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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报》2月12日刊周荣耀同志《重视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文，我甚认同其基本观点。现再陈四点一孔之见，供同行参考。 一、重视史学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的地位。轻视史学研究（含教学）不自今日始，揆其由有二：其一，在学科组织领导上即不够重视史学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的地位，没有把历史学科看作不可缺少的人文基础学科。周荣耀文考之甚详，不重述。其二，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之风，兼之作风上的虚骄之气，凡以为“无用”者，即漠然视之。古人云：“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一向认为，无“史”无以言“学”。人以为“偏颇”，我至今仍不改这个看法。我已老朽，且多为病扰，但此志不渝。每想到学界（包括教界）急功近利的风气有增无减，危及学术前途和健康发展，即不免忧心忡忡。 二、应培养史学之通才。世界史不包括中国史，其理不通；从另一面侧应了黑格尔不把中国（还有印度）放在“世界历史”范围之内的论点。前辈史学家多为中西兼通；今则治中国史者不通国外史、治“世界史”者不通中国史，几成普遍现象，有史学之通识者越来越少。 三、我国史学理论向为薄弱环节，介绍国外史学理论十分必要，但需有分析，有取舍。特别是对于外国（如美国号称“××学派”者）之论中国史者，有的确有真知灼见，有的则显然对中国历史之所以然缺乏体验，仅凭他们选中的材料，加以主观推测，便标新立异，创为“新说”，而国内亦有不察者，奉为准绳，以为足可“颠覆旧说”。此类“新论”，在该国或为一派，注意者甚少，但一经译成中文却转成新鲜稀罕之物，或竟尊为“大师”手笔。吾甚不以为然。总之，不可因其“新”且来自某外国“学派”，便失去主心骨。 四、史学“厚古薄今”是不合适的，但也不应倒过来。近有一倾向，历史研究极力向“今天”靠。而“世界史”向今天靠，几乎等同于搞“国际关系”，且大多热衷于“中美关系”之类的“热门”话题，岂不怪哉！再如治“欧洲史”，其“中世纪”之重要性，史学界本是有共识的，但在今天的研究和教学中竟忽视之；原来专治中世纪史者亦有改行者。如此下去，史学之“缺口”势头越来越多，终将断送史学命脉。这绝非危言耸听。 以上四点意见，积郁胸中已久，其源皆涉及学风问题。要之，急功近利之风不改，此病难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