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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运用阿玛尔纳书信和其他历史资料，分析了公元前十四世纪阿姆鲁王国与埃及第十八王朝及赫梯新王国之间的交往方式。本文认为，阿姆鲁充分利用了其地缘政治地位，作为一个小国在帝国主导的国际框架内开疆扩土，扩充自身实力。而这种策略反过来也加强了阿姆鲁与周边各国谈判的能力。阿玛尔纳书信中记载的两代阿姆鲁统治者的策略反映了他们对该地区外部干预力量消长的敏锐把握，同时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观。此外，鉴于古史能够为我们提供的大量细节资料，本文也呼吁古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之间加强互动和合作，一方面将古代国家间的交往置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进行观察，另一方面也可以争取用古代史料修正和完善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关 键 词：古代国际关系/阿姆鲁/埃及/赫梯/阿玛尔纳 作者简介：梅华龙，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生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视作近现代国际体系研究的起点，而更早的历史交往被普遍认为与近现代国际体系观格格不入。① 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和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近年来有学者对上述观念提出批评并予以修正，②引发了学界对一系列问题的重新审视。国际体系是否只是一个现代概念？其是否肇始于欧洲？用“国际体系”及类似词汇来描述或解读欧洲以外地区上古和中古时期的政治现象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反之，当考察其他历史阶段或其他地区不同政治实体的交往模式时，我们能否将其中某些模式与“国际体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是否将必然成为“时代谬误”？如果我们坚持把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多数活动看作近现代独有的现象，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近现代政治实体交往模式及其结构性体系异于从前？在方法论上，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何种学科关联？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以何种材料为基础？这些材料的时代边界又该如何界定？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涵盖了历史上不同政治实体间的所有交往模式？了解更早的历史先例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当代地缘政治格局和相关的国际关系议题？ 针对上述问题，以布赞(Barry Buzan)和利特尔(Richard Little)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研究给出了新的答案。他们认为，有必要运用“长视角世界史观”看待历史上不同国际体系的产生与演进，大多数学者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视为国际体系的完美体现，将欧洲视为现代主权民族国家的发源地，进而将其视为真正的国际体系的摇篮，阻碍了“长视角世界史观”的实践。布赞和利特尔同时认为，如果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将帝国(Empire)内部视作一种国际体系，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的理解会发生本质改变。③ 布赞和利特尔的观点未必完全客观，但至少为国际体系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建立在现代主权国家概念之上的国际体系，可能只是人类历史上众多国际体系中的一类；在其他历史阶段和政治组织模式下，不论是帝国及其属国、独立王国、广域帝国甚至酋邦和部落，它们均为自主性政治实体，具有不同的对外政策和交往活动，且各自间的竞争、合作以及谋求均势的努力，都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跨主权和跨治权区域之间交往模式的理解。 除欧洲中心论外，各学科在方法论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差异也导致国际关系研究中“长视角”的缺位。威廉姆斯(Andrew Williams)、哈德菲尔德(Amelia Hadfield)和罗夫(J.S.Rofe)敏锐地指出，虽然国际关系学者和历史学者都将政治史和外交史史料当作各自研究的原始材料，但二者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方面千差万别。历史学家倾向于解释个体事件或行为发轫的具体原因、人物的动机及其影响，而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将个体事件用于验证宏大理论或假设。在此过程中，国际关系学者有可能因为不了解一手资料，忽视个体事件的复杂背景，致使某些细节被放大。他们很可能使用历史学家加工过的“史料”，且这种史料大多是历史学家出于与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完全不同的目的加工而成的。④有些国际关系学者同时也建议历史学家弱化他们对理论的固有疑虑，不要执着于强调历次事件的独特性和唯一性。⑤除一般方法论外，韦斯特布鲁克(R.Westbrook)和科恩(R.Cohen)直截了当地指出，许多古代资料无法为理论建设所用，这是因为古文字学家和古史专家不擅于以理论叙事，同时许多古代外文资料的发表方式对于不识古文字、不熟悉具体历史背景的理论学者而言不够“友好”。⑥ 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的隔阂本身彰显了合作与沟通的重要性。首先，正如布赞和利特尔指出，如果近300年来形成的国际体系只是人类文明史中众多国际体系的一种，那么我们对于广义国际体系的理解及理论根据就不能仅仅建立在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现当代国际体系的认识之上。⑦特别是考虑到国际关系学者在现实中往往需要承担政策分析以及预判的工作，学者的资料来源就不宜局限于基于近几百年资料得出的理论。未来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至少在理论层面可能呈现出古代某一时期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其次，韦斯特布鲁克和科恩提出，现代国际关系学者往往很难看清当代事件的最终结果，而古代事件则更容易被置于较为清晰的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后见之明”更有效地分析政治实体(或其统治者)的决定对其内政及其在地区内势力的相对消长所形成的长期影响。⑧最后，从微观角度来看，处于同一地区的古今政治实体常常面临类似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地缘政治影响，因而古代相关历史事件与当代案例之间并不一定毫不相干。当然，在利用古代史料拓展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研究时，应注意到，古史的重构受到史料的限制，⑨而且史料的保存本身具有高度的随机性；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千差万别，有必要对不同时期政治实体及其组织形式、文化与信仰背景以及权力范围和对外影响方式等因素与现当代类似概念的差异进行辨析。换言之，我们应避免把现当代的概念强行套用在古代史料上，而应该反过来从史料中提炼古代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概念及其内涵。 应该指出，尽管国际关系研究对于古代史料的利用仍然不甚充分，但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近期都涌现了关注古代国际关系和国家间交往的研究成果。除上文引用的西方理论学界的宏观研究外，中国学者近年来在相关研究方面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其中，有些研究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方法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国家间关系相结合，⑩也有学者从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和其他著作中提炼出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国家间交往、国家间权力转移的思想，丰富了现代国际关系这一过度依赖近现代西方思想和经验学科的理论建设。(11)与西方古典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思想具备在各自文明中的传承性不同，伊斯兰教出现前中东地区长达三千多年的文明史所产生的大量史料未被当代文明所继承，因此很难为理论学者有效利用。鉴于此，本文以古代西亚北非楔形文字史料为工具，从微观视角分析上古时期西亚北非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