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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著名的世界史专家齐世荣教授和钱乘旦教授对这个题目进行了讲解。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2003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进一步认识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为题，报道了胡锦涛讲话的内容。这篇讲话对于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推进意义。 胡锦涛的讲话强调了在当前新形势下和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历史学所应担承的根本任务、学习中外历史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两个“认识和把握”），提出了“人类文明史”新观念（一个“基础”四个“有所”），强调了学习历史知识、研究历史的两个基本前提（“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现实问题”）和两个基本立足点（“深入理解国情、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以及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最后，胡锦涛从中国社会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出了“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在于“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胡锦涛的讲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品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础，“实践的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思维方式，实践的认识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和过程时采用的根本的历史认识方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反复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通篇贯穿着“实践的思维”、实践的观念。在这篇短短的《提纲》中，马克思在14处使用了“实践”一词，11条提纲有7条直接包含“实践”一词。《提纲》最后从实践出发，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以往哲学的根本不同点：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观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要求我们在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时，从主体的主观方面出发把它们当作实践去理解。也就是说，事物、现实、感性，是人的实践及其结果的自然呈现，人对它们的理解是从人自身的社会实践需要的角度进行的，是为了满足“改变世界”这一基本的、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 世界史研究作为理解事物的一种特殊方式，同样需要实践的思维。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世界历史，不是为了寄托思古之幽情，满足对往昔事物、他国情调的好奇心，而是为了满足现实的人们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的需要，从而指导人们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好地创造历史，改变历史，即“改变世界”。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对于世界史工作者来说，研究世界历史，首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深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深入理解中国的国情，把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研究的立足点。中国当前最大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即如何更好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新世纪，特别是在新世纪头20年，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必须能够满足中国的人们这一宏伟的社会实践、历史创造活动的现实需要。只有这样，我们的世界史学科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亦才能显示出其应有的重要性和意义。 要做到这一点，世界史工作者必须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史学观念，牢固地树立起实践的观念，用实践的思维和历史认识方式去考察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考察和研究那些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发挥过自己的作用，对世界发展的趋势起过重大的影响”（姜英爽：《中南海里的“历史课”》，《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4日）的国家的发展历程。 然而，当前我们的世界史研究状况却与上述要求相距甚远。综括而言，存在着以下几种倾向： 一是学院化意识。相当一部分世界史工作者缺乏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根基，对当前的活的历史运动，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出现和面临的现实问题充耳不闻，遑论深入研究。由于缺乏本土问题意识，因此只能以西方学者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跟在西方学者屁股后面邯郸学步，亦步亦趋，搞所谓“与国际学术接轨”的传声筒式或注释式的所谓研究。有的世界史工作者具有一定的本土问题意识，但这种本土问题意识不是源于中国现实活的历史运动中出现和面临的亟需解决的与创造和改变客观实在的历史密切相关的问题，而是源于创造和改变人们思维中、想像中、意识中的历史的需要。这些世界史工作者只是关心如何形成所谓的“中国学派”，以便与西方学者一较高低，中国现实的问题则在他们的关心和关怀之外。殊不知，即便要创立所谓中国的世界史学派，若缺乏中国历史和文化修养的根基，离开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离开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理解，只能是沙上建楼阁。这种本土性的问题意识，实质上不过是学派意识，解决的是情感与意气之争，而非中国当前的活的历史运动所要求于世界史工作者予以解决的时代问题。像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如此宏观、广阔层面的“一个很有意义很有远见”的课题，我们的世界史工作者为什么就提不出来？在世界史学界并不缺少长期致力于“地理大发现”、15—16世纪历史转型期研究的世界史工作者，但他们不是满足于应景式的研究，就是满足于创建中国世界史学派的需要的学院化研究，或是满足于创造臆想化的解释世界历史的数学方程式。这种严重落后于实践、脱离实践的世界史研究现状，难道不应该认真进行反省吗？世界史学科的受冷落，以至于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生存之忧，不是社会造成的，是世界史工作者自己造成的。任何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如果不能满足人们其他的社会实践的需要，都必然要被社会实践打入冷宫。学院化的世界史研究，除了满足一部分人的学派欲外，其作用就在于把世界史学科送进冷宫。 二是贵族化色彩。由于缺乏实践的思维，亦不去深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不去深入理解国情，因此也就不可能从当前活的历史运动中获得无限丰富的启发，发现并提出富有现实意义、理论价值和和历史价值的史学问题。其结果是，一部分世界史工作者完全从个人的兴趣出发，依据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有限材料，逮着什么就研究什么。既不考虑自己的研究题目的已有研究状况，更不考虑确定的题目究竟有没有研究价值。人类文明史有数千年之久，其间发生的事情如恒河沙数。并非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出现的所有事情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去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精辟地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所要解决和能够解决的任务。史学工作者也是如此。作为精神生产实践的承担者之一的史学工作者，不同于从事物质生产实践和其他精神生产实践者的是，不管是从事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研究，还是从事其他国家发展的历程的研究，在进行这种研究之前，首先必须考察其所处时代的人们给自己提出了什么任务，在这些任务之中哪些又是亟需解决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世界史工作者在研究历史之前，首先深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前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只有带着这种本土问题意识，带着“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意识，从当前活的历史运动的丰富启发中获得对历史的时代认识与阐释，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显示出其应有的重要性和意义，实现其应有的历史价值。贵族化的世界史研究，除了缩小世界史学科的生存空间、隐没其应有的意义外，没有任何价值。这样的世界史研究，对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努力的人们来说，更是一种浪费人才资源和科研资金的奢侈行为。 三是叙事化和细碎化倾向。历史研究当然离不开对历史事物和过程的叙述，但叙述只是基础性环节，历史研究的完成性环节在于阐释。历史阐释，主要是对历史发展及其过程之于现实的人们的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价值的阐释，反映了史学工作者的史识，是史学工作者主体意识和时代意识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我们的世界史工作者以叙事为能事，缺乏历史阐释的自觉意识，或者仅仅把经典作家或西方学者的阐释当作其个人的历史认识，从而缺乏应有的史家主体意识和独立、创新的学术品格。曾经有世界史教材主编明确要求参与编撰的人员不要在编撰过程中搀杂个人对历史事件意义的解释。人的认识活动，从来都是主观性的。世界史研究作为人的一种认识活动，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的思维”明确要求人们在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时，“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即从人们的社会实践的需要的角度去理解。如果认为世界史研究只需要叙事，只宜停留于叙事的环节，而无须进行历史阐释，就可以做到客观，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样的历史研究也只是有头无尾的半拉子研究。与叙事化相伴随的是细碎化，局限于细枝末节，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中国古代“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而“不尚辟怪，不务繁碎”的优良传统，（参见瞿林东：《读史当观大治乱得失》，《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5—92页）在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包括世界史工作者）中已濒于断裂。受国外史学叙事化、细碎化的“小历史”思潮的影响，读史治史当观大治乱得失的史学传统的断裂实有日益增强的趋势。以“辟怪”为时尚、“繁碎”为要务的叙事化、细碎化的世界史研究，可以满足人们一时的对于往昔或他国历史情调的好奇心，展示历史叙事者个人的叙事技巧与才华，以为人们饭后茶余之谈助，但无裨于人们深入理解国情和球情，更无裨于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果上述倾向不能得到尽早的、有效的纠正，不仅世界史的重要性和意义无法显示出来，而且长此以往，世界史学科的生存也将大成问题。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无疑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世界历史知识的高度重视，对于新世纪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亦无疑将起极大的推进作用。如讲解者之一的齐世荣教授所说，“中央这次学习，有助于扭转人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许多偏见和误解”。但春风能否化雨，无声地滋润中国世界史园地，关键在于世界史工作者能否实现史学观念和“人类文明史”观念的根本变革、能否养成实践的思维。在目前，深受中央这次学习的鼓舞的世界史工作者，不应该把问题的产生归咎于社会或他人，要有敢于坦承过错、纠正以往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过失、并承担责任的勇气。对于世界史工作者来说，在“扭转”他人的世界历史观念之前，应该先“扭转”自己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世界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上的“人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许多偏见和误解”，不是社会上的人们自己形成的，是世界史工作者把“偏见和误解”的“世界历史”传授给他们而造成的结果。 正人之前先需正己。世界史工作者尤其需要通过中央的这次学习这件事本身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如果说要创建中国的世界史学派，那么，世界史工作者在深受中央的这次学习的鼓舞的同时，不妨借此良机，冷静地进行世界史学科本体上的深刻而又全面的反思。通过反思，改革现有的世界史研究模式，更新世界史工作者的史学观念，养成实践的思维和实践的历史认识方式，把新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的“人类文明史”观贯彻到我们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中去，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深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前提，以深入理解中国的国情、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为立足点，以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为世界史学科的根本任务，以实践的思维及其历史认识方式为特色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范式，不断开创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