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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实际入学的时间是在1978年春季。入学之时，虽打倒“四人帮”已一年多，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有待时日。学校开课后用的教材、教案大多仍是“文革”中的东西，比较好一些的则是个别老教师用“文革”前的教案及观点授课，这已经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了。 应当是1979年的某一天，历史专题选修课忽然来了一位非本校的老先生，消息灵通的同学都很兴奋，说这是陈寅恪的门生王永兴先生，是位大师级的人物，来给我们讲授《隋唐五代经济史》专题课。开始选修此课的学生有不少，我也在其中。王永兴先生授课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上台先在黑板上写满史料，将隋唐的《田令》和《赋役令》从厚重的古籍书上逐条抄下，然后再逐句为我们讲述。其讲解史料若剥笋剖瓜，当史料讲完，其观点结论已自然得出，令我惊诧不已。因为王先生要求选课的学生读许多参考文献，还布置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抄录资料，很多同学不适应这种须自己动手、动脑筋的授课方式，渐渐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少，但剩下的恰是有志于中国史研究的同学。这也正是王先生在课堂上反复鼓励我们的。在此我保留了一份王先生布置我们抄录史料的要求与体例，转录于此（原文为繁体字、竖行），以纪念王先生的授课之恩。 《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抄录要求与体例》 一、按提纲抄录，务必抄全，不可脱漏。 二、每张纸抄录一条材料。 三、用八开格纸，竖抄，用钢笔，繁体，正楷抄录。 四、材料出处抄在第一行，上端空两格，书名、传记名、志名等不另加括号。如： 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传 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三·蒲宗孟传 宋会要辑稿六九五七页·一七七册·兵一二·捕贼二 五、抄录材料时，第一行上端空两格。 六、引文首尾加“ ”号，注文加（ ）号；原按加〔 〕号。如： “政和五年正月丙辰，长宁军界夷人卜漏等反，攻梅岭堡，陷之。”[原按：此据初草，二月三十日，令赵遹指置圣旨追书，须憋考详。] 七、材料中遇有年代、人名与材料不衔接时应在引文前加上，如： 大观二年正月戊寅，“河东北盗起。” 石公弼“知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有号亡命社。” 八、标点符号完全照二十四史标点本之标点。 从此以后，我作历史研究基本上就是遵循这种方式读书，摘录史料。这是我就读研究生之前对王永兴先生的初步印象。 1981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我们这届入学的时间是1982年春节后。记得报到时天气还比较冷，我在历史系办公室办完手续后，王玉梅老师说：“你就是王宏治呀？王永兴老师让你到他家去一趟。”于是我就按地址找到王永兴老师家，当时他还住在建斋的一间据说是由厕所改建的宿舍。因为在师院上过王先生的课，课间休息时我也常向王先生讨教，故双方都不陌生，很快就聊到一起。王先生直接问我打算读哪一段？我们当时考研是按中国历史上半段（隋唐以前）和下半段（宋以后）分专业，但入学后具体研究方向则根据导师再定。我说我对中国法制史比较感兴趣。王先生说，《唐律》是中国法制史的基础，既然要研究法制史，就必须学好《唐律》，并表示希望我能跟他学。我也就没有再犹豫，当场答应就跟王先生学习隋唐五代史。 1982年的北大历史系的中古史专业，可以说是刚从“文革”阴霾中恢复元气。一批泰斗级的教授重新走上讲坛，其中有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张传玺、商鸿奎、许大龄、祝总斌、吴荣曾、张广达、吴宗国等，王永兴先生按时下的话说是作为“引进人才”从山西调入北大的。北大开放的学术氛围使我们不仅可以聆听本系名师的授课，还可以任意选听自己感兴趣的外系名家的讲座，如我还选修了宿白先生的考古学、汤一介先生的佛教史等。王永兴先生的课理所当然的是我的重头戏。王先生每学期开两门课，一门隋唐史，一门敦煌学，从来也不重复，所以我三年来共听导师亲授12门课。这可能是现在的研究生不能想象的。 敦煌学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学问，此前我只认为敦煌学与美术等有关，与隋唐史似乎稍远。王先生每次上课，将要讲授的有关敦煌学的文书用油印机印出来，发给我们。这种印刷方式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先在钢板上用蜡纸刻版，再用一种胶滚子在油印机上以油墨印制。发到我们手里时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尽管有油印资料，王先生仍要一丝不苟地将相关史料全部抄写在黑板上，抄完一段，就讲解一番。黑板抄满了，我就主动上前将讲过的部分擦净。三年来，王先生不断地抄写，我就不断地擦拭。王永兴先生就用这种方式，逐字逐行逐句地为我们讲解千年前埋藏在敦煌藏经洞中，面世后又历经沧桑的敦煌文书。他充满激情地讲述着陈寅恪先生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强调陈寅恪先生的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鼓励我们立志于从事敦煌文书学的研究，我们在他的鼓动下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王先生讲敦煌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一是“吐鲁番唐永淳元年氾德达飞骑尉告身研究”，二是“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研究”，三是“敦煌水部式研究”。通过王先生的讲解，我始知，做学问当从识字开始。王先生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为我们讲述古代文书中的字句，有时我只觉得我就是个小学生。对于经历“文革”，没有受到过系统训练的我来说，确实感到受益匪浅，知道学问是怎样做出来的。刚到二年级，王先生又从国家历史档案馆取回一些“吐鲁番文书”，每人按专题分得几页，要求我们“作文书”。我分到几页唐初的馆驿文书，“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追勘遣番不到驿丁事”和“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为请处分欠番驿丁事”等（这几件文书1985年后，由文物出版社发表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上）。看着这几页残缺不全、如同天书般的纸片，我真不知道如何下手。同寝室的师弟们幸灾乐祸地瞧着我为难的样子，还要表现出爱莫能助的表情。我也只能用“笨”法子，每天到当年王先生设在北大图书馆213室的研究室，翻阅相关资料。王先生事先为我开了几本书目，如两唐书、《唐六典》、《唐会要》等，在这些书的指引下，利用蛛丝马迹的线索，如同刑警侦察破案一般，又像谍报专家破解密码一样，一字、一词地钻研，再结合历史背景，分析“案情”，逐步进入情况，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以4万字论文的形式完成了《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我毕业后，该论文发表在由王永兴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第三辑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是王先生指导我从事科研的第一步。 隋唐史课王先生主要讲述制度史，先后开过经济制度史、政治制度史、职官制度史、选举制度史等。王先生在这些课上除了讲课，主要是要求我们读《资治通鉴》，有时课上还要检查。因为读研究生还要学习两门外语、政治和其他选修课，晚上在寝室与不同专业的师兄弟们总有说不尽道不完的各种社会话题，有些时候难免应付、糊弄，一般来说总能被王先生发现，遭到训斥。今天看来，王先生的严格要求，对我的学术成长确实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饮水思源，师恩难忘。印象极深的是在读《资治通鉴》时，王先生要求我们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但又给我们引述了《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开元十二年》的一段文字，为说明问题，不厌其长，转引与此： “（四月）壬子，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众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皆见。（胡注：见，贤遍翻。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地球子午线的记载，今天看来，其精确度虽有些偏差，但毕竟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确信地球是圆的。王先生讲这段的目的并不在其正文，而是胡三省的注，“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王先生告诉我们，读书不可能穷尽天下学问，就像河边的老鼠喝水，不可能将河水饮干，只要自己喝饱了就行了。这对当年面对知识饥渴的我们来说，确实是及时的提醒。三年读研，时光紧迫，学海无涯，精力有限。应该抓紧时间，首先完成最重要的学业，不能虚度光阴。 三年时间的确如飞，转眼我就“修成正果”，该毕业了。我顺利地联系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工作问题解决了，也该离开王永兴先生了，但真要离开时，确有不忍之心。因此我时常会回北大看望先生。记得有一次，也许是为了让王先生欢喜，我说，争取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一部专著，以报答先生的培育。王先生很严肃地说：“你现在还不能写专著，写出来也不会是好东西。虽然工作了，还是要抓紧读书学习，先写些小论文，把基础打好后，再渐渐写书。用一年写出一篇好论文就不容易了。不要急于求成，白纸黑字的东西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对我震动很大，因为现实的学术风气就是让人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听从了王先生的教导，这些年来，我写文章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轻率下笔，要对历史负责。王先生的授课方式，对我影响也很大，现在虽有电脑课件，但我仍坚持用板书抄写史料，总认为板书有着各种现代教学手段不可取代的魅力。 1994年6月，王永兴先生八十寿诞那天，我出面召集王先生在京弟子为先生祝寿。我们在阜成门附近的一家四合院餐厅聚会。祝总斌先生、吴宗国先生是我们念书时共同的老师，也应邀前来共聚。卢向前特意从杭州赶来参加。王先生也显得格外兴奋。大家一起喝了酒，还唱了歌，共忆师生之情，总之，是一场难得的，也是难忘的师生联欢会。2004年，王先生90寿诞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在历史系新建的小院里。当时历史系的领导基本上是以78级毕业的留校生为主，牛大勇已是系主任，阎步克、邓小楠也都成为博士生导师。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在回忆王先生当年给他们授课时，课下要检查同学们上课时所记的笔记，晚间还经常到宿舍检查各位读书的情况。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别说是本科生，即便是硕士生或博士生也未必有导师如此耳提面命、诲人不倦者。 近年来，王先生的身体状况可能是由于年事已高而不太好。每次我去看他，他都兴致很高，经常回忆往事，其中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他的导师陈寅恪先生。除了追忆他随陈寅恪先生学习工作的往事外，主要谈论陈先生在治学方面的感想。对于当前学术界的“假冒伪劣”现象，王永兴先生认为这是关系到民族素质的大事。他引用欧阳永叔《新五代史·冯道传》中的话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今日无所不取，无所不为的“不廉、不耻”之徒，却能名利双收，又为后学青年提供了“不良”的榜样。导师理应在品德和学术两方面都优秀，即德才兼备，就像陈寅恪、王国维、杨树达、汤用彤这样的大师。说到陈寅恪，王先生特别推崇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先生在《我对义宁之学的理解补述》一文中说： “我华夏民族数千年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此禹域九州广土众民之文明之国屹立于天地之间，虽数经衰落，终能复振。寅恪先生乃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人，故特别重视并表彰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内容与形式，因其时间、空间及其他条件之不同而不同。但为维护此禹域九州广土众民之国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独立则一也，为维护华夏民族之学术文化与其发展提高则一也。” 我想，王永兴先生与其导师陈寅恪先生一样，都是为了这一信仰而奋斗终身。正如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铭中所说：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王永兴先生最喜爱的陈寅恪先生的名言，也是我的座右铭。谨将此作为悼念先生的挽词。 2009年4月10日于北京 （注：这是我与王永兴先生2007年的合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