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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玛尔纳书信看古代西亚北非大小国家间的关系(3)

http://www.newdu.com 2018-01-04 《阿拉伯世界研究》 梅华龙 参加讨论

    二、阿玛尔纳书信时期的国际体系及埃及对叙利亚政策
    在分析阿姆鲁的外交及军事措施前,我们首先需要大体了解这一时期西亚北非的宏观国际体系框架。埃及凭借第十八王朝以来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的征服,逐步在西亚北非关键地区建立了稳定的宗主国和附庸国关系,并且在某些重要据点直接派驻军队。随着叙利亚东部两河流域的米坦尼王国的衰落,北边的赫梯王国迅速填补真空,开始重新干预该地区的政局并同埃及争夺地区主导权。
    1887年至1891年(24)在埃及开罗以南300公里的阿玛尔纳出土的约380篇外交书信,是学界研究该时期西亚北非国际关系最主要的史料。(25)这些资料虽在埃及出土,但使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写成,绝大多数采用当时国际通用语言阿卡德语(Akkadian),少数以赫梯语(Hittite)和胡里安语(Hurrian)写就。这些资料的形式主要是其他地区大国和埃及的附庸国写给埃及法老的外交信函。(26)据上述资料记载,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主要是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后期)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埃及、赫梯、米坦尼、凯西特巴比伦和后起的中亚述帝国(Middle Assyrian Empire)等强国之间存在一套以联姻、礼物交换、使节和书信往来等交往模式为基础的国际体系。(27)在该体系中,同级别的君主在通信中彼此以兄弟相称,而附庸国则会称宗主国的国君为“太阳”,称其大臣为父亲,同时自称仆人,这一体系帮助西亚北非地区维持了长达数百年的和平。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内部,附庸国往往拥有自己的统治者,他们自称“市长”,而埃及法老称他们为“某某城邦之人”,后者在阿卡德语中常有地方统治者之意。附庸国对埃及需要履行不同的义务。仅从阿姆鲁与埃及的信件往来来看,附庸国阿姆鲁需要向埃及进贡物资(EA 160:9-19)(28)、与其他埃及附庸国保持和平关系(EA 162)以及向埃及遣返犯人(EA 162:68-77)。当阿姆鲁吞并周边城市的行为引起法老不满时,法老要求该国统治者阿济鲁当面解释事态原委(EA 161,162等)。
    相对于公元前15世纪的武装干预,这一时期的埃及对外政策相对和缓。整个14世纪,埃及在南部邻国努比亚(Nubia)的军事行动屈指可数,而对叙利亚和黎凡特的干预方式也以外交干预为主。(29)面对其他大国,阿玛尔纳书信所反映的稳定的大国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正面冲突。即便是正处在上升期的赫梯王国,虽时常南下攻城略地,但与埃及仍然保持着和平的双边关系。赫梯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国王(Suppiluliuma I)曾致信埃赫那吞的继任者(30)谋求礼物交换。在信中,他提及前任法老曾主动提议:“让我们建立友好关系吧!”(atterūtamma lū ,EA 41:9)“正如你父亲和我希望得到彼此的礼物(31)一样,现在也让你我之间保持友好关系”(EA 41:17-20)。无论史实是否与苏庇路里乌玛一世所言相一致,(32)文献中都没有发现有关埃及在此期间直接与赫梯交锋的记录。
    这种状况是源于埃及主动制订的对外政策,还是由于埃及军事干预能力下降而鞭长莫及,该问题难有定论。一方面,埃及的大国地位似乎较为稳定,如阿玛尔纳外交书信的发现地点所示,埃及应被视为当时西亚北非国际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埃及对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的掌控能力相对有限。以阿姆鲁为例,阿布迪·阿西尔塔(AbdiAshirta)的扩张引起了埃及的警觉,埃及王室主要靠外交书信训诫(EA 162),而非动用武力,甚至当古布拉的统治者向埃及法老指责阿布迪·阿西尔塔的扩张行为时,埃及并未作出积极回应,以至于前者抱怨法老不作为(EA 76)。因此,有学者认为阿布迪·阿西尔塔之死可能是埃及派兵所为,但这种观点未必准确。也有学者分析阿西尔塔是死于内乱。(33)然而,即便埃赫那吞真的派军队干预了阿姆鲁政局,他也未能成功遏制阿姆鲁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阿布迪·阿西尔塔死后,埃及扶植了另一家族,但未能成功。阿布迪·阿西尔塔之子阿济鲁继续利用埃及相对宽松的政策壮大自己,并积极与赫梯及其附庸国接触。总之,在阿玛尔纳时期,埃及对阿姆鲁的控制似乎并不成功。
    如果上述评估符合事实,那么这种情况是否与埃及的内政有关呢?众所周知,埃赫那吞是埃及史上著名的“异端法老”,他在登基第五年后改现名(原名阿蒙霍泰普),建立新都埃赫塔吞(Akhetaten),同时禁止崇拜其他神明,独尊阿吞神,而阿吞神与太阳神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34)埃赫那吞法老近乎一神化的宗教改革引起了其他神明祭司阶层的强烈反弹,加之他取缔了一系列传统宗教节日及庆典活动,对埃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埃赫那吞法老死后不久,就有大臣提议图坦卡蒙废除埃赫那吞的改革和新都城,此后埃赫那吞本人留下的部分遗迹遭到毁坏。(35)那么,有没有可能埃赫那吞治下的埃及疲于应对激进改革所造成的内部政治和宗教矛盾,而对外只能采取相对消极乃至绥靖的政策,并寄希望既有国际秩序持续发挥作用呢?虽然与埃赫那吞本人同时期的文献仍然将其描述为一个能够有效掌控军政系统、强有力的统治者,但他推行的政策在其死后被新政府迅速废除本身就耐人寻味。除体现出当时上层的权力争夺外,这可能间接反映了埃赫那吞政策对埃及社会和实力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虽然有间接证据表明在埃赫那吞统治末期,埃及曾计划直接攻打已经投靠赫梯的阿姆鲁,但该计划可能并未执行,也并未改变埃及逐步失去对叙利亚北部控制的事实。(3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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