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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不久前发表的《信誉：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意义》（以下简称汪文） ，是一篇跨学科研究的论文。该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古人类学教授克莱因（Klein）2002年的新书 为主要依据，探讨了信誉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人类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竞争优势而结成今天的人类社会，其根本性原因是确立了基于信誉的社会交往秩序。 人类起源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世界两大科学杂志《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自创刊以来不断发表相关文章，每一次重大人类化石的发现都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国内《人类学学报》、《化石》、《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国外科技动态》等刊物一直有相关论文发表。《人类学学报》长期跟踪报道国外人类起源的新发现，及时介绍重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科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浙江大学历史系龚缨晏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规范地介绍了古人类化石发现和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 汪丁丁教授跨学科研究人类起源问题，其敏锐的学术目光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值得赞许。汪文涉及了史前考古学、古人类行为学、基因学、比较动物行为学等众多学科，这些学科本身相当复杂，并且不断有新的发展，对于非专业研究者来说难度很大。主治经济学的汪丁丁教授跨入这些学科进行研究，勇气可嘉。 然而，笔者在阅读汪文后发现，汪文是在缺乏所跨入学科基本常识的情况下进行跨学科研究，文章中所用论据大量失误，以致全文的结论难以成立。为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试图以汪文为例，罗列其关于古人类学与史前考古学论据一些明显错误进行逐条解析，并就此略述对跨学科研究规范的点滴意见。 一、缺乏所跨学科基本常识 汪文进行跨学科研究，却缺乏对所跨学科进行研究的前提条件——掌握有关古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的学科常识，由此产生了许多错误。 1、古生物拉丁学名的翻译问题 汪文讨论的是人类起源问题，但所涉古人类化石的译名大部分不遵守外来语词中文翻译基本规范之一的约定俗成原则：汉语中已有对应名称的新词，尤其是专业术语，一般不应再杜撰新名。事实上，这些译名国内学术界大都已有固定的中文译名，没有必要重新翻译，造成名词术语的繁杂和混乱。 如汪文把Homo habilis译成手人。该古人类化石在国内学术界、各种基础教材中早已有确定的译名：人属能人种。即使汪文认为原译名不妥，拟改译新名，也需说明理由。 尽管如此，如果仅仅属于译名的未能“从众”，尚属小可，更重要的是，由于汪文作者不了解生物学命名的基本规则，直接导致部分古人类化石译名混乱。生物学正式命名用的是拉丁学名，古生物学也不例外。拉丁文学名书写时用斜体以示区别，而且种名的第一个字母不应该大写。汪文中提到的拉丁学名都没遵循这些规范。古生物学命名一经确定就随意不得更改。拉丁学名的前后组成部分直接表示了古生物的属种关系，也就是在进化树上的位置。在学术翻译时，必须把属种名称同时准确译出，否则就会出现学名混乱，并进而导致对进化谱系位置的误解。汪文所出现的翻译错误的严重性，正在于此。下文所列汪文中的翻译错误，均属此类： 拉丁学名 汪文中文译名 规范的生物学中文译名 Orrorin tugenensis 图根的始人 千禧古猿属图根种 Ardipithecus ramidus 根人 大地古猿属始祖种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非洲猿人 南方古猿属阿法种 Australopithecus garhi 惊讶人 南方古猿属惊奇种 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 平脸人“罗百氏” 南方古猿属粗壮种 Homo habilis 手人 人属能人种 Homo ergaster 劳动者 人属匠人种 2、误解基本概念 汪文对基本概念的误解也导致部分古人类学术语译名翻译不当，并引起对专业内容理解错误。以下举例说明。 例一：汪文把Australopithecines译为“两足猿”，说是指两足直立行走的人类直系祖先，包括了人属的成员。其实，这个概念应译为“南方古猿类”，指属于南方古猿属的各个种，有时也泛称两足直立行走的早期人科成员。它们不是人类的直系祖先，而是人类的远祖，人属的成员不包括在内。 例二：汪文中的东非智人不是一个专用名词。对照汪文和克莱因原文，所指古人类应译为东非的晚期智人。汪文中的奥杜瓦人，指的其实是掌握奥杜瓦石器制造技术的早期人属成员 。汪文中把能人创造的石器工业名称Oldowan也误作一个古人类化石属种名称。汪文说手人又译成曙人，这缺乏根据。国内学术界有曙人（Dawn Man）的译名，指的是20世纪初期英国古人类学界臭名昭著的辟尔唐（Piltdown）人骗局中的假化石。 汪文中的“罗百氏”根本不是一个属种名。克莱因原文中的robust australopiths是泛指南方古猿属的三个粗壮类型的不同种。这些错误理解的专业名词再被汪文用来进行学术理论阐释，就只能是错上加错。 汪文在131页使用这些名词说明克莱因的人类进化谱系图，也就是汪文所称的“现代人祖先的多重谱系”，导致所叙述的内容沦于荒唐。这类说法包括：“平脸人的四个朝代”（其实指与平脸人完全无关的南方古猿属四个种）、“第四朝的贵族”（指南方古猿属粗壮种），“罗百氏，气度委实不凡，鼻梁高耸，嘴巴收进”（指南方古猿属粗壮种的化石标本）。还有，“根据晚近考古的结论，现代人100万年前在非洲的兴起导致了罗百氏的灭绝。”。这说明汪文显然不知道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的概念。而现代人距今10万年前才出现，南方古猿属粗壮种的灭绝是因为不适应100万年前的自然环境，与距今10万年前的现代人类无直接关系。 汪文132页附上克莱因的人类进化谱系图，这张图更直接说明汪文的解释完全错误。汪文称：“我们祖先的大嘴巴（四足猿的特征）和扁平脸（两足猿的特征）让我们能够应付四足猿和两足猿各自遇到的生存困境。换句话说，‘惊讶人’由于具备双重特征而侥幸适应了200万年前非洲气候的变迁。 但对照克莱因图，南方古猿属惊奇种的灭绝却是早于200万年。汪文第133页提到“克莱因认为‘北京人’所代表的直立人是150万年前冲出非洲的惊讶人的遥远后裔之一”，这也是错误的。南方古猿属惊奇种不可能是北京人的远祖，况且克莱因书中并无此话。 3、对基本理论理解有误 汪文第131页有如下论述： 我们人类经历了多少次突变呢？克莱因的回答是：四次——第一次发生在250万年前，两足的猿突然发现了石头相击可以有“刃”：第二次发生在170万年前，从猿的种群里出现了“手人”，后者具备现代人的体型：第三次发生在60万年前，人类的脑容量和石器的精细程度，同时有了明显改善：第四次发生在5万年前，也是今天最富争议的突变——基于“文化”发展的脑神经系统突然变得高度复杂起来。 汪文在第129页说“手人”约 出现在200万年前，在这里怎么就自相矛盾地变成170万年前了呢？让我们来看克莱因书中关于这一内容的原文： 古人类学家们估计：有三或四次标志性事件导致了现代人类文化的产生。第一次发生在距今250万年前，石片石器出现，这是人类文化最早、保存最久的证据；第二次发生在距今170万年前，古人类第一次具备现代人类的形体比例，他们发明更为复杂的石器工具——手斧，他们可能是第一次走出非洲的古人类；第三次发生在距今60万年前，学者较少提及，人类脑量急剧增长，手斧和其它石器工具的制作质量有显著改善；第四次也是最近、最重要的一次，距今5万年前，完全现代的人类具有了发明、掌控文化的能力。 可见，汪文把现代人类的产生过程当成了人类产生的过程，这说明汪文对人类起源理论与现代人类起源理论的基本区别理解有误。 广义的人类起源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区分为四个关键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系统，即人科（Hominidae）的起源。狭义的人类起源就是指人科的起源。那是在大约距今700万年前，古猿转变成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通常称为the early hominid，“早期人科成员”。第二个阶段是早期人科成员的繁衍，生物学家称这种过程为适应辐射 。在距今700万年～200万年前之间，这种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演化成许多不同的种（Species）。第三个阶段是在距今300～200万年之间，这些繁衍的人科成员中，发展出能制造工具的物种——早期人属成员，标志着人属（Homo）出现。石器是最早的人类文化的证据。此后，古人类继续进化，直到智人种（Homo sapiens）出现。第四个阶段是现代人类（拉丁学名是人属晚期智人智人亚种，Homo sapiens sapiens）的起源，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进化，具有语言、意识和自然界其他地方和时代都没有见过的技术革新。具有现代体质的人类出现在距今10万年前；具有现代人类行为（文化）的人类出现在距今5万年前。 汪文由于对基本理论的误解，文中各个不同阶段古人类时常“越界”。 二、在缺乏所跨学科基本常识的背景下进行跨学科研究 汪文对所持观点的论证就在这样一个缺乏所跨学科基本常识的背景下展开了。于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错误也将不可避免。本文试举一例作详细分析。 汪文第133页说： 根据关于“肯尼亚的平脸人”的考古发现，克莱因推测，从奥杜瓦人的社会里，由于大规模使用石器和围猎，分化出了至少两个分支，其一是后来灭绝了的罗百氏的祖先，其二是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惊讶人”的诸多后裔之一。在“惊讶人”的后裔里，最著名的是“手人”和晚近获得命名的“劳动者”，约出现在150万年前的东非高原上。劳动者的头颅几乎完全是现代的了，平均脑容量高达900立方厘米。克莱因认为，劳动者是“突然”从手人的种群里发生出来的，大约是“第二次突变”的余波吧。 查对原文，汪文前引文字系出自对克莱因原书第57～59页、第77～78页相关内容的概括，但其翻译和概括存在严重错误。 1、对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与以后早期人属成员进化关系的误解 克莱因在说明了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对古人类学家对早期人科成员认识所产生的影响以后，使用了转折语气： What remains clear is that when Oldowan tools appeared around 2.5 million years ago, people were divided between at least two distinct evolutionary lines. One led to the later robust australopiths and the other to the genus Homo. (Figure 3.5) 克莱因表示，距今350万年前的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与早期人属的演化关系无法说明，能推测的只有大约距今250万年前以后奥杜瓦石器工业出现以后的情况。文中还附了表示人类演化种间关系的图表加以说明。平脸种演化关系不明，被打上了两个问号。图中的人属鲁道夫人种后面加了“or Kenyanthropus rudolfensis”，表示原先被归入人属的鲁道夫人种因为在面部形态上与平脸种相似，有可能被划出早期人属的行列，归入肯尼亚猿人属。但这也不确定，所以两者间使用了带问号的虚线条，而且没有连接起来。因为解剖特征上的相似除了有可能是共源性状 外，也有可能是属于异源趋同现象 。因此，汪文把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当成早期人属的直接祖先是不对的。 2、奥杜瓦人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大规模使用石器和围猎 因为早期人属（汪文所说的奥杜瓦人）尽管脑大了一些，但它们身体仍然非常像以前的早期人科成员。体型的性别差异也非常大。这些说明距今200万年前后的早期人属成员还是主要依靠树林觅食和避难，社会组织与猿类相似，两性间很少或没有合作行为。 汪文在同一页对此有解释：“奥杜瓦人打造的石器，大部分用于敲骨吸髓，可见肉类在他们食物结构里的比重相当高，又可见奥杜瓦人的社会已经有了大规模围猎野兽的能力。”即使早期人属的石器大部分用于敲骨吸髓，也无法证明他们食物结构里肉类的比重相当高。因为这时期的古人类的肉食主要来自是食腐，在与其它食腐动物的争夺中不可能获得很多的肉类，骨髓也有限。因而推理不出“有了大规模围猎野兽的能力”。 3、所谓“克莱因推测”是汪文在误解基本概念的情况下所作的推论 汪文以为robust australopiths指的是一个古人类化石的属种“罗百氏”，其实克莱因指的是南方古猿属中体质上相对粗壮的类型（因此也被称为傍人Paranthropus，表示早已经从人的系统分出），包括至少三个种：埃塞俄比亚种（Australopithecus aethiopicus）、鲍氏种（Australopithecus boisei）、粗壮种南方古猿属。它们在人科演化树上早已与早期人属分道扬镳，它们与人属的关系类似大猩猩与现代人类的关系。距今250万年前掌握奥杜瓦石器工业的早期人属怎么可能演化出距今250万年前就从人的系统分出的南方古猿粗壮类型来呢？ 汪文没搞清楚南方古猿属惊奇种（即“惊讶人”）的具体情况。1997年怀特领导的国际考古队在埃塞俄比亚东部阿法地区宝里村（Bouri）发现了南方古猿属惊奇种 。它的颌骨与南方古猿阿法种类似，牙齿特征类似人属成员，但臼齿甚至比南方古猿粗壮种还粗大。它身高大约1.4米，腿骨相对较长，与身体的比例很像现代人。但前臂太长，与身体的比例类似猿类和南方古猿类。这显示人类的身体进化是分步进行的，腿的增长早于手臂的缩短。化石经放射性年代测定为距今250万年前。 惊奇种有可能是早期人属的祖先，但还无法说明它与人属的具体谱系关系。目前最早的人属是埃塞俄比亚哈达地区发现的一块上颚骨化石，距今233万年，长得比惊奇种更像人类。两者相距时间很短，惊奇种进化的速度不可能这么快。所以我们只能期待将来有更多的发现能证明南方古猿属惊奇种在人类进化谱系中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又一个起点。汪文说惊奇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是缺乏根据的，而这也根本不是克莱因的推测，是汪文的错误理解。 4、“劳动者的头颅几乎完全是现代的了”是对原文的误解 完全现代的现代人类的头颅出现在距今10万年前 ，距今150万年前的人属匠人种怎么可能具备完全现代的现代人类颅骨特征呢？核对克莱因原文第94页才发现，英文是“His brain was nearly full grown, but its volume was a mere 880 cubic centimeters”，原意是特卡纳男孩（著名的匠人种化石标本）的脑几近于完全长大，但它的脑量还仅有880立方厘米。汪文此后一句，“平均脑容量高达900立方厘米”也有问题。核对克莱因书第99页，原文是“On average, brain volume in ergaster was only about 900 cc”，原意是匠人种的平均脑量只有大约900立方厘米，语气完全相反。 前述此类由于缺乏古人类学常识而导致的翻译、理解错误还有不少，这些失误最终都瓦解了汪文论据的可信度和论点的说服力。 三、有关遵守一般学术规范的问题 认真对待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是一般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汪文于此显有欠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利用外文资料不够认真，造成不少失误。略举两例： 汪文第129页说： 芝加哥大学的辛格教授在克莱西斯河口一个古猿岩洞外的峭壁下发现了一批人类骨骼化石。奇怪的是，这批化石所代表的这群人类的年龄结构与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同，即儿童、成年、老年三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这样一个具有‘稳定人口’结构的社会突然全体死亡，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战争造成的死亡人口，成年人的比例会非常高。疾病造成的死亡人口，儿童和老年人的比例会非常高。因此，战争和疾病遗留下来的尸体化石，其人口结构不应当是‘稳定人口’的结构。这样，剩下来的最合理的解释便只有一个：这群人类是被另一群人类从峭壁上推下来摔死的。 那么这个“合理的解释”是否真是如此合理呢？芝加哥大学的辛格（Ronald Singer）和怀默（John Wymer）是克莱西斯（Klasies）河口岩洞群最早的发掘者。此后还有南非斯泰林波斯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的迪肯（Hilary Deacon）也加入了研究行列。他们认为，距今12万年～6万年前生活在克莱西斯河口的古人类可能不仅从狮子、鬣狗等食肉动物杀死的动物尸体残骸上获得肉和骨髓，而且常常直接猎取完整的动物，甚至是体积很大的哺乳动物，如水牛、非洲大羚羊。但是，从动物骨骼研究结果来看，这些古人类往往是尽量避免与危险的水牛面对面。即使近距离猎杀 ，也是找那些在水牛群中威胁较小的年幼和年老的那些。由于狩猎的危险性，这些古人类可能把目标更多的针对胆小警觉的非洲大羚羊。采用追赶和陷阱的办法，大量消灭非洲大羚羊。在克莱西斯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非洲大羚羊骨骼，而且年龄比例类似一个现生的非洲大羚羊群，说明这些动物并非是死于疫病等原因，因为那样先死去的会是年幼的和年老的个体。它们一定遭到了一次灭绝性的大灾祸。地层中没有发现大洪水、火山爆发、流行病的证据。从这一区域此后非洲大羚羊大大减少的情况来看，这次灭绝性的大灾祸就是因为此时古人类掌握了把整群非洲大羚羊赶下附近悬崖的能力。 显然，汪文把古人类灭绝非洲大羚羊当成了一群古人类灭绝另一群古人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