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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麓秦簡研讀劄記(七則)

http://www.newdu.com 2018-01-02 武汉大学简帛网 王偉 参加讨论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嶽麓秦簡《二十七年質日》簡44/0738(正)有“庚申宿楊口”,整理者注:“楊口,地名,地望不詳。”[1]今按,已公佈的北京大學藏秦簡中多次出現地名“楊口”,據簡文記載的地名和里程,可知“楊口”即楊(揚)水與漢水的交匯處[2],這批簡文中類似的地名還有“淯口”、“彘水口”、“長利渠口”和“滻口”等。此外,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中還有“康(唐)口郵”[3],情況應該與此類似,也是設置在唐河匯入漢水附近的郵驛類機構。
    

    《二十七年質日》簡42/0536“戊午波留”,整理者注:“波留,地名,地望不詳。”又簡46/0063號“戊午宿□□留”。郭濤先生認為:“‘波’,常假借爲‘陂’……‘波留’或亦作‘陂留’,表因故阻礙而滯留縣內之義,或與河堤修築事宜有關”[4]。我們同意郭濤先生“波留”或非地名的看法,但“波”“留”似乎均應作本訓而不煩通假。今按,“波留”二字應斷讀作“波,留。”“波留”的含意可能是指因河流漲水而滯留。類似的記載還見於《三十五年質日》簡24/0079號“丁亥留”。我們懷疑《質日》類簡文中記錄個人行程時的“留”其含義應該相同,均是滯留之意。
    

    圖一

    從《二十七年質日》簡文記載的行程看,“庚戌到州陵”,三天后“癸丑起歸”應是啟程返回,再經四天“丁巳宿縣內”,再經過三天“庚申宿楊口”。雖然暫不能明確所宿“縣內”是那個縣(或可能是竟陵),但從北大水陸里程簡冊所反映的交通狀況來看,州陵到楊口之間有夏水、滻水和漢水等河流(圖一[5]),在多雨的湖北地區,臨近雨季時因河流漲水導致形成延誤應屬常見。
    

    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簡45/0062有“丁巳去南歸”。整理者未注,蔣文先生懷疑“南”是地名,可能與湖北江陵九店東周墓出土的南君戈銘文中的“南君”封地有關,並說“‘去南歸’應該是指離開‘南’地回到江陵,然後在四月初重新從江陵出發到當陽”[6]。《三十五年質日》所記三月底至四月初的行程如下:
日期 干支
三月廿四 癸丑 治銷
三月廿五 甲寅 治銷
三月廿六 乙卯 治銷
三月廿七 丙辰 治銷
三月廿八 丁巳 去南歸
三月廿九 戊午 宿□□留
四月初一 己未 宿當陽
四月初二 庚申 宿銷
四月初三 辛酉 宿箬鄉
四月初四 壬戌
四月初五 癸亥
四月初六
    ……
甲子
    ……
宿鄧
    ……

    今按,新公佈的北大水陸里程簡冊所示信息顯示,“銷”、“當陽”和“江陵”是由北向南幾乎直線分佈(參圖一),路程總共有“二百卌六里”[7],所以我們懷疑“去南歸”應理解為“離開(銷),向南返回”,而且此行程並未到達江陵便折返北上了。就上表所列行程看,由銷到當陽正是一路南下,再由“己未宿當陽”、“庚申宿銷”“辛酉宿箬鄉”的行經地來看,此次南歸行至當陽以後並未繼續南下江陵。總之,“丁巳去南歸”中的“南”恐非地名,僅表示行進的方向是向南。
    

    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簡31/1968號“乙未宿日土郵”,整理者注:“日土,地名,地望不詳。”今按,簡文中所謂的“日”字,原圖版如下:
    

    可明顯看出此字上下兩端凸出,呈橄欖形,與秦簡牘中“日”字的一般寫法等有顯著區別,而與秦簡牘中的“白”字寫法,如等較為接近[8]。另,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中有“武庾到雉白土鄉五十三里”(04-210)、“白土鄉到雉廿四里”(04-209)的記載[9]。將以上資料合觀,我們可大致確定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中的“日土”應該就是北大簡中“白土”的誤釋,而“白土郵”或即是設置在雉縣“白土鄉”的郵驛機構。雉縣,《漢書·地理志》屬南陽郡,治今河南南召縣東南。
    

    《嶽麓書院藏秦簡(三)》中第二類案件之“一三《善等去作所案》”的第一枚簡(1829號)正面記有“去之楊臺苑中除徒所聞士誤善……”等文字[10]。因簡文殘缺,案件過程難以知曉,但簡文之“楊臺苑”應是文獻失載的秦苑囿之一,唯其具體所在一時難以確指;但根據同出簡文所記案件均在秦南郡各縣,我們推測楊臺苑應在秦南郡境內,至少不在關中。
    秦封泥有“楊臺□丞”[11],但未公佈圖版。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為秦封泥發現十周年而作》[12]一文曾著錄有“楊臺苑印”,亦未附圖版。故秦封泥中已有的“楊臺”資料暫無法在字形上與秦簡對照。另外,新出秦封泥封泥有“楊□(臺?)共印”(圖二)[13],此封泥右下角雖殘,但田字格印面仍可分辨。首字左旁為木,右半殘失,整理者釋為“楊臺共印”,雖有可疑之處,但也不無可能。
    

    圖二

    秦封泥還有“西共”、“西共丞印”[14],“西共”還見於珍秦齋藏秦信宮罍和西漢南越王墓出土銀洗刻銘等[15]。漢代銅器也多見地名或宮室名稱後帶“共”字的銘文,如杜共、杜宜共、鄠萯陽共、黃共、黃山共、華共等[16]。秦封泥之“共”,舊說或為《詩經·大雅·皇矣》中“侵阮徂共”之共地[17],今則認為應是“共廚”之省[18]。對於“共廚”,一般認為是為帝王提供祭祀用品與飲食的機構,凡設“共廚”之地大多與祭祀活動有關[19]
    今由嶽麓秦簡資料可知秦確有“楊臺苑”,秦封泥“楊臺□丞”應該就是“楊臺苑丞”;而新出秦封泥所見之“楊臺共”似乎就是楊臺苑內所設的共廚。周曉陸等《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容》[20]一文公佈的秦封泥資料有“苑共丞印”,也說明秦時在一些苑囿內設置“共廚”,只是“苑共丞印”封泥並未公佈圖版,詳情有待進一步確認。
    

    《嶽麓書院藏秦簡(三)》中第一類案件“〇六《暨過誤失坐官案》”之096號簡有“□溪卿倉天窓(窗)容鳥” [21],據上下文義,其中的“□溪卿”應理解為“□溪鄉”。又第一類案件之“〇七《識劫案》”簡126號有“卿唐、佐更曰……”[22]其中的“卿”也應理解做“鄉”,簡文說的是鄉吏名唐與其副佐名更者二人。以上兩個案件所屬文書的時代可能都屬於秦王政時期。
    新出秦封泥也有數種“某卿”類,如南卿、北卿、池卿、卿、郝卿、新昌卿印、池陽北卿等(圖三)[23]。由秦漢封泥中與之對應的品類如“南鄉”、“北鄉”、“新昌鄉印”(西漢封泥)、和“池陽鄉印”等資料來看(圖四)[24],秦封泥中的“卿”讀為“鄉”應無問題[25],而且“卿”“鄉”用字上的不同或可能有區分時代的意義,這也可以佐證“卿”類秦封泥的時代較早,其時代或在統一之前。
    

    圖三
    
    圖四

    

    《嶽麓書院藏秦簡(三)》中編號為1822正的一枚簡屬於“一〇《魏盜殺安、宜等案》”。整理者在“彩色圖版”(圖五)和“紅外線圖版”(圖六)兩處所做的釋文均為“訊同:同,大宮隸臣,可(何)故為寺從公僕……”在“語譯”部份翻譯作“你是大宮的隸臣,為什麼充當寺從長官的侍從?”[26]
    今按,句中所謂“大宮”應是一個政府機構,與同句的“寺從”相對應。秦封泥有“寺從”、“寺從丞印”和“居室寺從”[27],還有“北宮”、“南宮”、“西宮”、“信宮”和“萯陽宮”等宮室名稱[28],從未見名“大宮”者,似乎宮室名稱罕有以大小稱呼;而且“大宮”似嫌不詞。
    據“大宮”二字圖版,整理者釋為“宮”的字(圖七)左邊筆劃略有殘缺,但釋為“宀”應無問題,只是“宀”左邊的豎劃殘失。從彩色圖版看,“宀”裏面的偏旁很像“宮”字所從的“呂”;但對照更加清晰的紅外線圖版,“宀”下面並不是兩個“口”字迭加而成的“呂”字,能較清楚地看到兩個“口”字左邊的豎劃上下貫通,即形。准此,則此字似應釋為“官”字。
    
                    
    圖五                                        圖六                                   圖七

    再從秦簡中“宮”和“官”的字形來看(見下表[29]),“宮”字所從的兩個“口”字的筆劃大多數都是分離的,個別黏連的情況是因為用墨過濃或筆劃較粗所致,而且兩個“口”字的大小及形態也基本雷同;而“官”字所從之“”符左邊的豎筆都是直貫而下,且“”符寫得很像大寫的英文字母“B”。將這兩類字形與前揭紅外線圖版對照,整理者所釋“大宮”之“宮”字形更接近於“官”字。
“宮”字字形 “官”字字形
睡虎地秦簡
放馬灘秦簡
龍崗秦簡
關沮秦簡
里耶秦簡
嶽麓秦簡

    此外,秦封泥有“大官”類封泥多種,現舉例如下:
大官 《彙編》0170-0175號[30]
大官丞印 《彙編》0176-0189號
大官飤室 ( 《彙編》1404-1408號
大官左中 ( 《彙編》1409-1410號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官是少府屬官;秦統一後寫作泰官[31],職掌君王膳食,戰國至兩漢均有設置。戰國晚期韓器廿年塚子戈內上鑄銘“大官”[32]。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有“大官、右府、左府、右采鐵、左采鐵課殿,貲嗇夫一盾”。1974年陝西咸陽市渭城區窯店鎮黃家溝村出土秦大官盉,器底刻有“大官四升”銘文。1978年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大武鄉窩托村西漢齊王墓隨葬坑出土秦左工銀盤,盤外底有西漢齊國刻銘“大官南右般”[33]。2010年11月陝西西安市臨潼區秦東陵昭襄王陵被盜掘出土的漆豆足底烙印銘文“大官”[34]。據以上秦文字資料可知,秦時“大官”總理王之飲食事務,但也是一個領有多種屬官曹署的機構,下設飤室、府庫等。
    從嶽麓書院秦簡《魏盜殺安、宜等案》簡文中嫌疑犯“同”的身份是“大宮隸臣”可知,秦的大官機構還有自己管轄的“隸臣”,“同”應是在大官機構服勞役者。
     
    :本文初稿曾在“秦簡牘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修改時得到了陳偉、施謝捷、周波和何有祖等諸位先生的幫助,謹致謝忱!
    本文刊于《出土文獻研究》第14輯,中西書局2015年,第60-69頁。
     
[1]朱漢民,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第62頁。
    [2]參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四輯,中西書局,2013年。
    [3]蔣文:《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初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453(2011年4月5日)。
    [4]郭濤:《嶽麓秦簡<二十七年質日>“波留”或非地名》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12(2011年12月30日)。
    [5]此圖取自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四輯,中西書局,2013年,第187頁。
    [6]蔣文:《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初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453(2011年4月5日)。
    [7]張春龍、龍京沙:《里耶秦簡三枚地名里程木牘略析》,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陳偉主編《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按,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有“銷到當陽鄉九十三里,到江陵界卅六里”和“當陽鄉到江陵百廿三里”,見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四輯,中西書局2013年,第225頁)。二者所記里程有誤差,暫存疑。
    [8]方勇:《秦簡牘文字彙編》,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155、188頁。
    [9]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四輯,中西書局,2013年,第261頁。
    [10]朱漢民,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三)》,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第58頁。
    [11]楊廣泰:《秦官印封泥著錄史略》之《秦官印封泥總目》819號,《東方藝術》2013年4期。
    [12]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紀為秦封泥發現十周年而作》,《秦陵秦俑研究動態》2006年2期;此文又刊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第11輯,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
    [13]楊廣泰:《新出陶文封泥選編》,日本藝文書院(待版)。
    [14]楊廣泰:《新出封泥彙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38、79頁,第218-219頁。
    [15]澳門民政總署:《珍秦琳琅——秦青銅文明》,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出版,2009 年,第112頁;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上冊),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75頁。
    [16]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綜合研究》,作家出版社,2007年;周曉:《萯陽鼎跋》,《文物》1995年第11期;吳鎮烽、羅英傑:《記武功縣出土的漢代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2期。
    [17]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45頁;傅嘉儀:《秦封泥彙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218頁。
    [18]趙平安:《秦西漢誤釋未釋官印考》,《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
    [19]陳直:《漢書新證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1頁;李仲操:《羽陽宮鼎銘考辨》,《文博》1986年第6期;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綜合研究》,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30頁。
    [20]周曉陸等:《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容——紀念相家巷秦封泥發現十周年》,《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5期。
    [21]朱漢民、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三)》,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第145頁。
    [22]朱漢民、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三)》,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第159頁。
    [23]所列各封泥出處參王偉《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秦封泥資料統計總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24]“南鄉”和“北鄉”封泥見於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39頁;“新昌鄉印”見於楊廣泰《新出封泥彙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114頁;“池陽鄉印”見於楊廣泰《新出陶文封泥彙編》,日本藝文書院(待版)。
    [25]參王輝《楊廣泰<新出陶文封泥選編>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總三輯), 三秦出版社,2013年。
    [26]見朱漢民,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叄)》,上海辭書出版,2013年,第48、187、303頁。
    [27]參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0776-0777號、0778-0800號、1610號),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33-34頁、第68頁。
    [28]相關封泥品類參楊廣泰《秦官印封泥著錄史略·秦官印封泥總目》,《東方藝術》2013年第4期。
    [29]參方勇《秦簡牘文字編》,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180、321頁。
    [30]參楊廣泰《新出封泥彙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8、59頁。
    [31]參大西克也《從里耶秦簡和秦封泥探討“泰”字的造字意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陳偉主編《簡帛》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又參拙文《大-泰類秦封泥的斷代問題補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203(2013年12月30日)。拙文後收入《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57-59頁。
    [32]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32冊(17320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7頁。
    [33]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35冊(19609號),第269頁。
    [34]王輝、尹夏清、王宏:《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漆豆考》,《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2期。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7年12月31日17:0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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