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3月新华书店发行
    
    我父亲李蕤（左四）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与曾在《联合版》工作、后在《人民日报》社的朋友孙良田、王敏（右四、右二）夫妇，何燕凌、宋铮（右一、右三）夫妇等在天安门前合影
    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那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北京还称北平），会议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这次大会的代表有来自解放区的，也有来自国统区的。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记载，与会代表共有824人。会议开到7月19日闭幕。我父亲李蕤作为华中代表团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父亲李蕤（1911～1998年），本名赵悔深，出身于河南荥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青年时代艰难求学，靠半工半读上到河南大学。抗战爆发，河南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父亲曾任《大刚报》战地记者、第一战区军报《阵中日报》编辑、民营报纸《前锋报》和《中国时报》联合版主笔，发表近百篇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文学作品，他参加了范长江领导的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两次因“共党嫌疑”罪被捕入狱。1942年，河南爆发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父亲冲破国民党严禁报道灾荒的命令，骑着一辆自行车，对陇海线一带灾荒最严重的地区进行数十天实地采访，写出《豫灾剪影》，为今天人们认识这场大饥荒留下了罕见的历史记录。1948年夏秋之交，刘邓大军打到洛阳，父亲毅然携带全家从故乡奔赴豫西解放区。
    河南在抗战中是兵连祸结、灾难深重的地区，父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了太多苦难和死亡。他对于底层人民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怀着强烈的愤恨。“替人民代言”是他的文学理想，在他的笔下，出现了许多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他们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孤苦无告，在战乱中丧生……
    在1948年之前，父亲没有到过解放区，但他从朋友们那里听说，解放区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光明所在。1946年春，《前锋报》报社派父亲去上海购买印刷机，他在上海拜访了国新社的陆诒和许多老朋友。陆诒邀请他参加“黑茶山殉难四烈士追悼会”，会后的晚会上，他观看了一个来自解放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秧歌剧生动活泼，而父亲却情不自禁流下眼泪。为什么会这样呢？ 父亲写道：舞台上这一双兄妹，对我来说，是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说熟悉，是从我的左邻右舍、亲戚家人身上，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说生疏，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这样的精神面貌。他们的腰挺得那样直，胸膛挺得那样宽，眼睛那样明亮，歌声那样响亮和愉快。他们是真正的自己人，中国农民，真真正正站起来的中国农民！ 这样的农民，在我自己狭窄的生活里，我没有看到过他们……而今天，这些熟悉的人，这些一向被人看成愚昧的“草木之人”，却真真正正成为主人了。父亲认为“这样的文艺，才是人民自己的文艺；那些国统区的揭露黑暗现实的进步作品，那些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的革命文艺，和这样的文艺比起来，还隔着一层，很不小的一层。”父亲从秧歌剧《兄妹开荒》中看到了解放区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这使他感到震撼、激动。也是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奔赴解放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父亲到豫西解放区后，被派到中原大学学习。1948年冬，开封解放。父亲先后任《开封日报》《河南日报》副刊主任，并参加中原文协筹委会。1949年7月，他作为华中代表团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大会上，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老师长，如孙席珍、魏伯、碧野、徐盈等，大家欢聚一堂，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与其他地区相比，华中代表团的人数较少，有李季、李普、李蕤、辛英、何家槐、周奇之、俞林、师群、毕奂午、崔嵬、梅关桦、张星原、黑丁、程云、熊复、黎辛、绿原、刘露、骆文、苏金伞等20人。黑丁为团长。据黑丁后来在《怀念李蕤同志》一文中回忆：全国文代会定于7月1日在京开幕，我和李蕤、李季等便积极筹备组建中南文艺代表团，直接从河南出发进京。这次大会，是解放后第一次文代会，是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会开幕那天，代表们群情激昂，盛况空前。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的政治报告，朱德的讲话和郭沫若、茅盾、周扬的报告，博得全场代表的热烈掌声。当时李蕤同志坐在我的旁边，他把记得密密麻麻的日记本往膝盖上一放，侧过脸来，感情激动地对我说，这几个讲话和报告，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很值得认真学习和思考。
    毛泽东出席会议较晚，一直到7月6日才亲临会场。他的发言也特别简短，他说：“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据我父亲文章《几点闪光的记忆》记载：在大家的热情期盼中，毛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他的讲话简短有力：“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就有理由欢迎你们！”他的这句话，引起全场代表暴风雨般的掌声。正因为短，这几句话便落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不能忘记。每当我们拿起笔来，准备写点什么的时候，这个声音便洪钟般地响在耳边，使我们在下笔之前不得不盘问一下自己：我写的这些东西是人民需要的吗？是对人民有益的精神食粮吗？这些语言，这些表现形式，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吗？如果不是，还有理由受到人民的欢迎吗？
    会议给每个代表发了一本纪念册，红漆皮的小本子。我父亲李蕤以记者的敏感，在会前会后，抓住机会请不少会议代表为他题词、签名，在这个小本子上竟然留下了六十多名文代会代表的题词，还有周恩来、朱德、徐特立、沈钧儒等与会领导人的签名。从这些题词赠言中，可以看到“为人民”始终是他们相互勉励的主题词。反映出新中国建立之初文艺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对创造大众文艺怀抱的理想。这是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体现，应该真实地把它们展现出来。
    我母亲还提到一件小事。会议期间，代表们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宴请，周总理走到每个代表座位前给大家祝酒。当他走到我父亲面前时，看见名牌上写的“李蕤”二字，风趣地说：“你这个名字真不简单，以后文字改革都无法简化。”周总理的平易近人可见一斑。
    如今，67年前的第一次文代会代表，大多数人都已作古，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盛况，领导人和代表们的题词和签名，却永远留在了我父亲这本珍贵的纪念册上。
    为广大人民群众而写作，运用他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对劳苦大众进行启蒙教育，始终是父亲怀抱的理想。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父亲回到开封，专职筹建河南省文联，主编《翻身文艺》，随即又参加土改和中国作协赴朝创作组，写出《在朝鲜前线》一书。1953年奉调到武汉，筹建中南作协，任第一副主席，主编《长江文艺》。工作之余，他深入基层采访，写出《与洪水搏斗》、《长江大桥工地的日日夜夜》等大型报告文学。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的知识分子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反右”、“文革”，灾难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在父亲头上。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父亲没有忘记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闪光的记忆”，把它作为激励自己顽强生存、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
    1978年，父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当时文艺界青黄不接，父亲以近70岁的高龄担任了武汉市作协主席，主编《芳草》杂志。1979年，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采访，写了《四进虎穴》、《爆破英雄侯满厚》等，获解放军总政治部嘉奖；他还骑着自行车到武钢采访，写出《这里有十万颗火热的心》等大型报告文学，发表在《人民文学》首篇，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为人民”写作的信念，父亲从未动摇过。纵观他几十年的创作，始终是把普通人、小人物、劳动者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人公。他深入基层，倾听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疾苦，写出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发掘人民“平凡而伟大”的精神力量。
    这本纪念册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上世纪70年代初，它连同父亲的一大堆被审查作品一起归还。一开始没有引起家人注意，杂放在乱书堆中，差点当废品扔掉。幸亏后来被偶然发现。
    对文学“人民性”的呼唤，既反映着时代的进步，也是对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为人民”的旗帜感召下，建国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虽然前进的道路也有曲折坎坷，但“为人民”的文艺，并不会因此而变得“过时”。67年前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出发点。父亲留下的纪念册，为这个重要的历史现场提供了真实生动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