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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 在古典历史研究的长河中，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问题最为人所瞩目。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人们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在这里得到明显的体现。 对于民主政治的评价，是伴随着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出现而出现的。（参见郭小凌：《古希腊作家的民主价值观》，《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借波斯人之口讲述了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君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利弊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对于民主政治的不同看法。希罗多德本人以及民主政治的杰出领袖伯里克利、悲剧家攸里庇底斯、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等人在政体价值观上明显倾向民主政治。伯里克利的好友、古代著名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天赋与他们权利与民主。这就为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提出了理论基础。修昔底德斯和苏格拉底则对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表示反对。修昔底德指责民主政治的某些措施使人们受到了物质利益的腐蚀，苏格拉底则认为政治需要智慧，抽签制致使外行治国，是“非常愚蠢”的。他的学生，大思想家柏拉图对民主制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他在《理想国》中将民主政体定义为“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民主观的全面总结者和最深刻的思考者。他判定民主制不是好政体，但在不好的变态政体中它又是最好的或“最可容忍”的政体。这就将古代民主制的研究引向了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层面。 社会现实与古史研究的联系在以后的评价中表现的更为明显。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社会矛盾激烈。德国人需要一个亚历山大式的君主把他们统一起来，这使得德国古史研究中有了一种贬低民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古史学家马可·敦刻尔、布克哈特都对雅典民主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而对古风时代的贵族政治则无限景仰。另一位古史学家K·J·贝特对德漠斯提尼极力否定的同时，崇拜强权，极为推崇马其顿的腓力二世。（晏绍祥：前揭书，第49、56、24页）一战结束后，迈耶尔、莫伦道夫等历史学家对凡尔赛条约极为反感，梦想恢复昔日的大德意志帝国。在这种人文环境下，批判民主政治之风更甚，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制造了声势。 在德国人渴望强大君主的同时，英国人需要推进议会改革，扩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这就使英国的古典史研究打上了为雅典民主辩护的烙印。19世纪上半期希腊伟大的古史学家乔治·格罗特强调：“我们只须把它们与任何其他古代政体比较一下，便会毫不踌躇地宣称它们具有无可怀疑的优点”。而在另一位史学家马哈菲的笔下，阿提卡时代、阿提卡文化几乎成了古典时代希腊文化与民主的代名词。（晏绍祥：前揭书，第37、63页） 法国古史学者对雅典民主的评价差别极大。19世纪下半期德国伟大的古史学家古朗治秉信保守的政治思想，对1789年以来法国不断的革命运动感到恐惧。他认为这些革命源自古典时代的革命传统，因此他贬低民主、否定古人享有个人自由。而20世纪前期的史学家克罗齐对雅典民主则极为推崇，认为它给希腊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繁荣。（晏绍祥：前揭书，第57、135页） 法西斯战败后，御用的德国古典学日见衰微，雅典民主日趋被理想化。在英、美古史学者中，表现尤为明显。（参见晏绍祥：《近二十年来英美古希腊史研究的若干趋势》） 我国学者在强调这一民主的实质是奴隶主阶级主体的专政之外，亦多褒美之辞。但也有异议，如黄洋认为，虽然民主制度给每个公民提供了平等的参政机会，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公民都参与了政治。同时，个人的财富极大的影响着公民在社会与政治中的地位。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贵族阶层。（黄洋：《雅典民主政治新论》，《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四）雅典民主政治的衰亡 对于雅典民主衰落的原因，西方学者说法各异。 法国历史学家古朗冶认为，希腊历史上的一系列变化，都是宗教的变化引起的。民主时期的政治平等使财产的不平等更加明显，于是宗教崩溃，古代城市也灭亡了。（晏绍祥：前揭书，第58页）这种观点遭到了他的高足格洛兹的反对，格洛兹强调希腊政治变迁中家庭、城市、个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原受到某种遏制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成为自我中心主义。结果人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满足自己的欲望，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民主政治也必然不存（晏绍祥：前揭书，第133页）克罗齐的观点与格洛兹恰恰相反，他认为民主政治建立后，雅典人失去了雄心，安于平静舒适而不愿再冒风险，以致马其顿人频频得手，民主最终葬送。（晏绍祥：前揭书，第135页）格罗特则强调外力的作用，他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灭亡，是屈从外来暴力的结果。G·E·M·德圣克罗阿则更进一步，他认为民主制度是希腊的有产阶级和马其顿人，罗马人一起处心积虑地共同扼杀的。（廖学盛：《外国学术界对雅典民主问题的研究》，第21页） 相当多的学者从分析城邦危机的社会与经济因素入手来探讨民主衰落的原因。德国学者R·珀尔曼在《古代世界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史》中指出，社会经济分化必然引起日益剧烈的社会斗争，由此导致了激进民主的胜利。激进民主派要求实现一切方面的绝对普遍平等，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衰落的崩溃。俄国学者P·Ю·雅佩尔认为，由于经济交往和奴隶制的发展引起的小生产所有者的破产，导致民主的社会基础的缩小，民主趋于衰落。法国著名史学家C·莫塞则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造成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崩溃、财产的的集中，雅典海外市场的丧失、腓力二世的威胁、对富人的压迫等，都对雅典的衰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廖学盛：《外国学术界对雅典民主问题的研究》，第22页） 我国学者在探讨民主政治衰亡的原因时，大多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城邦出现危机来分析。论者认为，“奴隶制经济要求建立大国甚至帝国，原来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却和这一要求背道而驰。城邦体制要被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所抛弃”。（刘家和、王敦书：《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另外“雅典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雅典国家能够控制的地域内的全体居民作严格的等级划分基础之上”。（廖学盛：《试析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条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这样，在公民集体内部，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剧，必然会出现以不平等的财产私有制与以平等为原则的民主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而公民集体内外等级划分标准的不同，限制了公民权的扩展，使得民主政治只能维持在一个蕞尔小邦之中，在战争的打击下逐渐衰亡。顾准认为，自给自足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这使得雅典不能统一希腊民族，发扬民主政治。反而使城邦最终消亡，民主政治随之没落。（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第154-164页）罗通秀还指出，公民集体的分化还导致了公民兵制度的削弱，这就使得民主政治强有力的支柱丧失了。（罗通秀：《雅典的民主政治》，《历史教学》1981年第9期） 三、黑劳士问题 对斯巴达的黑劳士地位的评价，关系到古史分期、奴隶制的普遍性等重大问题，因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深受我国古史学者的关注。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黑劳士是奴隶说与黑劳士是农奴说。 1951年8月，王毓铨在《周代不是奴隶社会》（《新建设》1951年8月第四卷，第五期）一文中指出，黑劳士缴纳地租，有自己的经济，主人无权出卖他们，国王屠杀他们只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权利。因此，黑劳士不是奴隶。郭沫若随后写了《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一文予以反驳。文中附录了他请汪敬虞代查的有关材料，认为黑劳士是奴隶主整个阶级的财产，生杀大权握在奴隶主手中。他们虽附着土地，但并不占有生产资料，这与农奴有别。他进一步指出，如果黑劳士是农奴，与其同时的雅典是奴隶社会，稍后的罗马又是奴隶社会，这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岂不是要破产了。（载《新建设》1951年第四卷第五期）束世 、日知等人的观点与郭沫若接近。束世 认为，黑劳士所耕种的是主人受分的土地、而非自己占有的土地，这与封建农奴区别很大。（束世 ：《关于西周封建制形成的若干问题》，《华东师大学报》1955年第1期）日知则征引一些古典作家的说法证明，黑劳士是奴隶，黑劳士制只是原始奴隶制的形式之一。 杨向奎、童书业、何高济等人则认为，“黑劳士是农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有明确交代的，斯巴达人虽然占有重要的生产资料，但“黑劳士”却使用着自己的生产工具，有着独立的经济。至于对黑劳士的屠杀，那只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镇压，不能与奴隶主屠杀奴隶混为一谈。（杨向奎：《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童书业：《“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补充》，两文均载于《文史哲》1956年第6期；何高济：《黑劳士问题的再探讨》，《文史哲》1958年第1期） 由于种种原因，黑劳士是奴隶的观点逐渐占据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刘家和1982年发表的《记黑劳士制度》是一篇力作。该文究根探源，稽考钩沉，对黑劳士制度的起源、发展、衰落、黑劳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属性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从法律上讲，黑劳士依附于斯巴达城邦，是城邦的奴隶。他们虽然交租纳税，但那并非封建的依附关系，而是斯巴达人对土地和黑劳士人身占有权的实现。因此，“黑劳士是奴隶；是奴隶中的国有奴隶；是国有奴隶中的与城邦土地所有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城邦所有的奴隶。”胡庆钧、周怡天也持类似看法（胡庆钧：《奴隶与农奴纠葛的由来与发展》，《世界历史》1995年第5期；周怡天：前引文） 古典作家、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经典作家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观点亦不外此二。(参见日知：《古典作家所记的黑劳士制度》，《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12期；刘家和《论黑劳士制度》，载刘家和著《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78—139页；周怡天：《关于黑劳士的阶级属性与农奴制的历史始源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四、 我国古希腊史研究的新视野 近几年来，我国的古希腊史还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一方面，在传统的领域内出现了诸多新的研究课题，诸如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妇女问题、中西古史比较的新角度等。（参见林中泽：《古代雅典的妇女与民主政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丛日云：《古希腊思思想家政治分析方法——兼与先秦诸子比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陈德正：《先秦齐文化与古希腊雅典文化中开放精神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1995年第2期；陈德正：《管仲与梭伦选官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史学月刊》1995年第5期）另一方面，在新视野下，我国学者在古希腊史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探索，诸如古典神话、宗教、生活习尚等等。（参见王海燕：《论古希腊古典神话与欧洲空间艺术的内在渊源》，《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裔昭印：《论宗教在古希腊社会中的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宋瑞芝：《古典时代希腊人社会生活习尚三则》，《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在古希腊，男性的同性恋是希腊贵族社会中一种流行的时尚，希腊人普遍把男性的同性恋看成是最为崇高的爱情。黄洋对此作了历史学的分析，他认为，古代希腊的同性恋不是偶然的现象，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由男性主宰的社会，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正是这样的单性环境成为滋生同性恋的土壤。而古希腊的男性恋还有一个独特的教育功能。在一对同性恋人中，年长的男子要表现出勇气、教养等“绅士”的优良品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贵族阶层的价值观念传授给他年轻的情人，培养其情人的勇气。在一个没有职业军队、但却充满战争的社会里，这种教育非常重要。这种分析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古希腊历史不无裨益。（黄洋：《从同性恋透视古代希腊社会——一项历史学的分析》，《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 没有女性的希腊史只是残缺的希腊史。近年来，古希腊妇女史的研究日渐兴起。郭超英、林中泽、郝际陶等都作了有益的工作。（林中泽：《古代雅典的妇女民主政治》；郭超英、颜海英：《古希腊妇女社会地位及其演变》，《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郝际陶、那老文：《古代雅典和斯巴达妇女》，《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贡献颇大的还有裔昭印，她在《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古雅典社会，不同类型的妇女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中，都处于屈从男性统治的低下地位，这种地位是雅典的社会制度、经济、政治、教育、结婚年龄和社会风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她写就《古希腊的妇女——文化领域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一书。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希腊妇女问题的专著。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仪式不仅是一种宗教行为，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并表征了某一时代人们的意识观念、思想情感等等。但是，对于古希腊仪式文化的研究，在我国一直付诸阙如。吴晓群的《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是填补空白之作。作者对希腊仪式的历时性发展线索作了一种历史的叙述，而且更强调了对仪式进行文化与社会功能的分析，并把仪式历史类型的源流演变置入这一主题叙述之中，展示了仪式变迁与社会文化演进之间的种种关系。这无疑为我们进行希腊古典文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口。 五、塞尔维乌斯改革 关于塞尔维乌斯的出身，有两种传统说法。一种是以古典作家李维为代表的拉丁说，认为塞尔维乌斯原是拉丁城市科尔尼库鲁姆的一个被俘的贵族之子，因受伊达拉里亚王朝建立者老塔克文夫妇的喜爱，从小收养在宫中，长大后还成了他们的女婿；老塔克文遇刺后，他在老塔克文之妻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另一种是以罗马皇帝克劳狄为代表的伊达拉里亚说，认为塞尔维乌斯即是伊达拉里亚冒险家马斯塔尔那。比较古代两种有关塞尔维乌斯身世的传统观点，拉丁说较为可信。近代学者虽然各执一词，但都不外这两种说法。(王乃新：《论罗马塞尔维尤斯王及其建国功绩》，《世界历史》1987年第6期，第96-97页；施治生：《塞尔维·图里乌斯改革》，《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除文献资料外，考古材料也证明塞尔维乌斯确有其人，是古罗马王政时期的第六个“王”。 对于他实行改革，划分财产等级的传统观点，长期以来在古史学家中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坚持传统记载的真实性，有些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把改革的时间推迟到公元前5世纪初期、中叶和更后，甚至有的学者完全否认他及其改革的历史真实性。我国学者大多承认塞尔维乌斯及其改革的真实性，认为改革完全符合王政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有人认为划归塞尔维乌斯名下的改革措施，并非完全出自他一人之手，这一改革大概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参见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3页；施治生：《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改革》） 关于改革的评价，中外史家常把塞尔维乌斯改革视作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但廖学盛在《古代罗马国家何时产生》（《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罗马国家产生在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因为那时随着罗马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日益发展和复杂化，罗马公社才具备国家的基本特征。 六、贵族和平民的起源 平民和贵族的起源是早期罗马史上的一个疑难问题，古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王政前期罗马已有贵族和平民之分，后来经过不断吸收新成分的发展过程，到王政后期已经大致形成了贵族和平民两大等级。王政前期贵族和平民的划分可能萌发于社会分工。古典作家李维和西塞罗认为贵族身份取决于元老资格，把贵族和平民的划分仅仅归结为政治地位的差别。另一古典作家狄奥尼修斯认为除个人才德以外，出身高贵和拥有财富也都是贵族的构成因素，而出身低微和贫穷则是平民的构成因素，并认为元老是从贵族中选出来的。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如蒙森、尼布尔等人认为全体罗马人民均为贵族，我国学者梁作干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抹杀了罗马氏族内部阶级分化的事实。（梁作干：《关于古代罗马贵族阶级的起源及其成分问题》，《历史教学》1956年第9期） 国内学者在贵族的起源问题上争论不大，认为罗马贵族融和了构成早期罗马居民的拉丁人、萨宾人和伊达拉里亚人中的显贵家族；在关于平民的起源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平民来自氏族以外，这些人都处在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不是地道的罗马人民。塞尔维乌斯改革以后，罗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平民和罗马人民之间的矛盾转化成罗马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这时的罗马平民是指除了贵族以外的所有罗马公民。（杨共乐：《罗马史纲要》，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另一种观点认为除了外来移民、较后被罗马征服的其它拉丁部落居民、被释放的奴隶等氏族以外的成员，平民还包括构成早期罗马居民的拉丁人、萨宾人和伊达拉里亚人中的中下层成员。（李雅书：《罗马共和早期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分册）；施治生：《罗马贵族和平民的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0期）第三种观点以胡庆钧为代表，认为平民的产生主要通过（1）社会等级内部分化，（2）授户奴隶上升为被释奴隶，（3）通过开办庇护所把逃来这里要求庇护的各色人等予以转化，（4）罗慕路斯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希腊人“安排在所有其他被俘获的人之上”（胡庆钧：《罗马王政时代贵族与平民的分化及其源始》，《思想战线》1993年第3期，第81-89页） 贵族和平民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单纯哪一种因素决定的，因此现代学者大多接受贵族和平民起源的综合理论，即认为贵族和平民等级差别的产生，是同早期罗马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扩张兼并和吸收外来移民有关。贵族来自拉丁人、萨宾人和伊达拉里亚人中的显贵家族，而平民来源于上述三个部落中的中下层成员，以及被保护人、外来移民和较后被罗马征服的其他拉丁部落居民，等等。 七、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 关于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的原因，古往今来，中外学者给以较多的关注，比如法国启蒙史学家孟德斯鸠从罗马的政治、社会结构的特点解释其军事上的成功。（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现代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把原因归结为（1）地理上，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2）成功的公民权政策，（3）拥有优势的兵力，发明了高明的战略。（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我国学者一般把罗马统一意大利的原因归结为：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胜利，良好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组织，不过也有例外，如房宪强调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是与元老院的外交政策分不开的，认为元老院在最初的对外关系上基本采取守势，力图在守势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其主要策略是联盟和各个击破。自高卢大劫后，罗马开始走上扩张主义道路，元老院则积极开展能动外交，坚持克制态度和理智指导，推行有限扩张政策。（房宪：《罗马元老院在共和国外部发展中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第74-76页）张树卿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看罗马统一意大利的原因，认为早期罗马共和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呈历史继承性和进取性，具体表现为：崇尚清贫和节俭、劳动光荣、爱国奉献、团结进取、自立自强。（张树卿：《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前后的社会精神文明》，《松辽学刊》1998年第2期，第42-43页）廖学盛认为，在罗马的城邦时代，强调公民权、占有土地的权利和服兵役的义务三位一体，并且采取切实措施来维护这种三位一体的体制，使其免遭破坏，这是罗马国家能够不断扩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廖学盛：《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39-140页） 我国学者通常用“分而治之”来概括罗马统治意大利的政策，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罗马人的策略，是其施展的一种外交手腕。近年来，在此问题上陆续有论文发表，在研究深度上进一步加深。如房宪认为，“分而治之”政策的实施是出于实际统治的需要，它调和了城邦制度和巨大领土管理的矛盾，同时由于罗马人与拉丁人和“同盟者”之间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关系，罗马自然会对同种族的拉丁人多给一些权利，对异族的“同盟者”少给一些权利，所以“分而治之”政策在意大利能被普遍接受，从而成为当时条件下最好的组织形式。（房宪：《罗马元老院在共和国外部发展中的作用》）。路永明认为，罗马对被征服者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根本原因在于它自身力量不足。在内部，政治上，平民和贵族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剧烈的阶级斗争严重削弱了罗马的政治力量；经济上，当时罗马奴隶制经济依然处于相当原始落后的发展阶段，无力吞食和消化广大的战败者；军事上，力量严重不足，罗马无法对战败者进行强有力的镇慑与统治。对外，长期战争的物资消耗和人员死伤使罗马共和国困乏至极，无力对众多的战败者实行严厉的惩处、镇压与统治。（路永明：《罗马的“分而治之”统治方式新探》，《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1期；《论罗马的两次同盟战争》，《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王乃新以为“分而治之”的说法难以概括罗马统治意大利的全部政策，罗马在征服意大利过程中建立了罗马联邦。这种联邦制实为早期罗马在意大利奉行的“一国多制”政策的创造性实践。（王乃新：《试论早期罗马在意大利的联邦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