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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斐迪南一世的财政和税收改革 斐迪南一世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统一各领地财政和税收的经济改革。 斐迪南一世设立了中央集权化的财政机构。1527年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分别建立了财政署，其中维也纳的宫廷财政署不仅负责奥地利的财政事务，而且也处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部分财政事务。虽然斐迪南一世希望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实行与奥地利统一的货币和赋税制度的计划因两国贵族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如愿，但他于1528 年成功地改造了匈牙利财政部门，在布达成立了管理匈牙利财政事务的匈牙利财政署。匈牙利财政署共有5 名参事，从属于维也纳的财政署，负责维也纳宫廷下达的预算，并定期举行会议。它包括三个大的下属机构——财政委员会、现金办公室和会计办公室，后来又建立了档案馆。它的主要职能是配合宫廷财政署征集皇家收入，并夺回当时掌握在其他势力手中的财产、关税和矿山的收入。1548年和1561年斐迪南一世两次颁布法令，允许匈牙利的财政管理部门处理关税和贸易管理方面的特定事务。但是，位于维也纳的宫廷财政署的优越地位非常明显，匈牙利财政部门的负责人要在维也纳的宫廷财政署做就职宣誓。16 世纪中期，尽管匈牙利财政部门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关于所有匈牙利财政官员的最终决定都是在维也纳做出的。此外，斐迪南一世还成立了市场监督和司库部门，负责监督商人们的活动和纳税情况。这样，斐迪南领地上的财政权基本实现统一。 斐迪南一世还实施了一些加强中央财政和经济管理的政策。1524年，针对家族世袭领地内非常混乱的货币和财政状况，颁布“维也纳货币法规”，在奥地利实行银本位制度并发行统一的塔勒货币。在税收种类方面，从1523年开始在下奥地利征收土耳其税和人头税，以应对奥斯曼帝国入侵的威胁。土耳其税是针对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征收0. 5%的税，每位居民都必须根据法令报告他的所有财产。人头税是针对所有超过12 岁的人征收的。斐迪南一世在下奥地利征收葡萄酒税（1556年）和对农民征收直接税（1545年以后）；1552年在波希米亚最终确立了啤酒税。奥斯曼人1529年和1532年的两次入侵使匈牙利贵族们认识到把基本的税收转向国家防御体系建设上的必要性，他们把什一税征收的管理权交给国王斐迪南一世。斐迪南利用匈牙利贵族们让步的机会，使其对匈牙利的财政权得以加强和扩展。在关税方面，为建立统一的关税系统，将匈牙利玛丽王后放弃的财产置于下奥地利财政署的管理之下; 在财政监督方面，还通过任命财政监察员来协调君主国内部各地区的财政事务。最终，来自中央的会计监督逐渐地在所有领地的财政部门得以实施。 斐迪南一世统一君主国财政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使得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为其宫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 五、灵活而务实的宗教政策 就斐迪南一世个人的宗教倾向来说，“基本上由强调个人虔诚与学识和改革精神的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塑造的”，如为其担当政治顾问的弗里德里希·斯塔菲罗斯和乔治·卡桑德就是“主张以中庸与和解为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原则的人”。但他作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者，往往为了政治目的采取灵活而务实的宗教政策。为了减少中央集权化进程的障碍，斐迪南一世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有限度地推行加强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而在匈牙利则实行宗教宽容政策。 随着奥斯曼帝国威胁的增强，斐迪南一世为借用天主教会的力量反对奥斯曼人，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有限度地推行加强天主教会的政策。斐迪南一世统治初期，新教已经在奥地利广泛传播，尤其是一些贵族转向了新教。为维护国内宗教信仰的单一性，信奉天主教的斐迪南一世采取打击新教，扶植天主教会的政策。1523 年，他颁布取缔宗教改革论著的法令，禁止新教在奥地利传播。1527年再次颁布反对路德教派的法令。他借1547 年波希米亚新教势力支持德意志新教诸侯反叛的机会，在查理五世军队的帮助下镇压了波希米亚的新教力量，取消城市的特权，建立新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斐迪南一世还于1551 年邀请耶稣会士到维也纳传教，1556 年又让耶稣会士彼得·卡尼修斯到布格拉建立耶稣会，并出资成立耶稣会大学，进行反宗教改革活动。1561 年，他还让教廷恢复了布拉格的大主教区。通过扶植天主教，斐迪南一世实际上使天主教会成为奥地利王权的同盟者，帮助他抵抗奥斯曼人的威胁和挑战。 在匈牙利，由于同扎波利亚竞争匈牙利王位和抵御奥斯曼帝国入侵的特殊性，斐迪南一世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容忍匈牙利贵族的新教倾向。处于大国冲突中间的匈牙利贵族可以在哈布斯堡王室、奥斯曼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三方中选择自己的立场。“只要维也纳侵犯匈牙利贵族的虚弱特权，总会导致后者同土耳其人结盟; 而野心勃勃的特兰西瓦尼亚统治者一再试图挑动自己在哈布斯堡境内的同盟反对维也纳宫廷……以达到建立一个更大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目的”。因此，斐迪南不得不小心对待表面归附自己的匈牙利贵族，不可能对任何潜在拥护者的宗教倾向过于干涉。斐迪南一世的宗教政策的目的在于让所属匈牙利地区在政治上效忠于他。他甚至还设法让教皇特批他在自己的君主国内实行两种圣餐礼和教士独身制度，以及保护自己领地上的新教牧师。他在宗教上务实的和解政策也实现了其政治目标——使自己家族的领地维持政治统一而不因宗教争论陷入政治分裂。斐迪南一世的匈牙利宗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在他的时代和家族中成为一个特立独行者，但也是一个务实的成功者。  ▲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 六、斐迪南一世中央集权化改革评析 其一，中央集权化改革有其局限性。从改革进程可以看出，由于受到各王国各等级传统特权的影响，每一项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都不得不同各地方势力，尤其是贵族妥协。这些妥协和对贵族传统特权的尊重，使得改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有时甚至遇到挫折。例如，针对匈牙利贵族征收财产税（六十分之一）的改革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匈牙利各等级仅两次（1542年和1546年）投票支持财产税，而他们竭力维护其免交赋税的特权，而从没能使财产税成为一项常规性王室收入。其结果是，各等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只是被削弱，而没有被完全取缔。至于斐迪南一世改革局限性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哈布斯堡君主国本身形成的特点决定的。“哈布斯堡国家始终是一个家族政权——没有共同种族和地域名称的王朝遗产的汇集”。各个王朝和种族原本有其自身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结构，这种地域和民族的混合性本身不易在短时间内消除。因此，对于一个由中世纪式的封建王国联合在一起的政治联合体———哈布斯堡君主国来说，从中世纪的行政结构转变为完全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结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其二，奥斯曼帝国持续的威胁和压力是斐迪南一世推行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的重要外部因素。奥斯曼帝国在中欧的扩张是斐迪南一世中央集权化改革的重要国际背景。这一外部威胁既是对斐迪南一世的严峻挑战，客观上也是他进行中央集权化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斐迪南一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外部压力，利用抵抗奥斯曼帝国入侵的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建设。如前文提到的宫廷最高战争会议就是在奥斯曼帝国入侵的压力下实现的中央权力机构建设的成就，中央对地方财政和税收管理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应对外部威胁密切相关。为了确保抵御奥斯曼人的军事需要和经济需要得到满足，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领土上的各等级和匈牙利各等级的代表在1542 年初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这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建立整个国家的等级会议的重要尝试。甚至有学者指出: “东欧的绝对主义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体系的压力决定的———该地区的贵族客观上都卷入这一体系。这是在这种充满毫不留情的争夺领土战争的文明中求得生存的代价; 封建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迫使它们在还没有达到与西欧相似的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阶段时就必须赶上西欧的国家结构。” 其三，改革是哈布斯堡君主国从封建性王国联合体向近代领土国家转变的重要一步。斐迪南一世是根据中世纪封建性的婚姻和继承原则成为中欧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共同的统治者的，但是他放弃了查理五世所奉行的虚幻的中世纪“帝国”（普世性“神圣罗马帝国”）观念，将更多的精力和努力放在自己拥有直接统治权的哈布斯堡君主国领土上，而非为加强对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而努力——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因宗教改革而更加四分五裂。斐迪南一世建立服务于君权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强化君主对所属领土的征税权利，开始用君主的中央集权取代封建性的等级制度和无序状态，确立君主对领土的直接权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君主国领土上各个等级的特权，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开了先河。因此，改革使哈布斯堡君主国从一个中世纪式的封建王国联合体向着16 世纪欧洲政治发展的主流——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的方向发展。 总之，在16 世纪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斐迪南一世进行的一系列中央集权化改革重组了他的新国家，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奠定了持久的制度性基础。在中央层面，斐迪南一世利用奥斯曼帝国威胁这一外部压力和国家内部整合的需要与时机，加强了奥地利宫廷各种行政和财政机构的制度与组织建设。这些机构对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都具有一定的效力，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从而促进了中央权力的发展和财政与税收的统一。在地方层面，斐迪南一世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行政组织进行了建设和改组，加强了对这两个王国的管理和统治，并使之与维也纳宫廷各机构相一致。在宗教方面，斐迪南一世践行灵活务实的宗教政策，确保国家内的秩序稳定和各宗教势力之间的团结，以应对外部的奥斯曼帝国威胁。尽管斐迪南一世的中央集权化改革具有局限性，但在应对奥斯曼帝国入侵和加强内部团结等因素的推动下，斐迪南一世奉行国家利益高于神圣罗马帝国利益的原则，成功地实现了奥地利与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两个王国的联合。他的改革适应了加强内部统一和增强对外防御力量的需要，顺应了16 世纪欧洲政治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国家利益至上主义或领土国家主义的政治选择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哈布斯堡君主国从一个封建王国的联合体向中央集权化的领土国家迈进。因此，斐迪南一世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奠基者和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开创者。同时，斐迪南一世改革中对外部挑战的有效利用和同封建贵族灵活而成功的斗争对于当时和后来的政治改革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