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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重黎(高阳之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有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可以推知，地处蛮荒远离文化中心的楚部族是深受诸夏轻视的。然而中原诸国神圣高贵的祖先，周天子的“礼乐征伐”之制都对他们形成深深的吸引。《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我想，是分封制造成了楚与中原的隔阂，又是分封制把身份低微的楚人领进了周天子神圣的宫殿。于此，楚方有了自己合法的势力范围。由于身份的卑微与文化的落后，楚的历代先君是十分有作为的。《史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至周厉王之时，楚又趁着中原混乱，无暇南顾，大肆侵略，扩大地盘。楚人的积极北上与一心想经营江汉平原的周王发生了矛盾。《竹书纪年》曾载周昭王三次南征，第一次“伐荆楚，涉沙，遇大兕”，第二次“天大翳，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第三次则“昭王南征而不复”。周人的失败给了楚人自信与勇气，一向自认落后卑微的楚人开始凭借战争来建立心理的平衡。失败的周人并不甘心，周楚间矛盾不断。《诗经》云：“蠢尔荆蛮，大邦为雠，征伐猃狁，蛮荆来畏。”面对着周人的正统优越感，楚人在自卑与报复情绪下愈战愈勇，疆土达到今天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北岸一带。 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时，对“人的恶劣的情欲”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深刻的分析。他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尊崇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产生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的杠杆。”楚国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早在熊绎时便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并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后来虽因惧怕周人讨伐而去掉了王号，其大胆与叛逆却可见一般。《史记·楚世家》言：“楚（熊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畔相侵，或相伐。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我觉得太史公的这句话实在是妙，以敝甲请尊号之举使人想起五代的“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在遭到周王室的拒绝后，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遂称王，是为楚武王。这固然有少数民族的野蛮精神，但他提出来的理由却十分有意思，那就是将自己的祖先与周人的祖先联系起来，从而为自己争取合法化身份。《左传·桓公六年》有“楚武王侵随”句，这样的称号居然能被史官记载，足见楚于中原分庭抗礼之程度。 发祥于渭水流域地周人具有发达的农业文明。《史记·货殖列传》载：“关中自函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周人用青铜农具，运用灌溉方法抗旱，实行休耕轮作以保护地力，制作精美的手工艺品，在政治上创建严格的分封制和宗法制。而楚地因为地理环境的差异，长江流域的土壤只有用先进的耕作技术才能开发，一直文明发展相对滞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训之以若敖、鼢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见楚先君创业之不易。作为一个受轻视的落后民族，“南蛮子”们没有高贵的血统可以依靠，没有富饶的土地可以仰仗，只是凭着野心与干劲，努力地追赶着在礼乐熏陶下束手束脚的诸姬诸姜，逐渐吞并周围少数部族而成为南中国的霸主，甚至出现了像楚庄王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我认为，楚庄的伟略在很大一部分就表现在他积极推动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国语·楚语上》记载他对太子的教育要求，教之以春秋、世、诗、乐、令、故志、训典。 此时的楚国，虽然从名分上看始终不是华夏诸侯，但就经济文化而言，与华夏诸国已无显著差异。春秋后期，楚国的卿大夫们开口闭口辄引《诗经》，与中原卿大夫没有什么两样。作为一个可以与齐、晋等量齐观的大国，楚人终于挺直了腰板。《左传·襄公十三年》记有楚大夫之言：“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可见，虽然当初楚人有“我蛮夷也”的赌气之言，在面对华夏诸国时，始终希望能融入正统——既使这个正统是他的军事征服的对象，在文化心理上，楚人无疑是自卑的。我认为，春秋中后期得楚国是肌体最健康的楚国。继承了楚庄等明君的霸业，强大的军事后盾，文化上则因为无法体会齐鲁作为名门之后的骄傲而产生不平，这种心理的不平衡促使整个楚民族生机勃勃。 首先，楚国的国体使得卿大夫不像中原各国那样容易形成分散君权的政治集团，国君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比较强大，保证了军事活动和行政的有效。而到了战国时期，随着中原文化对楚影响的加深，楚国出现了如屈、景、昭等贵族势力，国家的活力消弱。其次，楚地风俗崇巫淫嗣。可以想象，当黄河文明将神话的童贞和宗教的虔诚先给英雄的祖先和伟大的圣王而高唱庙堂颂诗、躬践周公礼制时，楚人无拘无束自由洒脱的娱神悦鬼的歌舞何等奇妙瑰丽天真浪漫？这种“巫文化”中显现出的原始野蛮与力量，有力地保持了楚人的健壮勇敢强悍。然而后来，却极端化为“不重人才重鬼神”。当中原各国大力招揽天下英才时，发生了“楚材晋用”的事情，实在是一个文化的悲哀。 战国是楚文化的成熟期与国力的衰退期。楚文化此时高潮迭起，至柔至刚的《老子》，汪洋恣肆的《庄子》，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南国奇葩。此时的楚人，早已忘记了自己那卑贱的祖先，在他们眼中，楚是个大国了：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小国都来归附，大国与他订立盟约。楚王骄傲地参加各种活动：祭祀，田猎，征伐，会盟。他们姿态高贵地周旋于列国，不再去想蛮夷的身份。他们不会在面对中原繁琐冗长的礼仪时感到目瞪口呆自惭形秽。他们也修建华美的宫殿，请诸侯前来做客，观看楚女曼妙的舞姿。他们感到自己不再是乡巴佬而是保受礼乐熏陶的文明人，是南中国的主人。在我放纵自己的铅笔写下这么多与历史真实不很和谐的文字后，我感到在向中原靠拢的过程中，楚人为中原文化庄严富丽的外表所迷惑，而不加选择地将一些劣质的东西奉为圭臬。但出于一个民族的自豪感考虑，他们又错误地坚持了一些东西，为日后的败绩埋下伏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各种文化碰撞之下究竟该怎么做，这实在是个不容易说清的问题，除了指责，我想，应该还有些什么等着我们来做。但总之，强盛的结果是楚人产生了类似于中原诸国的骄傲与惰性。 在灵王平王怀王之类昏君辈出的时代里，曾经有一位想振兴楚国打击旧贵族以巩固君权的楚悼王。悼王二年，任用吴起变法，针对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情况，吴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塞私门之情，一楚国之俗”，“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等等。这一套措施体现了法家奖耕战重事功的思想，就楚国当时的形势来看，的确不能在悼王一世即实现，但继位的肃王不过是利用吴起之死以打击势力过大的贵族，无心于变法，这样，改革也就如同昙花一现。发达的楚文化孕育出了大诗人屈原，但诗人也无法把握这个国家的命运，最后，正是屈原的千古绝唱扣响了楚国灭亡的历史大钟。 楚国灭亡于一个比他更落后，更自卑，也更野心勃勃的国家——秦。《史记》载：“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余城。四年，秦将王翦破楚军于靳，而杀将军项燕。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灭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一个西戎，一个南蛮，究竟谁更成功地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虽然历史不可以假设，但读史书时，我仍时不时会想，假如当初统一中国的是楚国人，那么历史又将以什么面貌出现呢？推而广之，假如是东方的齐国统一天下，这个临海之国是否真的像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能带给华夏族一个开放廓大的视野，铸就西洋式的蓝色文明呢？ 就当我要搁笔的时候，突然想起那句楚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心头一震，涌起一阵茫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