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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疆拓土与开放交流的坚实后盾 长城在军事上并不只是具备防御功能。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时，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奠定坚实的基地。汉武帝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即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招致惨败；《汉书·西域传》称“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如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所指出的：“在西汉势力向西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关键意义。”英人斯坦因在西域实地考察之后也认为“汉武帝的长城用意乃是作为大规模的前进政策的工具”（《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4页）。秦皇汉武无不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胜利的同时构筑长城，都表明这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潜藏着进一步攻击手段的战略措施。 纵观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开拓发展的历史，中原文明波及之初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密切相关。构筑、护卫长城防线，包括修筑交通网道，开设马市贸易，刺激了边地经济发展。“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隋书·食货志》），屯田实边、辟置郡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秦汉军屯、民屯分布范围遍及北部诸多战略要地。裴骃释“北假”地名曰“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史记·匈奴列传》集解），证明当地同样在推行租佃制生产方式。数以百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新秦中）、河西等新的经济区。所谓“新秦”，带有“新富贵者”的含义，西汉时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涌现出“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史记·货殖列传》）的塞外新贵；五原、北假等地更被开发成“膏壤殖谷”的重要产粮区。 《明史·方逢时传》所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便真实体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环环相扣、相辅相生的辩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城确实发挥了播撒先进文明、促进北部边疆经济开发、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 西汉在西域构筑烽燧亭障的另一重要目的还在于开辟与西方交往的通道，“以通西北国”（《史记·大宛列传》）。所谓“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在塞外烽燧亭障提供的食宿、交通及军事保护下，一年之中“使者十余（辇），少者五六辇”，往来“相望于道，一辇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史记·匈奴列传》）。逐渐形成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经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两路、越葱岭、西达大秦（罗马帝国）的陆上通道。 五胡十六国以降二百多年，东西经贸通道为长年战乱所阻断。隋统一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了丝绸之路。隋炀帝607年北巡，凿太行山“以通驰道”，并“开直道九十里”。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裴矩受命“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记载了纵横近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今地中海）”的三条道路。608年炀帝出塞巡长城，再“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他在《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中坦陈，悠悠行万里“横漠筑长城”，是为了“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609年炀帝西巡河右，大破吐谷浑，“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同年，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地。隋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资治通鉴》卷181）。 在汉代开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和隋代重开丝绸之路的进程中，长城绝非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正是“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史记·大宛列传》索引·述赞），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使1世纪以来中国的西北边疆成为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多元文化与中华文明交汇的前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