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一步推动礼学研究的切入点 近年来礼学研究的活跃，反映出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化，已经切入到儒学以及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本身的历史脉络之中。为了推动礼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研究者注意。 第一，文献的扩展。礼学是经学的大宗，相关文献极其丰富，但同时也有很多礼学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例如，仅从文献目录来看，宋代的三礼学注疏著作确实为数不少，但事实上很多都已佚失，完整流传至今的并不多见。 通过对自身研究经验以及学术界已有研究的观察与反省，笔者感到仅仅依赖现存的一些文献目录资料（如《经义考》等），在礼学和礼学思想研究方面，很难再取得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我们应该在礼学文献的钩沉辑佚方面下一番功夫。例如，南宋卫湜编著的《礼记集说》被称为“礼家之渊海”，保存了大量两宋时期学者对于《礼记》的解说。其中就有张载《礼记说》的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在我们通常据以研究张载的文献（如《张载集》）中并没有收录，也没有受到研究张载学者的太多关注。再如，南宋王与之的《周礼订义》也汇集了大量宋人关于《周礼》的解说。这些宋人的解说至今大多已经散佚，仅赖《订义》得以保存片段。如果我们今天能从诸如《礼记集说》《周礼订义》这样的大型文献集中将一些宋代学者的解释分别辑出，无论从经学史的角度，还是从礼学思想发展的角度，对礼学研究的深入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深化对礼制变迁与思想互动之间关系的研究。笔者曾主张“礼是一套象征体系”。这一看法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礼仪、礼制基础上，结合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当代符号学理论而得出的。具体来说，礼之所以是一套象征体系，是因为礼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是人所赋予它的。这是我们认识、把握礼非常关键的一点。例如，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孔子看来，徒具形式的礼器、礼仪并不是真正的礼。礼的意义建立在内心仁德之上。从前人的诸种论述来看，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礼不是中规中矩的、僵化的形式，而是有意义的，只有将礼的意义贯穿在礼的仪式当中，才是真正的礼。《礼记》也强调“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将上古以来的思想作了简要而准确的总结。 中国古代的礼不仅体现为如《仪礼》所规定的冠昏丧祭等各种仪节，而且还体现为《周礼》所规划的以国家为主体的“五礼”体系，后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按照有些学者的研究，中国古代的“五礼”制度始于魏晋之际，至南朝萧梁时期臻于成熟。此后的国家礼典采纳的都是“五礼”体系，所有的礼制都被纳入“五礼”体系当中。在“五礼”制度形成以后，尤其是隋唐以后，历代都要制定大型的礼典，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反映在礼典与礼制当中。由于礼是有意义的，因此，每个时代的礼制都反映出特定时期的政治变革、社会发展以及宗教、思想等内容。深入分析礼制当中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将礼制变革与社会变革、思想争论相结合，可以拓宽礼学研究的范围，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三，研究礼学应该秉持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随意贬低礼学固然不可取，但是任意拔高、美化礼学，在礼学研究之中淡化礼的本质，尤其在礼学思想的研究当中脱离文本语境和历史情境来抽象地讲“礼之用，和为贵”，刻意回避礼与当代某些价值（如法治、正义等）之间的冲突，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总之，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礼学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因此，无论从社会史、制度史，还是从经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来切入，都可以对礼学展开深入的研究。除此之外，将礼学与儒学放在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背景之下来研究，更加积极地从现代政治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分析中国传统的礼学，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儒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