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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代国际关系史这门学问要把它真正建设好，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为我们过去写出来的国际关系史实际上都是外交史，只限 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史的范围应当比外交史更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但要把上述 几个方面的关系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哪怕只是勾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举例来说，１９２５年 召开了洛迦诺会议，签订了莱茵保安公约等条约。这件事当时英国、法国、德国的银行、金融界巨头都在背后参与，这就需要深入一步研究。 我们今后研究国际关系只注意政治家还不够，还必须注意银行家和财政巨头。现在外国已出了有关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的传记。这些金融界巨 头与政治、外交活动究竟是什么关系，从世界范围看，这种研究还刚刚起步。再如，文化交流问题，有时它比某个条约的影响还要深远得多。 象中日、中印之间文化交流，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遣唐使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等。所以，真正的国际关系史一定要打破外交史的框框，要把它 的面加以拓宽。 张宏毅：借此机会，请您谈谈治学的经验和体会。 齐先生：治学经验实在没有什么，只能谈点感想。我想，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门学问的 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并要有强烈的爱好与兴趣。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种任务，那样还不够。要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对这方面的东西一天不看 ，心里就觉不舒服，就象吃饭、睡觉，天天都离不开。这样才会有成就。第二、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要把基础打好，不要急于求成。我的好多 位老师都是知名学者，他们经常对我讲，如果你能一年写一篇好文章，就相当不错了，如果是两篇，那就很好了。当然，他们定的标准是很高 的。要做到这点，基础一定要打好。研究世界观代史，首先要对世界通史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起码对近代史要相当熟，古代史也要有相当基 础。对中国历史也要懂。因为你是在中国国土上研究外国历史的，你的研究首先要为中国人服务，不懂中国历史就没法进行中西比较。再有， 你的服务对象既然首先是中国人，中文修养也一定要好。外文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因为搞的就是外国史嘛。学外文，我认为最重要的，首先 要把一门搞得很通，然后再学一门，不要同时并进，除非你对学外语很有天赋。真正学会一种，再学另一种，就快了。其次，多多益善。起码 要精通一、二门，再有若干种基本上能够阅读。今后学术上也要有竞争。你会一种外文就觉得挺神气了，这不行，人家有会两种，还有会三、 四种的。 实际上还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基础，那就是理论。光有史料，没有理论是不行的。理论水平越高，驾御史料的能力就越强，才会写出真正有 创见的文章。现有有些青年对理论重视不够，其中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逆反心理。由于“四人帮”歪曲历史，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糟蹋了，名声弄坏了。所以，“文革”后有些青年人就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是最新最好的。其实这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我们 研究历史的一种基本功。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西方一些真正有见识的史学家也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贡献的。比方说，巴勒克 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 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详细内容，可看该 书中文版第２７页。 打好基础以后，可以选择一两门学科进行专门研究。这就是由博返约。科学越来越发达，分工越来越细，想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 写，是不可能的。像达芬奇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可以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今天是不可能了。 第三，学风要严谨。成名的老一辈学者无不学风严谨。所谓严谨，拿历史学来说，对所研究的问题从史料到理论一定要首先弄清楚，只有 彻底清楚才可以写。讲课也是如此。写东西不能粗枝大叶，更不能粗制滥造。《资本论》在马克思生前只出过一卷，恩格斯老催着他出，可马 克思认为没有达到他认为可能的尽善尽美，所以就不拿出来。青年史学工作者从一开始就要养成严谨的态度，大至理论依据和史料是否准确可 靠，小至标点符号，都要一丝不苟。这样才具备一个历史工作者的基本条件。 和学风密切相关的是史德问题。中国古代很强调史德。就我们现在来说，所谓史德是一个历史工作者对自己从事的教学、研究要有一种高 度责任感，要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具体来讲，比如，我们不能违心地写东西，不能赶浪潮，随波逐流，什么时髦就写什么。很多老一代 严谨的历史学家在“四人帮”横行时，即使一个字不写，也决不趋炎附势。今天，我们不能时而把资本主义说得一切都好，又时而把资本主义 说得一无是处。 张宏毅：不少中青年教师感到教学与科研有矛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齐先生：教学与科研，应该是互相促进的。有一段时间，有些青年教师愿意搞科研，不愿教书，认为教书吃亏。这是错误的。现在世界上 的通常办法是，大学教师都既教书，又搞科研。很少有只搞科研不教书的。其实，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的。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就是科研题目，你 把这个科研项目研究出来就是科研成果，然后再把它反映到教学中去。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当年我的一些老师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的教 学内容经常反映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陈寅恪先生讲课时，一些正教授也去听。当今没有一个外国教授是专写文章不教书的。教书不能教得很 少，不能一门课几个人分担。一个大学教授起码要能讲三门课。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教授接聘书，必须能讲三门课。有些著名学者一生不知 讲多少门，七、八门、十来门的都有。我在清华的时候，雷海宗先生教的课很多，外国史中国史都教，我就听过他的四、五门课。所以我觉得 教书与科研是相互促进的。我们不应只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当然，相反，也不能只教书，从来不搞科研，那也是不行的，教学质量也提不高 。 张宏毅：今天，“拜金主义”的风气开始抬头，有些青年人对历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有点茫然。能否请您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 齐先生：目前由于拜金主义流行，历史学受到冷遇，许多年青人觉得学历史无用，这是事实。我也正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的经济热潮是件好事。因为我们许多年不注重搞经济建设了，有段时间只唱革命高调，不认真从事经济建设。现在大规模从事经济建 设，经济热潮来了，很多人注意实用科学，如工程技术、经济学、法律学，这也是好事。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于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头脑还是要清醒，要冷静。我个人的理解是：第一，我们要讲历史学的重要性；第二，我们也不要盲目 地追求使历史学成为象工程技术、经济那样的热门科目。 历史学的重要性是不能抹煞的。因为人类历史就象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一样，你今天把过去的事情当成历史，再过几十年、几百年看我们 今天就是历史了。所以，现在与过去都是相对的，是割不断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是割不断的，既然是割不断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完 全抛弃过去，是办不到的，不能生存的。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到一个人处世立身，都离不开历史。许多大政治家都是历史学家，如毛泽东 对历史很精通，西方的一些大政治家如戴高乐、邱吉尔、罗斯福等历史修养都是很深的。因为他们要从事政治，治理国家，就不能不了解自己 国家的历史。过去我们讲历史使人聪明，确实如此。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就是在经济热潮时期，也仍然需要研究历史。 关于第二点，不必期望历史学像工程技术、经济、法律那样成为一门显学。研究历史不可能象一些实用科学那样需要许多人。但我想，学 习历史，则是全民的事业。我是一个从事历史教学工作四十多年的老教师，按照我的看法，大学、中学的历史教学必须保留。作为一个中国青 年，如果对中国近现代史也不了解，是非常可悲的。比方说，前几年听说有些中国青年根本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只知道日本 商品不错，产生了盲目的崇洋媚外。再比方说，我几次出国都碰到好多在国外的中国青年诉苦。他们原来以为来到外国生活会很好，没想到生 活很糟。因为对历史茫无所知，以为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就象进了天堂一样，遍地都是黄金，呆几年就可以发财回去了，结果在现实中希望破 灭。 这是很惨痛的教训。我觉得大学必须恢复一门历史课，就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那样，中国通史是大一学生都要“学”的，无论是文学院、 法学院还是理学院。中学历史课要保持一定的份量，小学不一定专门教历史，但有些综合课中，要有历史的重要内容。 这次访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完全由齐先生一人不间断地在讲。访问的时间又是安排在上午齐先生谈完工作、用完午餐之后立刻 进行的。这对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教授来说，实在是太重的负担。访问中我时时感到歉疚，怕影响了他的正常休息。但齐先生还是老习惯，说要 干的事一定认真地干完。在我告辞时他还一再叮嘱，即席谈话总有不准确之处，其中重要之处及引语一定要核对他已发表的几篇文章。他那种 一丝不苟的精神再次激起我一种崇敬之情。 ［（１）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世界史》，见Ｈ·Ｒ·芬贝格编：《探索历史》，伦敦，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０８页。 ［（２）ａ］Ｅ·Ｈ·丹斯：《导入歧途的历史学·对偏见的研究》伦敦，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８页。 ［（３）ａ］威廉·Ｈ·麦克尼尔：《人类社会史·从史前到今天》，新泽西，１９８７年第二版说明。 ［（１）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１０８页。 ［（２）ｂ］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６－３７页。 ［（１）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５９１－５９３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肱去月 ＠②原字口加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