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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总是在进行自我更新，然而它仍然不可避免地而且适当地受过去的制约。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 将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看作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有很多人反对。的确，他不太象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且他也经常主动把自己的研究与所谓的历史研究划清界限。更重要的，那些曾经被他的理论攻击过的历史学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他这样的同事。但即便他的理论看上去与那些称作史学理论的东西多么背道而驰，我也打算找出它们的异中之同。本文中我将就福柯的理论与所谓的史学理论作一番比较，并期待这种比较会带来意外的收获：不仅仅要证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还要由此揭示经常提及的历史研究的真实内容。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今天的所有的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的无谓争执与历史学命运与归属的辛苦探索都可能出于对历史研究本身的狭隘认识。 一、福柯与传统历史学 福柯毕生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与传统的历史研究针锋相对的，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在他那里，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充斥着虚假与诡计，它炮制了一个有关于历史不断进步，不断朝向美好目标发展的神话。其中，人被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记录者和解释者，启蒙理性的化身，始终维系着这一神话，成为这一神话的内在根基。因此，这一神话归根结底的是人的神话。作为一种历史的观念，福柯与其同时代的许多法国思想家一样对它可能导致的危险表示极大的担忧，并且致力于粉碎这一人的神话。他立足于不把历史上理所当然的当作理所当然的出发点，试图揭露自诩为客观完美的历史知识中蕴藏的疯狂与愚狂。因而，构成传统历史研究的几个重要前提受到了他的挑战。他认为，连续性、总体性、进步性、目的性是传统历史研究的公设前提，而他恰恰是要发掘历史中的断裂性、分散性、无目的性来瓦解传统的历史研究。根本上，他是要根除传统历史学中的人类学中心论。他指出“人类学作为人之分析确实在现代思想中起着一种建构作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未摆脱它” ，换言之，以人作为历史的中心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无意识。这个“人”被福柯看作是表征知识型的终结，现代知识型崛起的产物。他以维拉斯开兹的名画《宫廷仕女》揭示古典时代的知识型“表征”的终结。他指出在这幅画中“与表象相似的那个人消失了，认为表象只是一种相似性的人也消失了” ，因而，表象本身不能被表象。人的崛起，是笛卡尔以来“我思”的崛起，是作为表征之表征的崛起——人开始成为了知识的客体。正如福柯所言“实际上，只是就人活着、讲着话和生产着而言，人文科学才专注于人” 。这标志着现代知识型的崛起，由于表征的失效，能指与所指不在理所应当的固定在一起，它们之间需要一种中介或粘合剂。这种中介的寻求专注于对事物的深度、历史性、限度的寻求，因此，经济领域中的财产分析转变为对深层的劳动的探索，生物领域由专注于分类转而关注生命现象本身，而在语言的领域开始专注于语言的内在规则。因为生命、语言、劳动与人息息相关，所以人就成为了一切人文科学的中心，这也促成了另一个领域的变化，即人也成为了认知的主体，知识的主体。19世纪以来的这种变化被人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在历史学领域中也是如此。但由于“人自己的整个存在就都与既非从属于人又非类似于人的历史纠缠在一起了”，所以“19世纪显现出来的人就被‘非历史化了’”。4也就是说，由于表征的解体，事物的自身的内在历史凸显出来，原先的事物的秩序被彻底的粉碎了。这样，人成为了从语言、劳动、生命方方面中提取出来的交集，但这却反而使得人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人的起源隐退了。（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起源毋宁说是来源更为恰当。） 由此，在对即最接近自我，又最远离自我的起源进行思考这个无限的任务中，思想发现了人并不与使人存在的一切同时代，人也不与人据以所是的一切同时代；但人处于一种权力内部，这个权力使人散开，使人远离他自己的起源，但又在也许总是被躲避的一种逼近中向人允诺他的起源。……这个权力是人自己存在的权力。5 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正是据此开始。在这个起源隐退与对起源溯求的“无限的任务中”，历史学家们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方法，这些方法集中表现为对同一的追求，对差异的掩埋——这种对人起源的追求本质上源出于启蒙元叙事，因为“人”本身就是启蒙话语的产物。自笛卡尔以来，“我思”成为了主体的标志。“我思”等同于“我在”在根本上促成了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说法。也就意味着一切历史都是一部我思的历史，或一切历史都是理性史。这恰恰揭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攻击思想史的另一种意味，即它可能不是对思想史这一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攻击，相反可能是对历史学本身的攻击。从他凌厉的攻势中完全可以透见对西方逻格斯传统的深恶痛绝。完成人的起源的探求，无疑是个“无限的任务”，那么这种探求的任何自称为定论的东西都不可避免的是虚假的。他指出“对暗中的诞生、遥远的关联、在表面变化之下滞留的持久性，借助无数盲目的同谋的缓慢形成的分析，是对这些渐渐的衔接起来又突然在作品顶端上的全部形态的分析。起源、连续性、总体化，这就是思想史的重要主题，也正是由于这些主题它才同某种现在看起来是传统的历史分析形式重新连接起来”。6因此，人的历史是假历史，人是一种没有历史的存在。显然，瓦解这种历史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宣布“人之死”。所以，“福柯之历史，人并非本体论及认识论上享有特权之生物，亦即非是历史借以运行之实物或历史轨迹绕行之对象，若就历史来说，毋宁说人是一种尴尬意外之物”。7 相应的，福柯提出了传统历史的替代物——一种真实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最大特点表现为主体的去中心化和时间的非连续性。它在福柯早期的研究中被当作话语的历史。话语史意在颠覆“我思”的历史，它试图说明“我思”根本上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因此，他首先剥夺了“我思”对知识的专有权：知识不在作为“我思”的成果，相反我思受制于知识，我思在知识中形成。他所指的知识并非认识的产物，“这是不同的对象的构成范围，它们能或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据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8这时，对人的隐退的起源的追寻被研究知识的可能形式，梳理知识的线条所取代。而知识的创造者，话语理所应当的取代了人。这种方法被福柯称作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考古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它研究的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它既拒绝探寻历史事件的内在奥秘，也拒绝对历史事件的起源无限上溯。它只关注于事件的表面，它试图确定这一事件（而不是那一事件）是如何占据现在这个位置的。因此，他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反解释，反总体，去中心的特点9。总的来说，知识考古学试图构画另一幅历史地形图。这幅新的历史地形图基本的构图原则就是取消历史中连续与断裂的对立，赋予连续与断裂同一性。传统史学与话语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待连续与断裂的态度不同。话语史中，连续与断裂被赋予同一的性质，它们都是话语实践的形式。“断裂对考古学来说不是它分析的基础，不是它从远处指明的界限，它既不能确定这个界限，也不能赋予这个界限以某种特殊性：断裂是人们赋予那些涉及某一种或某几种话语形成的一般规律的名称”。10相反，传统历史学将连续与断裂彼此对立，为了追求同一，追求连续性，有必要将差异掩埋，将不符合历史单线进步、不使历史成为无穷远处确定的某一主题的逐步实现的过程、不使理性及其化身——人成为历史的中心的东西彻底剔除出去。福柯对这种连续的历史的攻击并非象某些人所说的是肆意制造断裂，把不连续性作为目标来追求。他之所以强调要发掘历史中的断裂，是为了强调断裂——与连续同一的形式应有其本来的地位。而传统史学正是把连续作为目的来追求才导致它虚假性，打破连续与断裂的对立本质上是追求真实的历史。知识考古学以话语取代人的位置，因为话语的运动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而取决于一个特定时期的知识型。知识型是一个时期所有知识关系的总和，是“话语实践实证性中使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整体”。它不但是某一时期历史知识的组织原则，也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观念的组织原则，直接决定人们如何可能言及历史。因为话语实践是无目的的，所以知识型的出现与交替也是偶然的。这是一种散乱的以话语实践为中心的历史，取消了“我思”对历史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1968年“五月风暴”促使福柯的思想产生重大转折（也有人认为是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开始继承和发展尼采的“谱系学”（genealogy）。“谱系学已不视人为历史之制造者，不视人为历史知识中尝赋予记述特权之物。谱系学以身躯来取代人”。他开始质疑一种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纯而又纯的知识的存在，或者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话语实践的存在。他的目光从知识转移到了权力。他开始探讨作为权力的非思对我思的制约。虽然他不再大量的使用考古学的术语（陈述、档案、知识型等等），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考古学研究，只不过他发现“权力的多种运作方式体现的最明显，但也最难以识别的地方就是话语”11，因而他开始探讨权力对话语的影响。不过，此时他已经放弃了考古学中的话语自主的理论，他开始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权力的运作。福柯认为，“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12换言之，权力生产历史。历史知识是权力的产物，权力决定历史的话语的运作，因而，权力成为了“我思”的组织原则（不再是知识型）。权力建构“我思”取决于在考古学研究中被福柯放逐，抹煞的历史主体的复归。这个主体不再是昔日的“人”，不再是那个至高无上的“我思”，他们成了驯服的身体。 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对人体的密切关注的迹象。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归训的。……“人是机器”这部大书是在两个领域内同时撰写的。一是解剖学—形而上学领域。……另一个是技术政治领域。……该书将柯解剖的肉体与可操纵的肉体结合起来。肉体是训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这种著名的自动机器不仅仅是对一种有机体的比喻，他们也是政治的玩偶，使权力所摆布的缩微模型。13 二、历史研究的一般特点 福柯的史学主张基本上站在传统历史研究的每一个重大前提的反面，那么他理所当然的不被看作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但这样一个简明的结论却建立在一种含混不清的前提上，当我们问及什么是传统历史学或是怎样的事实与理由使我们把过去司空见惯的一些事情称作历史研究时，还不能获得一个雄辩的答案——这个问题还处于争论中。因此，我试图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谈及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被我们赋予了模糊的含义，有时它用来指称一个个别的行为，有时它又被用来描述一些行为的相似之处。它既可以当作动词，又可以当作名词，还可以当作形容词。它究竟是什么呢？它是否总是暗示着关于它的一切都按照一种特殊的规则展开？或者说关于它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是最值得肯定的答案，可以很轻松的为它们找到佐证。唐纳德.R.凯利指出“事实上，历史学家以不同的观点看待历史，使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各自的计划；然而回溯以往，他们的确形成了一种超越时间和本土文化局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依据于历史学涉及的领域“更加具有特殊的形式”而逐渐的牢固，“它采用一种共同（时常是有争议的）方法、有着共同的目的、当然也有着一个共同的尤其可以追溯到希腊前辈的谱系”17。在凯利看来，这种“共同”源自于他所说的历史的两面性，即两种历史的观念：一种是由西罗多德开创的“探寻”（historie）,它关注于人类的种种未知和神秘的东西。在18世纪演变为“文化史传统”，“它关心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种是休希底德的“解释”，这是一种狭义的“探寻”，既它把“探寻”的对象仅仅局限在现实的政治军事事件上。因此，形成了双面的历史：“一方面，历史是人类的‘探寻’的广阔的、无止境的领域；另一方面，历史是一种局限于或者降低到为人们所熟知的解释因素的手段”。根据这种说法，历史研究似乎可以看作是致力于这两方面的研究。但凯利进一步指出，这种两面性并非是预先就确立的，而是通过“回顾而形成”： 学者们过去常说到“前驱”，仅仅是在这种滞后认同的意义上，这一不成熟的概念—一个“可以预见的”谬误，就如它曾被认为的那样——是有意义的。因此，休希底德是波里比阿、奎恰尔迪尼和兰克的前驱，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预见或渴望创建注重实效的政治史流派，而恰恰是因为若干个世纪以来一个于之投契的读者群——追随者——以这种方式解释他的作品并努力模仿这部作品。……当然，以宏观的眼光从全局来看，希罗多德和修希底德两种不同的风格代表着历史编纂的兴趣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18 凯利的这段论述极为重要，他揭示历史研究的特殊性。既然“探寻”与“解释”并不是存在于起源的仅有选题，而是“滞后的认同”，那么，它就是兴趣的结果。也就是说，兴趣成为了历史研究特殊性重要支撑，促成历史学家组成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共同体”。那么，历史研究就可以称之为一种兴趣行为。但这种结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福柯的研究可不可以从属于历史研究？他的著作虽然刁钻古怪，但那也是一种“探寻”，他研究话语和权力对人的控制与塑造的历史难道不是对人类未知领域的“探寻”？而且，他花费毕生精力从事研究难道是没有兴趣的吗？如果这是肯定的，那为什么他是一个如此有争议的历史学家？这种困境是否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探寻”的本身是包含有一个先在的价值判断，即什么是值得探寻的？无论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政治军事运动的原因，“探寻”是有目的，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希底德，他们开创的两面性与其说是历史研究的内容不如说是历史研究的形式。在同一种形式下，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多面的历史产生了。这样，就进入第二个问题，历史研究是不是由某些特殊的价值判断标志其特殊性的？因为“兴趣”问题或凯利讲的“投契”首先依赖于一种价值判断，譬如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考证文物是有价值的，而有的历史学家却以不知道拿破仑的生卒年月为荣。但问题是，是否存在有一种较为广泛的价值尺度？它有两个作用，一方面它内在制约和确认着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它外在的制约与确认着历史研究。 在沃尔什那里，一切历史研究都与人性相关：对人性的探索成了构成历史研究中不变的主题，同时对人性的见解也成了历史学家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价值预设。对人性的好奇心主导着每一个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而这些领域也因此被称为历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人性的知识既是历史学家们努力探知的，同时也构成了历史学家们思维中的先验框架。当然，沃尔什指出：“关于历史学家的知识这一整个的题目和使用这些有关人性的判断，还包含着许多困难”，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困难越不易解决就越能反衬出“有一套属于人性科学的基本概括”这一事实的存在。这一事实有两个层面：第一，存在有这样一种基本概括的具体内容；第二，不论这些内容在各个时期有什么不同，总存在有一种概括。 那么，能不能说沃尔什所揭示的这一事实恰恰表明了历史研究的一般特点呢？确实容易说得通，因为首先得有一种对人性的基本的价值判断，然后才能在这种价值体系下从事研究。关于人性的知识，已构成了历史研究者的先验框架。当然，这种先验的框架是无法说清的，它与具体的研究成果的关系再一次可以用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类比，或者与福柯所谓的知识型与知识的关系类比。而且更相似于后者的是，不但现在的说不清，关于历史上人性的观念也说不清。但是，如果抱有这种观念，即把关于人性的探索当作历史研究之成为历史研究的依据，恰恰是偏离了问题的本质，将历史研究的意义引入歧途。在沃尔什所揭示的那个事实中，启发的意义存在于第二方面，即在每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种人性的概括这一事实。他暗示了一点，历史研究在形式上的意义有时候要大大的超越它在内容上的意义。这里我所指的形式是一种研究行为及其关系的存在（不仅仅是个人的），而内容则是指这种研究所产生的具体成果。换言之，历史研究之成为历史研究应该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上的连续性，例如思潮的延续，主义的变革，事实的考证，观点的确立等等，甚至说与它的内容无关，而是因为它在形式上可能有某些共通之处。 如果把对人性的基本概括作为历史研究的独特性的依据，并在此观念下把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这些关系较近的门类归于历史学可能还说得通，但是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扯进来就不太容易了，例如，宇宙史、数学史和书法史再或者是麦子史、金矿史、航海史等等。事实上这些不同的门类中的人性的观念是极不相同的，它们更本没有一种可以联系起来的共同特点——谁能想象数学史中的人性的基本概括与麦子史或书法史有什么相同之处。但问题是，它们都被称之为历史研究。为什么呢？其实，它们并不是没有共同之处，它们的共同之处用考古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关于人性的陈述的主体，是一个可供讲话的位置。当不同的关于人性的话语要表述时，它就会暂时的占据这一空白位置——这就遮蔽了这一位置本身，因而我们才会从各种人性的话语中却寻求共同点，为历史研究的特殊性辩护。对于这个意思，用较一般表述来讲，也可以说成历史研究的独特性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而取决于它的形式。 因此，我大胆的提出对历史研究的一般特点的设想： 1、历史研究既不是种种理论、观念的实际操作、也不是某种兴趣的实践；它不以某种对象（如过去、过去的事）为其特殊性的标志；也不以它的成果显示它的不可或缺性。总体上说，历史研究与观念、意识都无关。历史研究是一种形式关系，它先于一切历史的观念、历史的知识并使它们成为可能。历史研究属于“无思”的领域。柯林武德的名著《历史的观念》向我们揭示的最重要的并非是自神权历史学以来历史的观念是如何演变的，相反它揭示最重要的是历史的观念是一种追认的历史——它是“我思”的历史的界碑、专利证及无限复活的可能性。就希罗多德而言，虽然他开创了“探寻”，“但他不知道他正在开创一种文学流派、一种标准、一门学科”。20一切对历史研究的确认，都是反思的。而这种反思本身仅能能获知作为无思的历史研究的一小部分内容。因为，历史研究并不是一种行为（无论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相反它是一种行事与行事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实性可以再次由历史的两面性获知：无论是“探寻”还是“解释”，之所以把它们看作是历史研究，并非因为有很多人在从事它，也不是因为希罗多德和修希底德在几千年前事先就规定了它——截然相反，那恰恰是所有牵涉于其中的“研究者”们发生了一场穿越时间与空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形成了一种关系体系，每一个人都被牢牢地束缚在这个关系体系中。这个关系体系并非是绝对的，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关系的转换。这种关系的转换并非是我思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哪一种观念能在宏观上控制这场如此浩大的超时空互动；相反，正是这种不知名的动力促动下的互动关系网才创造了不同的历史的观念发生的可能性。但当我们寻找这种不知名的动力时，会发现它并不外在于历史研究，它就是历史研究本身。历史研究作为一种超越时空的关系体系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它时时刻刻在发生微妙的转换，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历史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