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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黄仁宇就是个现代化论者 我们其实都不难发现，“现代化”是黄仁宇的技术主义史观——“用数字管理”——的终极关怀。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以欧洲经验为中心来阐释资本主义，虽然他以为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讲仍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并且这运动由海洋性的国家作先锋，它的组织和大陆性的国家不同”，但他显然坚信，中国近现代的重大变动趋向乃在于朝着“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的道路前进，中国未来的命运就是完成资本主义化，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只不过他较常使用“数目字的管理”这个词来表达他的期待。这条道路曲折无已，好似一条漫长的隧道，中国人跋涉其间险阻重重，而“瞻望长隧道前面的光乃是我们公众之志愿”。黄仁宇以为，历史正是可以让这道光线能够出现在中国眼前的折射体，历史学家有阐明它的形态的责任。 明了黄仁宇这层清醒的现实意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渊源于西方背景的“大历史观”如何能飘洋过海大大搅动了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传统体制面临存续或更嬗的抉择路口，社会运动蠢蠢欲动，思想解放的潮流方兴未艾，传统历史解释的“贫困”已然暴露无遗，对于即将到来“观念转向”知识界隐约有了预感，但却还没有清晰的把握。黄仁宇的史学，恰在此际异军突起，它不与过气的“革命”史学缠绕一气，而且还俨然可以与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默契配合，它适逢其时地提供了中国的“未来图象”与历史及现实之间的合理解说。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海峡彼岸的台湾知识界也掀起了一场黄仁宇热，“大历史观”成为台湾解严前后，少数能“预流”(陈寅恪语)的中国史学。（陈正国：《当东方遇见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历史反思最初的兴奋点似乎是相似的，不仅在于“形而上”地冲击甚至颠覆被传统标准钦定的权威叙述，同时又“形而下”的迎合当下社会的心理需要。“大历史”观不胫而走并轰动一时，不能说是偶然。 以上一番粗疏的知识社会学式的考察，更多体现了黄仁宇史学的思想史意义，但我们的讨论还是要回到史学本身。作为一个现代化论者，黄仁宇还是不可避免的落入传统/现代两分的窠臼。现代化差不多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具有天然合法性基础的概念，“传统社会”只是作为现代的“他者”而存在，其多元性与岐义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们注意到，黄仁宇的“大历史”并不是在探究长时间的历史“变化”，而是在描述问题的持续存在，"社会规律"无形牵引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在他笔下的中国自明以降（甚至还可以上推更多）几百年来几乎无甚变动。而借抽象于西方经验的“传统—现代”两极形式来衡量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讲牵涉以“应然”替代“实然”之嫌，不仅有可能忽视了丰富的经验事实，而且否定了现代中隐含传统而传统中又往往存在着现代这一极为复杂的诡论现象。黄仁宇从未谈论过中国历史除他所叙述的图景以外其它的可能发展方向，也缺少对"大历史"下微观机制的探讨。他所注重的“传统”又极少涉及民众心态道德风俗，纯粹就“社会组织体系”来理解，传统社会的儒家原则"简单粗俗而又无法固定"，使得社会发展受到限制，中国历史虽发生过数次突破，但黄仁宇认为在不承认"私人财产之坚定性"，不具备"司法独立，民法展开"的情形之下，任何突破都不可能成功。有学者以此推论，中国既然在"数目字管理"上无法可想，难道说只有坐等1840年那场战争了？（王志毅：《也说黄仁宇——兼与胡文辉先生商榷》）这样的结论显然无法让人满意。近代中国遭受外来挑战，而不得不做改革，可是此一改革无法做局部调适，必须彻底改造，“将整个国家社会全部推翻”。这是一个相当单调的历史解释，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经此突破，到了邓小平时代长期革命即告完成。在黄仁宇看来，中国除了此革命路径以外再无其它可选方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黄仁宇使用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一词（可注意的是，“长期合理性”似乎专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而黄仁宇在谈到传统体制的形成时，则从来不用）。就这样，黄仁宇以现代化发展的前后序列排比为参照，形成了对传统的负面评价标准。在他看来，“传统”是落后的，而且这种落后与“传统”的整体性、同质性密切相关，它对现代化发展构成了障碍，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社会在寻求现代化的同时必须整体地抛弃和否定传统。循此思路，黄仁宇的历史研究自然不会重视传统中所隐含的向现代转型的正面资源，而希图他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整体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更无异于缘木求鱼。可以说，黄仁宇的中国研究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在他的理解中，现代化进程的凯歌行也即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无情扫荡，至于传统如何在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发挥自身活力的问题显然不在他的视域之中。 我们是否还需要“大叙事”？ 在很多读者眼里，黄仁宇实在是太不够"后现代"了，“大历史”观不仅毫无保留地拥抱了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甚至召唤了某种目的论作为其形而上的依归。 黄仁宇史学给人的印象接近"发生即合理"的“历史意志论”,或者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力量即正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似乎也有这样一份自觉,"人类的理解力有此限度，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写历史，避免落入一个目的论圈套",但末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我自信我的叙述比较近乎实情，可是也会造成一种定命的印象”----虽然这并非他的本意。 黄仁宇的理性主义，实际是以“后见之明”欲寻找中国何以不能现代化的“因果关系”。 在他看来，“历史家铺陈往事，注重将已经发生的事体带着因果关系敷说，间常提到将来趋势”，他不能放弃这项主要的任务，故而沉缅于他自己认为应该发生却在历史上从未发生之事物。对惧怕以今论古的人来说，黄仁宇的直率真有点令人难堪：“历史观点无非就今日立场将过去事迹回溯倒看过去。”今日的立场就是今人的价值，这样的一种现实意识，即从当下存在领悟出发往历史中寻找佐证，正配合了黄仁宇“倒卷帘”式的历史叙述方法。我们只是有这样的疑问：在进入历史之前即有了一个由当下领悟支撑的批评构架，作者将如何获得真正清醒的历史意识，以化解现实意识中或有的偏执？ 在黄仁宇看来，“历史家的眼光总是以回顾为主，在广大空间划出几条短线，并无预言的意义”,而这"几根短线"正是贯穿历史的线索。黄仁宇至少有这样的自信,他能够在纷纭繁杂的历史事实中抽得一根或几根线索，依此排列组合，历史过程将变得符合人类的认知形式，既有价值目的可以发现，又有发展逻辑可以解释；尤其重要的是，历史将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局部范围内能够认识，因而也就能够把握，能够预测。（朱学勤曾把这种历史观总结为“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对许多从事史学的人来说，这是无疑一个奢侈的梦想,也是职业的诱惑----有朝一日能够发展出一个足以涵盖、解释长时期世事变迁的巨型理论架构，统摄零碎杂散的史料，御繁化简为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黄仁宇也不例外。 黄仁宇的“现代化史观”，表面上看是对既往的“意识形态史观”的一种反拨，但实际上二者不过是线形的“进化论史观”的一体两面。双方都是把历史逻辑化，把历史简化为某一种因素出现以后，就不断向着这一因素所决定或者负责的方向持续演变，直至一个不可改变的结局最终出现的逻辑过程。他们所不同、所争论的，只是对这个不可改变的最终结局，给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什么是 "新"，什么是"旧"，什么是"正"，什么是"反"，如是而已。但是，历史恐怕不能这样简单地作实体化的理解，它不是铁板一块，它本身更多是杂而不纯的。如果我们承认已逝的史事未必充分可知，而历史研究者的认识能力及其可依据的材料亦终是有限的，那么这种双重的有限使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清醒——任何历史认知其实也相对有限。我们重建出的史实若过于界限清晰，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恰与历史的原状相违背，即陈寅恪所说“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样看来，所谓“现代化史观”或者“意识形态史观”，对于历史分析来说恐怕都是一种涉嫌垄断的解释系统，虽然从它们那里读者很容易获取历史释读的满足感，以为已清晰明了得把握了根本，诸如“千头万绪一句话”云云，但事实上它们在应对具体而微的历史情境时显得极其苍白。主流话语振振有辞，同时也可能是对“缺席”的声音无意识地压抑；具有某种先验的“正当性质”的体系，对于体系内部的冲突与不和谐、对于在体系之外无法为其统摄的部分，往往只能视而不见或者采取在“道义”层面——在黄仁宇处则置换为“技术”层面——论证其为“不当”的策略。历史只有“应然”的结构，而“人”是缺失的，人的日常生活也是缺失的。具体言之，如果说旧史学是在“进步”与“反动”、“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的设置中，将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简约成是非立判的“主义”之争；而黄仁宇则借助了当下种种被人们认可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强势话语实施了更为迂曲周折的论辩策略，但预设标准仍是唯一的。黄仁宇以冷冰、干燥的科学修辞，营造出某种“超然中立”的客观效果，他以为抱持实证主义的立场，从技术角度谈历史，便可以免于意识形态的争执，然而对于历史的这种凝固描述，仍然失之“简单”和“粗暴”。借用后学的批判术语，这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大叙事”。表面上看，上述两套路数自然各各不同，但实际上对历史复杂样态与内涵的片面选择却如出一辙。黄仁宇因为反拨旧的政治决定论而滑入了新的技术决定论，这也是历史另一种的意识形态化。 布罗代尔曾经说过，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超脱日常事件的嘈杂噪音，采取长远的视野，以一种近于上帝的观点来分析人类历史的进程。然而，作为一个渺小而平凡并且独立的历史研究者，可以企及上帝的高度吗？而离开了日常事件的大历史，又是否真的能够洞彻生活的本质？汤因比崇高的历史哲学业已悲剧性地式微，而若干年前金观涛和刘青峰失败的但极富于想象力的方法论尝试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黄仁宇却抱负着整体研究的勃勃雄心，一直不懈地致力于呈现人类历史变迁的恢弘画面，直至有一天终于离我们远去……联想到当下历史研究的情景，多数人标榜以“求真”为天职，遏止想象，埋首钩沉之术，使史学愈显得琐碎与平庸，曾被尼采嘲谑的泥瓦匠式的史家大行其道，黄仁宇史学展示出来的历史眼光无疑是值得钦佩的。近代这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堪称“大时代”的时段，社会变动之巨之深可谓空前，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乐观的认为自己已经走出了这一段痛苦又漫长的历史隧道。作为处于具体历史情境的治史者，所面对的毕竟不是冷冰冰的科学模型，而是还在续写着某种历史主题的真实生活，它直接牵扯着我们的神经，连接着我们的血肉。从一种广义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出发，当我们向着这段历史投注目光（其实也就是在观察我们自身）的时候，几乎不可能做到完全超然地抽身局外，心安理得地满足于在考据实证里讨生活，以冷静克制的修养工夫心平气和地与理论宏观说一声再见。也许，有关中国社会的“叙事”不可能再提供一个单一主导性的社会变迁的模式，局部的微观史的研究也是必须的，但是寻找能够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运作进行描述和分析的一般框架仍然是我们的学术目标，只停留在对局部的描述和概括显然是不够的。而且事实上，在“大一统”的模式和简单的理论堆积两个极端之间也确实存在着许多可能的理论模式，既可以避免传统理论的简单化和片面性，而又不陷于布罗代尔所厌弃的“破碎的历史”。也许只是黄仁宇实现整体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工具与其整体研究的雄心尚不能完全配合，而任何一种将单一方法论或相应的历史研究固化并推至极端的做法也都只是最终凸显了自身的局限。“我们是否还需要大叙事？”这样的问题或许应该被置换成 “我们如何书写大叙事？”因为，历史学家近于宿命地处于罗曼?罗兰描述过的那样一种境地：人虽然被局限在平凡而琐碎的史料与生活的胡桃壳中，然而却梦想着发现主宰人类和世界的真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