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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思想传统上，“学以致用”观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到明末清初顾炎武辈的“经世致用”，清末张之洞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至当今弥漫华夏神州的凡事为用思潮，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学以致用”观的影子。“学－用”思维模式于我民族可谓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影响巨大且深远。 中国传统社会因血缘氏族习俗的大量遗存而保留了顽强的祖先崇拜，受此影响，中国传统思想的“学”主要是指效仿先人，掌握其积累的实际经验、道德修养和行为礼仪等。在中国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其理想和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社会。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了传统上一切为学之人从事“学问”的目的。“学以致用”观的一切成败是非皆源于此。 从积极的方面说，“修齐治平”使命下的“学以致用”观较早地培养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家国意识，积极向上的参与观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些几乎溶入中国士子血液、成为其生命意识基本因素的观念，都受到家国意识支配下以学为用的参与观念的影响。宋朝大学者张载提出士子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完全是“修齐治平”参与意识的翻版。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从制度上保障了士子以其学识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使许多家境贫寒的士子通过科举而进身官员阶层，成为国家事务的管理者，扩大了统治基础。这与欧洲中世纪作为文化载体的教士多遁入与世隔绝的教堂而远离尘世迥乎不同。16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利玛窦到达中土后，很快注意到中国不同于泰西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在这个国家中，“整个帝国由博学的、通常被视为哲学家的阶层来管理，有条不紊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由他们来承担。”中国封建文明之所以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社会，很大程度上得因于此。 “学以致用”观念使传统士子较多务实精神，较少浮泛、不切实际的玄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以“未知生，焉知死”为由，拒绝对来世生活作形上之论，树立了以尘世生活为学问目标的榜样。在中国历史上，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一度流行，每每反过来刺激了“致用”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明末以后黄宗羲、顾炎武辈倡导“经世致用”，修正了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义理、漠视世用的空疏学风，改变了士子“天崩地解，茫然无与吾事”的做派。可以说，从屈原蒙冤投江，到陈天华难酬蹈海，以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为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中国士子上下求索的爱国之举无不与“治国平天下”的务实“致用”观念息息相关。 在对待外来文化上，“致用”思维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相对宽容的心态，凡于我族类有用者，均不拒绝，胡服骑射可学而用之，胡声胡乐亦可纳而享之。外来宗教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入华后均被接纳，与土生土长的儒教、道教与其他地方宗教等和平相处。由宗教引发或主导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如欧洲11－13世纪发生的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三十年战争，在我民族历史上是没有的。官方对外来宗教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迫害，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之类的政治事件并非缘于信仰的冲突，而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即“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造成的财力损耗超出了国家的承受能力。这种现实主义的“致用”态度有利于吸收和接纳外来事物。 但“学以致用”观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先，功利性的“致用”目的使为学不以求真探理为鹄的，脱离了为学的应有轨道，以至“学以致用”变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同义词，使士子视仕途为致用的终南捷径。十年寒窗“一朝成名”的荣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以及“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的隆迁，使士子们对功名利诱趋之若鹜，耗尽心血。仕途经济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以其显然的事实确立了为学、致仕和有形之用（所谓“荣华富贵”）之间的密切关系，官本位由此形成。学问成为士子们获取进身官场的便捷台阶和敲门砖。“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成为士子们下意识的为学动机。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卷成为皇权推行道德教化的至上权威，处于帝王彀中的士子的使命，便是小心翼翼地侍奉其主子，极尽心曲，为帝王的行为作注脚，充当御用文人；或皓首穷经，注释前贤，从故纸堆里为统治者寻找“资治”良方。依附于帝王的士子们以帝王之是为是，以帝王之非为非，成为帝王的政治奴婢和鹰犬，“学术”应有的独立探索精神荡然无存。这种“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维，即使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界仍有活力。“文革”时期，“史学为现实服务”、“科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口号曾盛极一时，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人认为这个观点没有错，理应张扬。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见解正是“学以致用”观的大流弊之一。学术（史学、科学在广义上都属于“学术”范畴）以探索真理为目标，以其独立性而对现实政治负有监督之职责，以保证现实政治不至偏离正常轨道；“学术”以政治为依归，沦为现实政治随意使唤、任意差遣的奴婢，完全背离了学术活动所要求的不依附权威的本质要求，泯灭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独立自由的探索精神。 而且，功利的“学以致用”观念削弱乃至扼杀了士子追求形上真理的激情，造成形上真理信仰的缺失。战国时代，士子们游走于各国之间，以一己之好恶或一己之私利操纵各国的战和，欲擒欲纵，纵横捭阖，才学发挥之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可是社会的“正义”和“善”都不曾进入他们的思考范围，更谈不上真正的对“正义”和“善”持久的信仰。汉代以后，士子们往往入世致仕则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失意消沉则奉老庄为圭臬；乃至罪孽累累之人也可以皈依佛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无论信仰何宗，所希冀于宗教者，无非是保佑自身或宗族之福祉，或为自身之深重罪孽求得解脱。一言以蔽之，一切都是以于己有利、有用为念。儒家虽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古训，但为形而上的“道”或信仰而殉难者绝少。屈原之投汨罗江，方孝孺反对明成祖夺位而遭诛灭十族，以及张志新惨遭杀害，其本质乃缘于政治，比之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捍卫自己经过艰辛思索而得到的信仰而从容就死，布鲁诺为捍卫“日心说”而遭火刑，不可同日而语。 再次，以“致用”为学问的终极目标，往往使一切智力活动止步于以实用为特征的技术发明，而少进入形上的学理探索。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其实属于经验技术的范畴，并非形上学理的重大贡献。李约瑟所著卷帙浩繁的《中国科技史》详举了古代中国的众多智力成果，但细加思量，其中多数成果为实用的技术性的发明，而很少非实用的理论层面的成就。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现象是，有机械的发明而未创造抽象的动力学原理；有对磁石的注意和应用而没有形成定量性的磁作用定律；有对凹凸镜的观察而没有形成物理光学；有应用性的代数而无逻辑演绎的几何学，等等。即使有个别的形上之论，也是特例，而非通例，更无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盖所谓“原理”“定律”“法则”均为高度抽象之事物，非有脱离实际效用的思考和探索无以致之；而脱离“致用”目标的学理探索乃“无用之学”，是我民族最不愿为之事。在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说有一位中国哲学家，有人问他大地是靠何物支撑，他回答说：“一支乌龟”，“那么是什么支撑着乌龟？”“一张桌子。”“那么是什么支撑着桌子？”“一头大象。”“那么大象靠什么支撑呢？”哲学家实在不耐烦了：“别打破沙锅问到底了！”探讨到此结束。这则故事显然出于西方人的想象，但并非不着边际。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苏格拉底那种站在大街上无休止地向行人追问和探索“善是什么”的做法，不但不合脾胃，甚至是可笑而难以理喻的；而对于伽利略、布鲁诺辈穷究“地球是否绕太阳转动”这样的“无用”于人事家国的问题，在国人眼中简直就是“杞人忧天”，愚不可及。 我国传统“学以致用”观造成的弊端，在近代国人与西方的交往中表现得至为明显。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国人明白，中华拥有的“器物”在与所谓“蛮夷”的对抗中并不占上风，需要向西洋“蛮夷”学习。但这时的中国人，即使是思想最开放者如魏源、林则徐辈，想到的也只是显而易见的洋人的“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在当时整个统治阶级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的氛围中，已是了不起的见识了。可是，历史的必然是，以“形下”的实用技术为追求目标终究是短视的。洋务派苦心孤诣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戊戌变法的破产，以及辛亥革命后新建共和体制的运转不灵，使国人的探索终于更前进一步：“科学”和“民主”遂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精神层面的改造成为追求的目标。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有着悠久“致用”传统的国人也还是难以遽然改变凡事为用的心态。在当时以追求世界潮流自命的留学生中，很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形上之学的“无用之大用”。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正在柏林留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陈寅恪在与好友吴宓的谈话中，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行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页。）在当时民族危机正盛，同样为爱国情怀所激荡的情势下，陈寅恪能洞察“行而上学”于救国经世之根本性“大用”，足见其远见卓识。而于此例，我们可以明白他何以在“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高压环境中仍能秉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之信念而岿然不动，并坚持之而终生不渝，同时我们也可以明白，坚定的信仰必依赖于真正非功利的、独立不依的艰辛探索，唯“用”是从、翻云覆雨、朝三暮四的势力之徒绝不会有坚定不移的真信仰。 早在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二年，梁启超就告戒学术界说：“凡学问之为物，实应脱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存在，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真学问。”（《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8页。）“五四运动”过去近一个世纪了，然而，我们今天注意到的事实是，现代中国读书人的学术功利心不但不见消退，反而愈演愈烈。对照梁启超的告戒和时下汹涌澎湃的凡事为用思潮，我们真不知为真理而学术的自由理性精神距离我们还有多远。就改造中国社会而论，“五四”前辈们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理念现在看来仍没有过时，然而，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民主”和“科学”之功能的发挥需要有超脱“致用”层面的思考，换言之，只有将“民主”、“科学”作为“无用”的纯学理思考，才能不为偏离真理轨道的“现实”所利用和扭曲，才可以发挥二者之“无用之大用”。遗憾的是，对于何为“科学”、“科学精神”，何为民主、“民主精神”，至今仍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学理上的不长进，不能说与传统“学以致用”观念深入我民族骨髓而产生的消极的影响没有联系。 （2004，12） 【发表于2005年4月26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感谢张绪山先生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