺院，却为什么没有捐献大报恩寺？作者推测，可能是郑和想在第七次下西洋之后再行捐献。郑和要将佛经之王奉施在“真身舍利无量宝塔”，因此寻找南京甚至江南最早、最著名、最真实的合利塔，是破解平湖报平塔《妙法莲华经》由来的关键。作者认为，《妙法莲华经》卷首奉施“真身舍利无量宝塔”就是金陵大报恩寺，玄奘舍利被徒葬南京大报恩寺释伽牟尼真身舍利旁，说明了《郑和捐刻金书妙法华莲经》的重大价值。 谭金土在《一幅关于郑和塑像的老照片》（《郑和研究》第4期）一文中提供了一张自己收藏的、在东南亚某地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郑和塑像照片，并尝试做了解读。 在海外，泰国泰中学会副会长黎道纲利用英文和泰文资料，结合汉籍文献撰文《<东西洋考>暹罗名胜西塔考》——再驳詹夫·威否定郑和的一条论据》（《郑和研究》第2期），考订了郑和入暹问题、“佛高与屋齐”的佛寺、梵瓦立与西塔故事等与郑和的关系，指出，张燮在《东西洋考》里对逸事记载未加考察的失误，竟然成为某些人否定郑和伟大贡献的创举。詹夫·威把张燮记载的逸事当作历史，并以之为论据，用以否定郑和，指责郑和下西洋是实行暴力的原始殖民主义。这样的结论过于轻率。 吴长荣结合自己数年涉足五大洲，特别是经常航行在东南亚和东非一带的经历，撰文《古今对话，追踪郑和的航迹》（《航海》第5期）说：自己跑了不少郑和船队曾到达过的古港口，如印尼的南旁港(揽邦港)、泰国曼谷、新加坡(淡马锡)、印度的坎贝港、科伦坡(高郎务)、肯尼亚的蒙巴萨(慢八撒)、沙特的吉达港(秩达港)，多次经过霍尔木兹(忽鲁谟斯)海峡等等，这些地区的所见所闻，都传送了郑和在海外的影响等。 三、史料与史实的考证 考辨史实、解读史料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郑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在郑和研究的关键性史料的解读方面，学界继续投入大量精力。 1、史料 苏月秋接续发表其论文《略评续四库全书本<瀛涯胜览>（连载三）》（《郑和研究》第1期）比较续四库本与万明点校本等版本之异同，指出续四库本虽为删改本，但内容仍存在可取之处，有助于该书校勘工作的完善。刘曼春撰文《再论郑和船队到过美洲吗》（《郑和研究》第2期），认为孟席斯的惊世高论：郑和最先环绕地球，发现新大陆的观点，可以从中国历史文献中探讨到郑和船队到过美洲的可能性。 潘群撰文《<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试析》（《郑和研究》第3期）对研究郑和思想的重要典籍《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认为，做于天顺元年八月十五日的这部作品，对剖析郑和晚年的思想和行为颇显至要，由于解读者的角度不同，得出许多不尽相同的观点。作者认为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思想与行为关系，才能事实求是地解读这篇重要的文献。 对郑和研究中的另一部重要史料《三宝太监下西洋》，施存龙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撰文《不该把王景弘写成反面人物——评析章回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认为应当正确评价王景弘的历史地位。王景弘是与郑和齐名的航海家，曾伴随郑和走过七下西洋的历程，但对王景弘的研究尚显不足，徐晓望撰文《与郑和齐名的航海家王景弘》（《郑和研究》第3期）对王景弘的家世、在下西洋使团中的地位及历次航海中所起的作用、与历朝皇帝的关系等生平事迹进行了研究，认为王景弘是自幼入宫为宦官，在下西洋时，他与郑和并列为正使，地位显要，他在永乐、洪熙和宣德三朝均受皇上的器重，一同与郑和受到重用，他曾经到过台湾。王景弘晚年常驻南京，与中央的关系有所疏远。 在众多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文字（文献）中，似乎很少见以专文形式论及阿拉伯古籍对这一人类航海史上重大事件的史料记载。对此，盖双撰文《关于郑和船队的一段重要史料——披览阿拉伯古籍札记之二》（《回族研究》第2期），介绍了他所见的阿拉伯古籍文献《埃及和开罗国王中的耀眼星辰》(al-Nujūma ZāhirahFī Mulūk MisrWaal-Qāhirah)及其价值。这部文献的作者是埃及著名历史学家伊本·泰格齐·拜尔迪(IbnTaghzīBardī,1410—1470)。通过对较日本学者家岛彦一的《郑和分<舟宗>访问也门》引用的埃及文献麦格里齐(1364—1441，al-Maqarīzī)的《道程志》(al-Masālikwaal-Mamālik)（中国学者笔下也常译作《道里邦国志》），以及点英国学者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中国人于1421—1423年间环球航行证据索引》之“史学家们的描述”一节中曾提到:“依本·塔格里·白第(埃及)/《埃及史》一书，指出阿拉伯古文献中透露出的郑和船队的重要信息。作者认为，《埃及和开罗国王中的耀眼星辰》中关于郑和船队的这段重要史料，虽然就其整体内容而言，对于中国学者和读者并不是“全新的”，但它毕竟在细微之处与其他记载有所不同，其参考价值无须怀疑。而笔者此番以专文形式议论之，目的无非有三：一是希望相关研究者应当更加关注来自阿拉伯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他们有关郑和船队的记载绝不止仅仅存在于一两部古籍中；二是希望懂得阿拉伯语的非专门研究者应当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专家们提供尽可能多的阿拉伯古籍翻译参考资料，彼此取长补短共同使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三是希望通过大家的通力合作，尽可能早地结束我国学者引录阿拉伯文献时总要通过其他国家学者的著述辗转翻译的局面。 孔远志主要结合海外文献资料的记载、特别是（印尼）茫雅拉查·翁冈·巴林桐安的专著《端古劳》，联系历史时期东南亚的社会背景，撰文《论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上）》（《郑和研究》第4期），分析了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关于郑和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的研究很少的原因。作者首先介绍了十五世纪以前东南亚的伊斯兰教背景，虽然此时已有人把伊斯兰教传播于此，但传播的速度缓慢。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尤其是郑和在印尼群岛、特别是在爪哇岛的活动，对此，印尼有一批学者都进行了研究，他们对郑和在东南亚等地传播伊斯兰教的功绩，有高度的评价。 在碑志谱牒方面，马经在《我看赛典赤——郑和世家事迹的碑志谱牒》（《郑和研究》第2期）一文中指出，研究郑和世家事迹除典章正史外，散落在民间的碑传谱牒可略补史志之乏载或不足，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像赛典赤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可以依据这类史料加以研究。 地图资料方面，郑和航海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周运中撰文《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认为过去学界长期使用的《郑和航海图》是向达先生根据《武备志》所录图的整理本，其实这个版本并非出自明天启年间的《武备志》原刻本，而是出自清初的删改本，《故宫珍本丛刊》中所收录的《武备志》才是明原刻本。过去学界只知《武备志》中有此图，其实成书于明末的《南枢志》中也录有此图。作者比较了上述三书中所录的《郑和航海图》，发现三者互有对错，因而不能在使用中简单地去一存一，而是应当将三图结合考其讹误，辨伪存真。作者认为：今后我们当改用天启本之原图，最好是根据《武备志》天启原刻本图、清初刻本图和《南枢志》图综合校订，制作出新本，这将是解决有关郑和航海图的根本方向。郑宽涛撰文《在世界航海史中奠定地位的三幅明代地图》（《郑和研究》第3期）指出，一批新史料的发现给历史研究带来惊喜，如相继发现的三幅明代地图《大明混一图》、《天下诸番识贡图》和《郑和航海图》，启发人们去挖掘发现更多的像《大明混一图》之类的珍贵的文献，为破解中国发现世界，郑和是否完成环球航行之谜提供更直接的佐证。 2、史实 宝船问题。刘孔伏和潘良炽撰文《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与宝船辨析》（《南京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郑和下西洋各个时期所使用的船只不尽相同，下西洋时所使用的宝船主要分三个时期：一、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所用船只。郑和前三次下西洋都是马不停蹄，船不歇帆，下西洋刚刚返归，又被诏命下西洋。而且，既要打通海路，消灭海寇陈祖义，又要帮助解决西洋各国矛盾事务，比如擒获锡兰山国伪王阿烈苦奈儿等等。因此，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所使用的船只变化不大，船型都是福船型，仅是补充了一些被损耗的船只。二、郑和四至六次下西洋所用船只是建造大型宝船，因为此时下西洋，要装载这些奇珍异兽与大量的贡献方物，以及众多朝贡使团与人员，不仅需要宝船容量大，而且也需要宝船数量多；三、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所用船只，明宣宗诏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其规模胜过以往。作者认为：郑和宝船尺度记载是可靠的。 付忠信在《浅谈对郑和宝船的疑问》（《辽宁师专学报》第1期）一文中对郑和船队中的大号宝船存有疑问，主要有：一是有关宝船比例的记载是不切合实际的；二是宝船不利于航行；三是难以保证坚固；四是宝船规格僭制越礼。针对宝船的尺度、船型在学术界存在的分歧，马忠撰文《也谈郑和船队中的宝船》（《郑和研究》第2期）指出，文献记载的宝船尺度是可信的，船型是平底沙船。许亚洲撰文《为下西洋奠定基础的中国历代造船技术》（《郑和研究》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船舶基础。 船队方面。卢如焞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郑和研究》第2期）一文中对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一书中关于船队和船舶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郑一钧的结论在四个方面值得推敲：一是按照载运内容的不同而将船舶的种类和大小进行分类，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异想天开的想法；二是各类船舶的尺度与其运载能力不相匹配，十分离谱；三是各类船舶的长阔比过小；四是船舶的数量过多。作者的结论是：以第三次出使为例，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共有宝船48艘，排水量1200吨，载重量564吨，船队的人员总数为27000人，平均每艘载客563人。 航海技术方面。杨秉曦和尤琨玲撰文《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术》（《郑和研究》第2期）剖析了郑和下西洋运用和体现的高超的航海技术，包括航行编队与航运，利用季风与使帆术，通信术，过洋牵星导航术等，驾驶各型船舶，选择最佳时期和航线，运用通信导航设施，保障航行安全，货物配载，旅客服务，船舶管理，科学航海，这些无不体现了郑和高超的航海术。 马光汝撰文《郑和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郑和研究》第1期）对郑和航海中的基本史实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大型宝船是存在的，郑和船队最远到澳洲甚至环球航行要随着史料的发现再做定论，郑和下西洋在南京、太仓、长乐三地都有停留、启航，三地是统一的，不能只强调某一地的作用，南京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是郑和真体安葬而不是衣冠。 四、探讨与延伸 1、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万明撰文《从明代青花瓷崛起看郑和下西洋伟大功绩》（《郑和研究》第4期）指出，在中国，从唐代产生青花瓷，但直到明代青花瓷才脱颖而出，黄金时代在明朝永乐、宣德年间，这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它与郑和下西洋有密切的关系。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功绩：一作为商品的青花瓷崛起：海外遗存的证明；二外销改变了中国瓷器的发展走向：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的证明；三商品化使青花瓷奠定了主流地位，北京出土青花瓷的证明。 游建西撰文《郑和下西洋与妈祖崇拜在海外的传播》（《中国道教》第4期）认为，妈祖崇拜比较亲切，有民族色彩。形成妈祖崇拜的重大影响，应该是在明永乐年间。因为郑和七下西洋，拓宽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和商道，而妈祖崇拜也随之扩大到西洋诸国，这些从后来郑和纪念妈祖的文献可以看到。因此，可以说，郑和远洋沟通了西洋诸国，显示的是明朝永乐时期打开外洋的国策。妈祖信仰，也即道教的影响，随当时的国力远播海外，这是明朝人所希望的。郑和既充当了国家的友好使者，同时又充当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传播者。郑和下西洋与传播的妈祖信仰，两者均为和平远洋行为，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 陈平平在《郑和下西洋的茶及茶文化走向世界》（《郑和研究》第3期）一文中指出，明代是中国茶与茶文化经由海路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郑和下西洋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为茶由中国之饮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健康饮料作出了贡献。在《郑和下西洋与明代中外农业交流的发展》（《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中，陈平平认为：十五世纪初期我国明代农业发展的水平，居于世界前列。郑和下西洋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中外农业的交流。通过人员互访，考察和研究，加深了对彼此农业生产情况的认识和了解；通过颁历法、赠图书、言传身教、人员留居与先后移民去的华侨，向海外传播了中华传统农业的经验和技术；通过赏赐、赠送、朝贡、贸易和走私等途径，扩展了农产及其加工制品的国际间交流；通过相互引进丰富了彼此种植与养殖的农业植物、动物的种类和品种。这些对于中国与亚非诸国的贸易、农业和相关手工业的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2、郑和下西洋的现代启迪 马志荣，薛三让在《后郑和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由开放走向内敛的现代思考》（《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不但率先于世界其他民族走向海洋，而且在搏击茫茫瀚海的过程中，创造了璀璨的海洋文化，为世界海洋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元、明初时期，是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最辉煌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海洋文化的突出成就是郑和下西洋完成了对海洋的政治开拓，采取“柔远”的外交政策，造就了盛极一时的东方海洋文化。主要表现在：首先，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文化开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其次，郑和下西洋，推动与海洋有关的各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是反映海洋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郑和下西洋，将地理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也使得世界文化的交流互动发生了从陆上通道向海洋通道转换的历史性转变。第四，郑和下西洋，对海洋气象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五，根据各国、各地区不同的文化特点，广泛开展文化交流。第六，郑和下西洋对海上航路的开辟做出了重大贡献。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结束，是中国海洋文化由开放走向内敛的标志。此后，海洋文化随后直转急下。一出把中国推向世界，但却没有把世界带给中国的，可谓既是历史亮点，又为历史拐点的交织着自豪与悲情的历史壮举，在郑和手中悄然落幕。此后中国由开放走向内敛，乃至完全封闭，进而造成中华民族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最终落伍。进入21世纪，中国终于迎来和平发展的大好良机，世界各国都把发展目光转向海洋，藉此需要我们积极策应，努力在全社会范围增强海洋观念和海洋战略意识，重塑海洋文化自信，推动并繁荣海洋文化与经济协调互动发展，走海洋强国之路。 王磊和孟庆磊撰文《郑和下西洋与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海权的重朔》（《郑和研究》第2期）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海权达到鼎盛与开始衰落的重合，郑和的海权思想对于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海权的重塑具有重要的启发，应当将郑和精神引入中华海权的重塑中。 杨宏伟撰文《郑和下西洋实行和平外交的原因探析》（《郑和研究》第1期）指出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二是明初稳定政局的要求，三是中外互利互惠的政治经济利益，四是战争的不利后果的反向制约，五是郑和的个人因素。于媛媛撰文《郑和：在文明与和平中走向世界》（《郑和研究》第1期），认为传统文明与崇尚和平是中华民族一贯的、传统的文化思想和行为准则。郑和下西洋，“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促进海外诸国文明程度的提升，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体现了中华民族最高思想和最美境界——“贵和尚中”。 3、新视角 龙村倪在《无碍说从头——从“李约瑟”、“胆水炼铜”、“白蜡虫”到“郑和下西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一文中讲述了自己30年来（1975—2004年）从接触李约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到对科技史产生浓厚兴趣的过程，认为郑和下西洋涉及到的“回回司天监”，“回回药和回回医”、“回青”，甚至三保太监横越印度洋的“过洋牵星”都对中国科技的创新有很大影响，文章认为：科学也有历史，重视科学，同时也要重视科学的历史。 张良君的《从传播学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朝贡贸易》（《新闻爱好者》11月（下））则从传播学角度来解读郑和下西洋的这种朝贡贸易形式。凭籍朝贡贸易，建立传播关系，贡品是一种特殊的传播介质，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朝贡贸易, 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传播, 而且只存在着一种单一的组织传播类型，其传播效果是利弊共存。 在郑和的宗教信仰方面，徐心希撰文《试论郑和与佛教的关系》（《郑和研究》第2期）指出郑和航海，不仅乞求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保佑，也乞求海神天妃的保佑。郑和是一位信仰多种宗教的政治家和航海家，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郑和家世与佛教记载，还是出土文物都可以提供郑和信仰佛教的有力佐证。郑和信仰佛教与明朝宦官崇信佛教的传统，以及东南亚佛教文化传承也有一定的关系。 王冬青撰文《略论明朝对郑和下西洋的反对及其终止》（《郑和研究》第2期）认为，郑和下西洋活动是在明成祖对南方的武力干预为背景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在外交方面发挥的功能是全面的，随着下西洋范围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中国视野，这些国家被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但是郑和下西洋却招来儒臣们的强烈反对，原因一是耗费无度，二是宦官参政。从朝贡体系运作的本身看，也必然会导致下西洋活动的中止。在郑和下西洋活动中止之后，国内和国际形势也都随之发生变化，明朝开始由盛转衰，近代世界则迎来了大航海时代。陈波撰文《明初海运与海防的关系》（《郑和研究》第4期）分析了明初郑和下西洋海运和海防政策背景。 笔者愚见：2007年的郑和研究，由于有郑和研究会的组织协调和《郑和研究》这一平台，集中研讨了郑和研究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方式是可取的，成效是显著的，它比简单拼凑现有的史料和观点，以制造论文数量上的“繁荣”更有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