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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研究礼学应该秉持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随意贬低礼学固然不可取，但是任意拔高、美化礼学，在礼学研究之中淡化礼的本质，尤其在礼学思想的研究当中脱离文本语境和历史情境来抽象地讲“礼之用，和为贵”，刻意回避礼与当代某些价值（如法治、正义等）之间的冲突，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近年来的国学复兴以及儒学研究的热潮中，传统儒家礼学格外受到重视，成为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极为活跃的领域，这与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礼”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礼学重新得到重视，既有时代氛围的影响，也有儒学及礼学自身的一些原因，值得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认真对待。 近年来礼学研究的新进展 礼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弥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对礼的研究原则上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主要是从三个角度展开的。一是经学史（包括经学思想史）研究脉络中的礼学研究。对三礼、三礼经注以及三礼所涉及的名物制度的考证是这一研究的重点。比如，郑玄是礼学及儒家经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唐代孔颖达就曾指出“礼是郑学”。关于郑玄的三礼学，已故杨天宇教授的《郑玄三礼注研究》一书从校勘与训诂两个方面，重点研究了郑玄三礼注的成就，可以看作从经学的脉络研究三礼学的代表性成果。朱熹的理学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但近年来也逐渐有学者开始研究朱熹的礼学。由于朱熹学问体系博大，目前学术界对其礼学的研究还仅限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例如，由叶纯芳和乔秀岩主编的《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仅重点探讨了朱熹礼学中的祭礼问题。因此，系统研究朱熹的礼学成就、理学与礼学的关系、礼学在朱熹学说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等，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自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经学的终结，经学的问题逐渐还原为史学的问题，从史学的角度考订三礼的著作时代，进而将三礼作为研究那一个历史阶段的史料来加以利用，成为学术界对待三礼文献的基本态度。其中《周礼》成书时代问题尤为重要与突出。郭沫若、钱穆、杨向奎、顾颉刚、徐复观以及当代学者金春峰、彭林等人，都利用不同的资料与方法，对《周礼》成书时代做过深入的探讨，提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学者郭伟川的新著《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2017）对《周礼》成书时代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周礼》出自战国初期的魏国，是由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编定成书。这说明《周礼》成书时代问题至今依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另外，礼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礼记》、历代《礼记》经注思想史以及历代儒家学者的礼学思想。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是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就专论而言，关于《礼记》的礼学思想、荀子的礼学思想、朱熹的礼学思想、王夫之的礼学思想以及清代一些学者（如凌廷堪、黄以周等）的礼学思想，学术界都有相当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礼学思想涉及经学文献、思想史和哲学史，是近些年来礼学研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 二是礼制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以史学界为主，相关成果中既有通史著作，如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也有断代的礼制史及礼制专题史著作，如刘源的《商周祭祖礼研究》、杨英的《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梁满仓的《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吴丽娱的《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阎步克的《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等。 三是在礼制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以及文物考古等诸多层面，形成一种对礼的综合研究。吴丽娱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就是这样一种综合研究视角的体现。该书虽是以礼制通史的形式面世，但在论述每个历史时期的礼制问题时，往往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问题，作多层次、多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从而反映出礼与中国古代社会诸多层面的深刻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