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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革前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 1.关于史学社会功能。 文革前的提法是古为今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新时期,黎澍重新探讨古为今用和历史学的任务,他认为首先要重视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的任务首先是弄清事实,然后从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中说清历史事实的真相,叙述出真实的历史过程。强调一定要用科学的历史知识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曾组织学者就史学功能问题进行多次讨论。学者们提出,史学功能有科学功能和为其他社会领域服务的社会功能。并探讨了史学的科学功能与社会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就社会功能而言,史学应当为政治服务,但也可以为经济、文化服务。茅海建从不同群体对历史学的需要阐述了史学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刘志琴从史学功能的历史变迁,由神喻性而资政性而教育性,阐述史学在德、智、美育等教育方面的多种功能。白寿彝就历史学对人的多方面教育功能阐发尤多。为了避免强调史学为其他社会领域服务时而忽视其科学功能,也为了避免强调史学科学功能时而疏远以至脱离社会现实,蒋大椿提出了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划分。前者主要承担史学的科学功能,后者则在基础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承担史学为社会领域服务的社会功能。新时期对史学功能问题的认识,显然较以往全面。但关于史学功能问题,今后仍需要更加全面而系统的阐发。 2.关于史论关系。 文革前的认识,主要是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三种。新时期较多学者对史论结合主张作了继续阐发,李鸿然等提出“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也有学者主张提“以论导史,史论结合”。蒋大椿则提出,应当将史论关系放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两种现象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学、历史研究过程的史料与结论性认识、历史叙述过程的论点与史实三个不同范围内,分别加以探讨和处理,然后作总体考察。其后,胡绳等学者也主张将史论关系放在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分别加以处理。对于史论关系问题的认识,新时期显然有了很大进展,但这个问题仍有必要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发。 3.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 新时期到来前后,已有学者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有十多篇文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为被扼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恢复名誉。相当多的文章主张回到60年代初对历史主义涵义及其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见解。但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理论主张是不彻底的,具体表现在它也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这样两个理论前提,因此他们讲不清楚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蒋大椿在1978年秋论述历史主义时提出,文明史不只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它还包括生产斗争、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更加广泛的内容。80年代初,他对历史应当包括生产力发展、人们社会阶级关系的又斗争又统一、社会意识等内容继续作了阐发。就整个史学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见解,而且还不够全面。但对于将文明史仅仅视为阶级斗争发展的认识来说,无疑体现了史学界在新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认识的突破。80年代,蒋大椿又提出阶级观点只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运用于文明史中的阶级现象而得出的抽象程度较低的理论,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个观点,是否属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还值得讨论,但绝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只有基于这样新的认识,才有可能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获得正确认识。90年代蒋大椿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王学典的《历史主义的历史命运》等著作,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了这个专题的研究。新时期还有个别学者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而他石、陈高华、李祖德等绝大多数学者均不赞成此见。由于新时期学者们主张研究历史时应当采用多种合适的观点和方法,像60年代那样以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并列已经没有必要。但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并不能说已经完成使命。目前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虽然表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在具体结论上甚至和过去对立,但依然存在,如对待近代革命的看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不仅应当与正确运用的阶级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相结合,运用其他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时,也应当注意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 (三) 新的史学理论问题提出及其探讨 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大体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开展。 文革以前,只有一般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基本上没有展开研究。新时期对历史认识论研究已初步展开,涉及到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中介、历史认识过程及其特点等一系列问题。1987年在四川温江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主题便是历史认识论。罗福惠、马敏在1983年较早地探讨了历史认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刘泽华、张国刚就历史认识特点是间接认识、从问题开始的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以及历史认知结构、基本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谢本书、翁飞等探讨过历史认识的一般模式及其特征。徐兆仁提出了历史认识的十大特征。于沛系统阐述过历史思维的特点。沈大德、吴廷嘉对历史认识主体进行了专门研究。陈启能、陈光前等分别对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陈启能的见解曾引起不同意见。李振宏在多篇论文中探讨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以及历史认识的模糊性。赵轶峰探讨了认识的相对性,等等。另外,多种史学理论著作也对历史认识论作了深浅程度不同的讨论。问题已经提出不少,并且获得可喜的进展。但我国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2.历史学的性质问题。 历史学的性质是历史知识论诸多问题中的一种。解放以来,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看法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90年代以来,逐渐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也有学者认为历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的统一。何兆武在1996年发表的《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15] 一文,对历史学的性质问题作了系统阐发。何兆武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Ｉ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定,这部分研究工作是纯科学的;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Ｉ的理解或诠释。这里又分两个方面,对理解工作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理想贯彻始终,这“是历史学的核心”。另外史家还要进行人性学的研究,这种探讨一部分和心理学重叠,“大部分都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由于每个人、学派、时代的知识,凭借和思想方式不同,构造出来的历史画卷不同。历史学家工作的完成,就在于把他构成的历史画卷传达给别人,“这里的这个‘传达’工作,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因此也就并没有‘如实’。”就整个近代史学史来看,何兆武文章除了论述的细致,大概并没有提出新见解。但就解放以来对史学性质的看法而言,何兆武文章的确提出了非常重要而与众不同的见解,已经引起史学界关注。有的学者表示赞同。庞卓恒则对何兆武主张的历史学的生命或主体部分只能是“人文的”而不能是“科学的”论点,提出质疑。历史学的性质关系到历史学的方向,建议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能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对于当代史学理论乃至整个史学的发展,都是极为有益的。 3.关于历史编撰理论。 文革以前,除个别文章涉及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开展。新时期对历史编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已初步展开。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中国代历史编撰与方法作了系统的总结。《史学导论》等多种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著作也探讨了如何编撰史著以至史学论文,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集中探讨了历史编撰学的理论与方法。江明、陈光前等分别撰文论述了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上述探讨,内容涉及到史书的体裁、体例、体系、结构、线索以及史著语言的基本要求等。罗尔纲在撰写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主持编写大型中国通史时,对建设新综合体作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尤其是白寿彝在总结和继承我国古代史书编撰体裁优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而创造的通史新体例。该书主体部分包括序说、综述、别录、人物传记四个组成部分,其所涵盖的历史知识的广度、深度都超出了以往章节体通史著作,又比较恰当地处理了通史编撰中的点与面的关系,加强了对历史主体的研究,改变了以往通史著作只见事物不见人物的通病等,当是新时期历史编撰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的一大创获。 (四) 史学方法研究热 文革前,史学方法研究薄弱而单调。80年代,我国史学出现了“方法热”,确为解放以来史学研究的一大新气象。除了出版、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史学方法论著外,全国各地曾多次举办有关社会科学方法、历史研究方法的专题学术讨论会。针对相当长时期以来忽视史料工作的倾向,尤其是文革时期影射史学对史实的任意曲解甚至伪造,80年代初,史料的搜集、鉴别、考据方法为胡守为、荣孟源、赵光贤、白寿彝、来新夏等史学家所格外关注,他们撰写了一批史料考据法的论著,如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讲话》等。 在史料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方法,除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史论关系处理方法的继续探讨外,黎澍、蒋大椿、李振宏等阐发了历史研究中的唯物方法。刘大年、葛懋春等阐发了阶级分析方法。丁伟志等探讨了逆向考察法。蒋大椿系统发掘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研究方法。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新方法的引进和探讨。 一是系统方法。金观涛、刘青峰首先将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引进历史学领域,并运用这种方法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钱学森等许多学者都论述过历史学中的系统方法。1985年在上海和1986年在安徽举办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曾集中探讨过系统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当时多数学者对于在史学中尝试性地运用系统方法持肯定态度。这种方法的基本要点是,要求从系统整体出发,研究系统整体与各子系统(部分)、各子系统之间的及系统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以探求历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运用这种方法还要结合数学手段。它强调用综合—分析—综合的研究程序把握历史事物系统。当时对于这种方法及其运用中的许多问题和难点,尤其是系统方法从整体出发便是一个极大的难点,并没有深入展开研究。许多学者提出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系统方法,并且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金观涛则由怀疑以至用系统方法排斥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的研究倾向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刘大年、刘修明则主张对引进系统方法持慎重态度。 二是历史计量方法。霍俊江、续建宜等学者撰文阐述了计量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运用程序等问题,也有的学者指出历史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计量方法。霍俊江、王小宽、项观奇编著出版了有关历史计量方法的专著。应当说,在适当的历史领域运用计量方法对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必要的。历史计量方法已被开始运用于我国的人口史、经济史等领域,但成果不多。这大约同目前多数史学家掌握计量方法有一定难度、而数学家也还没有进入史学领域相关连。 三是各种跨学科方法。史学系统方法、历史计量方法也是跨学科方法,是自然科学与史学交叉而产生的。这里是指各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方法。彭卫、周义保、邹兆辰等分别探讨了心理史学方法对于历史学的意义、适用范围、运用程序及应注意的问题。罗凤礼介绍了欧美心理史学方法并作了评述。彭卫并有心理史学及其方法的专著出版。魏承思探讨了历史社会学方法。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介绍和探讨了历史地理学方法、历史人类学方法,以及模糊方法、模型方法等。 另外还有些方法并非是新的,在新时期探讨时却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 一是历史比较方法。范达人、孟庆顺等学者分别论述了历史比较方法的理论根据、涵义、类型、运用程序、条件要求、功能作用及其局限性等。庞卓恒、范达人等出版了历史比较方法专著。历史比较方法同历史研究实践结合得较紧密,出现了相当数量用比较方法对中西历史作比较研究以及其他历史比较的论著。 二是假说方法。荣孟源认为在考据学中不能运用假说方法。茅家琦、李桂海等学者则探讨了历史学中假说方法如何运用及其作用。对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重新作了探讨。 三是口述史学方法。在近现代史,尤其是党史中,相当普遍地运用了口述史学方法。杨立文等对此作了颇有影响的探讨。 这一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是新。介绍和探讨的新方法各式各样,令人耳目常新。二是史学方法研究的多样化。三是除传统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较紧密地结合实际历史研究外,一些新方法的研究尚在起始阶段,多停留于理论的论证上,有些论证还比较粗浅,成功地运用于史学实践取得成功者甚少。 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已开始提上日程。陈光前、霍俊江、董进泉、肖剑、赵轶峰、程洪等学者都曾撰文对史学方法论建设的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这一时期史学方法和方法论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建设,大体存在以下几种基本倾向:一是个别学者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科学唯一的基本方法;二是有的学者打算以系统方法为中介,建设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统一的科学方法体系;三是有些学者建议历史学应尽量摆脱自然科学影响,从人文学角度来建设史学方法体系;四是有些学者建议应建立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多层次、多角度、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史学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今后有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五) 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展和逐步深入 文革前,除少量史学史的论著曾经涉及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外,史学理论史的研究基本没有开展。80年代与史学理论研究出现若干热点的同时,史学理论史的研究已经初步开展。9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很少出现热点,其特征便是史学理论史研究的继续开展并逐步深入。 外国的史学理论,除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方法续有研究外,从意大利维科、德国康德直至当代主要西方国家的许多著名史家的历史观、历史过程理论和史学理论,都有专文作个案研究。有些论文和外国史学史著作还分国分派别地介绍和探讨了诸如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历史主义在西方的最新发展、西方新心智史学、美国当代史学、德国心态史学、前苏联史学理论、波兰史学方法论以至墨西哥史学理论的发展等。《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等丛书的推出,以及多种外国历史哲学、史学理论文选的出版,都大大地增加了中国史家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系统的了解。张文杰较早地探讨了西方批判历史哲学对主体的强调,何兆武更加全面地分析了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到分析批判的转换过程,及其对西方许多史家史学思想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陈启能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演变的分析,于沛对前苏联史学理论发展及其特点的揭示,尤其是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性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史学界对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这些介绍和探讨,显然将有益于我国的史学理论建设。 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地展开。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史料虽然丰富,但缺少史学思想。我们的不少史家是蹩着一股气来发掘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并且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孔孟直至清代的阎若璩、章学诚的历代许多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思想、理论和方法,都有专文进行探讨。朱本源对孔孟史学思想的阐发,显示了他的研究功力。还有许多论著对中国史学思想和理论作了较全面的探讨。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编撰理论作了系统总结。瞿林东概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大势,并具体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内涵及其与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吴怀祺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发掘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思想、历史编纂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及历史编纂的二重性主张等基本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宝藏的更深入的发掘和更系统地研究,必将极大地有益于当代史学理论建设。 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和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亦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龚自珍、魏源、王韬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老”等许多史学家、思想家以及他们在史学领域的理论主张,都有论著作了专门探讨。还有许多论著及近代史学史著作,详略不等地探讨了近代的进化史观、梁启超等新史学、国粹主义史学、何炳松译介和发挥的新史学、疑古派史学、实证派史学、实用主义史学、民生史观、生物史观、复古主义派,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当然还有唯物史观的历史观以及在史学领域的理论主张。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概述了近代史观、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发展的基本趋势。胡逢祥、张文建的专著探讨了1840到1919年的史学流派及其思潮。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掘了近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蒋大椿主编的《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人们看到,从个案和派别研究的结合,近代中外史观和史学理论的交流,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轮廓,正在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将更为直接地有益于当代史学理论建设。 注释: ①孙定国:《我们怎样对工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学习》1949年第1卷,第4期。 ②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2期。 ③尚钺:《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载《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红旗》1966年第3期。作者自注文章作于1964年。 ⑤吴晗:《如何学习历史》,《光明日报》1962年1月4日。 ⑥《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⑦陈垣:《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须走的道路》,《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⑧⑩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红旗》1959年第10期。 ⑨ [13]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6月号。 [11]《红旗》1967年第5期。 [12]《中州学刊》1959年第13-15期。 [14]在这场讨论范围之外,当时一些地方报刊曾在政治范围内讨论过阶级观点涵义,但与历史主义与阶级讨论并无直接关系。 [15]《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