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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璀璨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当时的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总结与研究。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大约一千年时间里，西欧似乎把古典世界完全忘却了。文艺复兴开始了近代欧洲对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新认识，延续至今。其间名家辈出、著述宏富，争论也十分热烈。 我国对古典世界的研究，是从建国之后真正开始的。建国伊始，世界古代史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全面学习苏联。这为我国的古典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受到了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文革”十年，古史研究完全停顿。“文革”结束后，这一研究从恢复到发展，再到深入与繁荣。资料积累日益丰富，研究视野逐渐放宽，新的领域不断开拓，在许多问题上都得出了独到、成熟的见解。 一、古代希腊的经济特点 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学者们在辩论斯巴达与雅典孰优孰劣时涉及到了经济问题，是为探讨古代希腊经济特点的开始。（对于西方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主要参见晏绍祥：《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但对这一问题的真正突破，则要等到19世纪末。1893年，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彻尔出版了《国民经济的起源》一书，把整个经济史按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划分为“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三个阶段。他认为，整个古代都属于闭塞、无交换型的家庭经济时期。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尔对此说表示反对，在《古代经济的发展》一文中，他坚持认为，古代同样经历了它的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具体说来，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的工商业已有了较大发展，与14、15世纪的欧洲水平相当；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更是已经处在了资本主义的旗帜之下，与18、19世纪以来的英德两国颇为相似。此后，不断有学者加入双方阵营，从而形成了一场“原始派”和“现代化派”之争。迈耶尔这种历史循环论的看法把古代历史严重地现代化了，但他也确实发现了古希腊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事实，因此得到了一批著名史学家的支持，如英国的乌尔、法国的贾德、格格兹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迈耶尔的观点在西方古史学界取得了统治地位，并在俄裔美籍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那里达到了顶峰。 但是，西方史学界对现代化派的批评一直未曾中断，最著名的是马克斯·韦伯及其弟子J·哈斯布鲁克。在《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等著作中，韦伯认为，古代的商业主要集中城市，内地及广大农村基本未受影响。而古代的城市只是消费性城市，贸易产品以奢侈品为主，因此商品交换受到限制。哈斯布鲁克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指出，由于公民保有对土地的独占权，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外邦人所控制，因此希腊城市根本不存在国家的商业或工业，更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经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古史研究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现代化派的缺点日益充分地暴露出来。波拉尼、芬利、德圣克罗阿和威尔等著名史学家对之展开了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裔英籍史学家M·I·芬利。在其关于古代社会看法的代表性著作《古代经济》中，芬利认为，经济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原始到先进的线性发展过程。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政治及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始终处在低水平，经济活动更多的具有政治动机，工商业发展水平很低，且大多数控制在外邦人手中。所以，希腊国家并无近代意义的经济政策，在近代创造出的经济概念也无法运用于对当时经济的分析。在他们的努力下，原始派在西方古史学界确立了正统地位。但是，争论还远未结束。奥斯邦、默里等人仍然相信工商业的发展对希腊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随着考古调查的深入，双方争论的焦点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商业转向农业。他们大都承认，就本质而言，古希腊的经济是农本经济。但对这一农业中的商品化程度问题，仍是众说纷纭。（对于近年来的研究状况，参见晏绍祥：《近20年来英美古希腊史研究的若干趋势》，《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 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界全面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进行古希腊史的研究。对于经济特点的研究多是与阶级斗争、奴隶制、农村公社等问题一并进行的。（参见苏联《古史通报》社论：《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史学译丛》1956年第2期）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倾向于反对古史现代化，认为“在古代希腊，其实我们没有理由说工业资本、而且也说不上作为向工业资本过渡阶段的商业资本” 。（А·И·久梅涅夫：《40年来苏联对古代希腊史的研究》（1917—1957年），《史学译丛》1958年第2期）但这些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后发生了很大改变。该书认为：“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自此，史学界在承认“奴隶制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前提下，强调反对原始派观点。他们认为，在古希腊社会，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苏联《古史通报》社论：《论奴隶制社会中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生产》，《光明日报》1954年3月6日）代表五十年代苏联史学发展最高水平的十卷本《世界通史》认为：“当发展的奴隶制占优势的阶段……生产力有更高度的发展，目的在于商品生产。”（日知：《奴隶社会之两个阶段与六个时期》，《历史教学》1953年1月号）直到80年代，这种观点仍占主导地位。（参见晏绍祥：前揭书，第306—307页） 在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中国史学界，这种观点同样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普及读物、大学和中学教材，还是学术专著、论文，均持此说。但近年来，这一论点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郭小凌认为，古风时代乃至古典时代前期，不存在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更不存在这么一股政治力量。（郭小凌：《梭伦改革辨析》，《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黄洋认为，希腊文明事实上不是一个商业文明，而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古代文明，具有农本特征。这一特征表现在早期希腊重视农业地位的观念和对农业与其它职业的不同态度中。（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希腊城邦的农业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裔昭印从古代城市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她认为，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是古代城市最重要的经济特征，商品经济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裔昭印：《从古希腊罗马看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上海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启良、徐松岩等。（启良：《希腊城邦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小农经济》，《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徐松岩：《古希腊城邦经济结构刍论》，《西南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许多学者仍然坚持传统看法。林中泽从地区特征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希腊世界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农业以小园艺种植为主体，因而手工业能较早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最终，并促使希腊世界最终变成一个庞大的商品市场。（林中泽：《析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王瑞聚认为，古希腊人的轻工商现象，更多的是基于道德角度的职业歧视，与农业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古希腊人其实是农商并重的。因此，城邦社会具有农业特征的论据并不充分。（王瑞聚：《论古希腊人的重农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论古代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复旦学报》2000年第4期）贺加祥认为，古希腊在殖民扩张的航海贸易基础上产生了重商主义，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贺加祥：《试论古希腊的重商主义》，《学术交流》1995年第2期）另一些学者主张，应在承认古希腊经济具有农本特征的基础上，肯定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裴雯指出，若单从城邦的经济特征和具体的经济生活来看，农业确实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但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城邦重要的经济部门，对城邦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裴雯：《古典时期雅典的经济特征》，《复旦学报》1998年第5期）晏绍祥也认为，古代希腊的商业确实曾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它从未达到突破自然经济的程度，仍然属于农本经济的范畴。（晏绍祥：《〈古典民主政体论〉读后》，《世界历史》1993年第6期） 二、雅典民主政治 雅典民主政治是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自古以来深受学者们的关注，在下面几个问题上讨论较为热烈。 雅典民主政治的起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史学界，民主政治源于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看法相当流行，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市场。（晏绍祥：《国外雅典民主起源研究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98页）50年代后，苏联和我国学术界也确立了这种观点。如陈唯声认为，古代希腊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削弱了血缘亲属关系，导致了氏族部落制度的彻底瓦解，造成了政治权力比较平衡的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典民主政治的胜利也是比较先进的商品经济对落后的自然经济的胜利。”（陈唯声：《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北方论丛》1981年第3期，此外还可参见胡钟达：《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段基础》，《历史教学》1957年6月号；任寅虎、张振宝：《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罗通秀：《雅典的民主政治》，《历史教学》1981年第9期；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度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但随着经济特点问题争论的发展，承认古希腊经济仍是农本经济者大为增加，民主政治的工商起源论也受到了挑战。如哈斯布鲁克认为，古典时代希腊的贸易相对原始，贸易在政治中的作用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晏绍祥：，第150页）在中国，亦有许多学者认为，希腊城邦社会不存在工商业阶层与土地所有者阶层矛盾与对立的社会基础，工商业的发展对于民主的起源并不具决定作用。（廖学盛：《古代雅典的民主和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校》，1988年第5期；《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和阶级斗争》，《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还可参见黄洋、郭小凌、启良等前引文） 在质疑传统观点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M·卡瑞认为，雅典民主源于海上霸权。（晏绍祥：前揭书，第99页）芬利也认为，如果没有“雅典帝国”，就不可能有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充分发展的民主制度。（廖学盛：《外国史学界对雅典民主问题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2期，第21页）芬利还强调了奴隶制度在民主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物化奴隶制的兴起与古典民主的形成是携手并进的关系，正是由于发达的古典奴隶制度的存在，民主才在雅典兴盛。（晏绍祥：前揭书，第180页）英国著名的古史学家琼斯对这两种观点都进行了批驳。他指出，雅典帝国崩溃后，雅典民主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十分巩固，说明雅典民主根本不是雅典帝国肌体上的寄生虫。关于民主的奴隶制基础问题，他认为雅典大多数公民是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奴隶制在经济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即使是富有的雅典人，在当今看来亦不过是中等人家。并且，雅典的奴隶人数极为有限。其观点得到了不少古史学者的支持。（晏绍祥：前揭书，第199页） 许多学者从精神层面上探讨雅典民主的产生。法国古史学家A·克鲁瓦瑟认为，雅典民主是希腊精神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J·A·O·拉森也认为，民主政体的产生是民主思想传播的结果。（廖学盛：《外国史学界对雅典民主问题的研究》，第21页）德国著名古史学者C·迈耶则认为希腊人的公社生活使公民们有了政治认同感和参与意识，而希腊的悲剧不仅是政治民主的反映，对政治民主的发展也有巨大的影响。（晏绍祥：前揭书，第365页）有的西方学者还从地方主义、宗教文化等方面寻找民主的根源，但都未在史学界引起重大影响。 我国学者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究。廖学盛认为，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是在特定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自由平民反对氏族贵族转化而成的奴隶主的剥削、压迫和专横统治的斗争。”（廖学盛《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张庆服认为雅典国家与社会呈现一元包容关系，政府与臣民则是一元从属与二元分立关系并存。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城邦政权组织方式呈现共和、民主性”。（张庆服：《雅典国家与西周国家形态的差异》，《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易建平考察了地理环境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他认为民主政治与小国寡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雅典的民主政治得以发展为古代最充分的形式，“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易建平：《论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的差异》，《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对于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文化基础、前国家形态等问题，学者们也给予了关注。（参阅胡长林：《雅典民主政治的文化背景》，《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刘自成：《雅典国家形成方式辨析》，《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4期；晏绍祥、罗静兰：《早期雅典国家若干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也有学者强调指出，民主出现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施治生：《试论古代的民主与共和》，《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郭小凌：《论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社会基础》，《史学论衡》第4辑，）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 一种观点认为，梭伦是民主政治的建立者。理由主要是：（1）斗争的矛头指向贵族寡头统治；（2）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始以民主、自由作为基本的原则；（3）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开始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官职由公民选举生产；（4）城邦统治者循法治而非人治。（松涛：《试论梭伦改革的历史地位》，《南充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梭伦立法具有一定民主因素，或者说它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认为梭伦创立民主政治者并不多见。 第二种观点认为，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了民主政体，其主要理由为：（1）10个新的地区部落代替了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雅典的国家组织由于肃清了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得以确立；（2）10个新选区选出的五百人会议代替了原来的四百人会议，在某种意义上说起到了雅典政府的作用；（3）十将军委员会的设立在军队中也加强了民主性；（4）“贝壳放逐法”的实行，对不受平民欢迎的贵族政治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广大公民在政治方面的发言权。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摧毁了氏族贵族的势力，使平民获得了更多的权益，雅典从此成为一个奴隶主民主共和国。（参阅崔连仲：《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刘明翰、海恩忠：《世界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88-89页；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133页）这种观点在古代希腊已形成，并在19世纪获得学术界的广泛承认，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一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通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得以传播，在今天的中国仍未有明显的衰落迹象。 第三种观点认为，民主政治最终是由厄菲阿尔特确立的。理由在于，厄菲阿尔特改革进一步削弱了高级官吏的权力，解决了公职人员的津贴问题使得各个财产等级的公民都能发挥一定的政治作用，自此以后，三个重要的民主机构，即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众法庭，独立自主地担负起处理国家一切重大事务的责任。（任寅虎、张振宝：《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廖学盛：《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这种观点早在古罗马时代已由普鲁塔克提出，但后世西方学者未予应有的重视。顾銮斋认为，奴隶制民主政治的本质，应当是多数人在国事管理中享有充分而平等的权利。只有对几次改革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才能在民主政治确立问题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他在比较后认为，梭伦改革说与克里斯提尼改革说都不可取，厄菲阿尔特才真正建立了民主政治。（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其实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过程。郭小凌对此进行了概括，他认为，雅典民主政体是一系列历史渐变和突变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的起点是公元前8—前7世纪左右雅典贵族集体废黜早期君主制、建立贵族制的举动。公元前592年的梭伦改革结束了贵族集团的独自统治，构建起了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和基本框架。公元前509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完成了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过渡，其后的厄菲阿尔特的宪政改革和伯里克利实行津贴制，形成了充分的民主政体。（郭小凌：《雅典民主制的形成与发展》，见施冶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