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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 中国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安徽泗县人，生于1915年1月10日。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1940年回国，曾先后执教于重庆、贵阳、成都各大学，在重庆和南京任国立编译馆编纂。1953年奉调到北京，长期担任外文出版社外文版《中国文学》主编，1979年起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几十年来，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合作，在文学翻译园地上辛勤耕耘，成绩卓著。1999年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自己说，他的生命也等于走了。他写下一首缅怀诗，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说起杨宪益和戴乃迭，人们总是称呼他们为夫妻翻译家，他们的合作在业内被誉为珠联璧合、不可替代。60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 在翻译界，做中文外译工作的人很少，像杨宪益、戴乃迭这样夫妻合作的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不仅翻译了《红楼梦》，还将《鲁迅文集》、《史记选》等上百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作为主要译者和世纪主编，杨宪益和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50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1937年，正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杨宪益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两人交往不久，戴乃迭就发现，杨宪益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他们热恋了。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为了帮助戴乃迭学习中文，杨宪益翻译了一些中国古代诗词，这也许是他最早进行的翻译工作。 1940年，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接受，他决定带戴乃迭一起回国。 消息转回国内，杨家顿时大乱，亲人们难以接受杨宪益要娶外国媳妇的事实；另一方面，戴乃迭的母亲也坚决反对女儿的决定，认为他们的结合将不会幸福。 记者：当时你们的结合并没有得到家里人的祝福是吗？ 杨宪益：两家都不太满意，不喜欢我们找一个外国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结婚。 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两个年轻人仍然坚持了自己的决定。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和戴乃迭在重庆举行了婚礼，他们还在《大公报》上双双刊登了结婚启示，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洋溢在幸福之中的戴乃迭完全忘记了母亲的预言，她的命运从此和杨宪益、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20世纪40年代，原来很富有的杨家在战争中从天津漂泊到重庆，财产已所剩无几，戴乃迭到中国后没有过上一天大少奶奶的生活，相反她和杨宪益必须到学校教书才能维持生计。作为一个外国人，戴乃迭还遭遇了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记者：你们当时的境况是怎样的？ 杨宪益：戴乃迭不懂得我们中国的政治，她说话时也不会避讳，所以很快就有传言说戴乃迭是个共产党，我们随后就被解聘了。 此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戴乃迭的工作也一直不顺心。直到1943年，一位朋友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还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经典几乎还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记者：您当时选择翻译工作，是不是也考虑到这样可以跟夫人一起工作？ 杨宪益：对。做翻译对她更合适一些。因为那时候她学中文，她对中国文学也很有兴趣。 记者：从主观上来讲您也没有刻意地想去做这件事情？ 杨宪益：也没有想做，对。 记者：你们两位合作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杨宪益：中文她看起来有点困难，一般就是我翻译一个粗稿，然后她在我的粗稿上加工。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 解放后的1951年，国立编译馆被撤销，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 1964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接到外文出版社的一个任务，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翻译成英文，这无疑是一项艰难的工程。到1968年，《红楼梦》前一百回的翻译已经完成，只要再有一年的时间，这部古典巨著就能全部翻译成功。但是此时，戴乃迭的外国身份再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杨宪益：那天晚上我们聊天喝酒，后来她去睡觉，不一会军保会就来人把我逮捕了，逮捕就逮捕吧。就是担心家里的人，别的我没什么牵挂。 记者：那您那夜被逮捕后都干了什么？ 杨宪益：我去接着就睡觉了 记者：为什么？ 杨宪益：没有什么，就是把我逮去的时候已经是11点了，应该睡觉了。 记者：看来进监狱对您没有什么影响？ 杨宪益：没有。 据杨宪益回忆，他们入狱的主要起因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和一位英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是好朋友，来往密切。20年后，这段经历居然造成了一夜之间的锒铛入狱———他们被怀疑是“帝国主义特务”。 “林彪事件”结束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被押在监狱的政治犯的命运也随之解冻。在半步桥监狱度过整整4年之后，1972年5月，杨宪益夫妇相继被释放回家。 出狱之后，夫妇两人恢复了翻译工作，杨宪益开始担任《中国文学》杂志的执行副主编。1978年，本该早就完成的《红楼梦》英译本终于出版，这也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通过杨戴的翻译，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终于被西方人真正读懂了。事实上，也只有杨宪益、戴乃迭这样的黄金配合，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1978年，杨宪益向外文出版社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建议。“文革”之后，中国文坛新人新作辈出，而西方社会对中国形势也非常关注，杨宪益认为应该出版一种不定期的英文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这些薄薄的小册子价格便宜，容易翻阅，在西方社会非常畅销。 1993年，香港大学授予杨宪益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但是此时对于名利，杨宪益早已看淡，他曾经做诗：多谢斑斓博士衣，无如心已似寒灰。记者：您做了很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 杨宪益：也没有什么，我想翻的更多了。 记者：您觉得没有完成？ 杨宪益：那当然。我觉得在翻译方面，我做得很少。 记者：您翻译的作品，别人只要来借来要，您一律都给，读书人爱书如命，好像很少有人像您这样做？ 杨宪益：已经过去就完了。写完了就完了，这没什么。 记者：那您这一生到底看重什么呢？ 杨宪益：没有什么。 1989年，戴乃迭的病情突然加重，此后的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的身边细心照顾，可是戴乃迭的病情还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离开了人世。从1940年跟随杨宪益来到中国之后，除了因公出访，她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60年来，她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离开杨宪益。 记者：她去世之后的生活，跟您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杨宪益：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头了。90岁了，应该告终了。 记者：是因为夫人不在身边了？ 杨宪益：对。 记者：她在身边的话，还会这么想吗？ 杨宪益：那也许再活一百岁，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戴乃迭去世之后，杨宪益再没有翻译任何作品，也谢绝了与朋友的来往，终日与烟酒为伴。他几乎将所有的翻译作品都送人了，只剩下几本早年翻译的小册子。在他简单的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但床头却一直挂着戴乃迭去世时他写的悼亡诗。 当初无奈的一个选择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杨宪益和戴乃迭成为了蜚声中外的夫妻翻译家。相濡以沫将近60年，熟悉他们的人都说，很少见过像他们这样恩爱的夫妻。他们生活得融洽、充实，从走到一起的那一天起，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世间的一切。失去戴乃迭之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已经凝固，但是他们留下来的上百部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他们的爱情也将成为传世佳话。（文字材料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