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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顾颉刚：《郑樵传》，北京《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第309页。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③邓实：《史学通论》，上海《政艺通报》第13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初一日。 ④邓实：《史学通论》，上海《政艺通报》第12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五日。 ⑤《政艺通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系中国最早宣传国粹的综合性刊物，邓实、马叙伦先后任主编并刊发大量文章，故邓、马二氏可称“同道”。 ⑥⑧马叙伦：《中国无史辨》，上海《新世界学报》第5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初一，第39、40页。 ⑦马叙伦：《中国无史辨》，上海《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40页。按早在此文之前，马氏即在《新世界学报》第1期《史界总论》之文中推崇郑樵，称：“史氏之命根也，独其‘四德’而为百世所宗仰者，其惟《春秋》，继之者抑司马子长之《史记》、郑氏夹漈之《通志》乎？”详见该刊第37页。 ⑨以上所引，皆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著：《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2～73页。 ⑩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十四日，第69页。 (11)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其中部分书稿连载于《改造》杂志第4卷第3、4号。1922年，该讲稿以《历史研究法》之名，副题“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6～27页。 (14)如《补编》云：“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幾；二、郑樵；三、章学诚……此三个人要把史学成为科学，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见解。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见《中国历史研究法》“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附录《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原为梁启超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学校的授课内容，由周传儒、姚名达笔记，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 (1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7页。 (16)顾颉刚：《郑樵传》，北京《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4月)，第309页。 (17)陈久志：《郑樵的治学方法》，天津《南开周刊》第65期(1923年5月18日)，第10页。按，引文中“加了能一身”的“能”，疑为“他”字。 (18)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刘寅生、房新亮编：《何炳松文集》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19)卢绍禹：《史学概要》，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7页。 (20)构建接受理论的德国美学家姚斯指出：“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在于一种事后建立的‘文学事实’的编组，而在于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先在经验……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参见[德]姚斯等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姚斯此论虽就文学史而言，但质而言之，历史文本的接受与解读，同样具有历史性。 (2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7页。 (22)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第71页。 (23)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65页。 (24)(25)马叙伦：《史界总论》，上海《新世界学报》第1期，第33、37页。 (26)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39页。 (27)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续)》，《新世界学报》第9期，第81～82页。 (2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史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 (29)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30)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第69～70页。 (31)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309页。 (32)(33)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90、61页。 (34)如1902年第17期《政艺通报》发表的署名“樵隐”的《论中国亟宜编辑民史以开民智》；1902年第19号《新民丛报》转载的《私史》一文；1903年第1期《湖北学生界》发表的刘成禺的《史学广义内篇》等，皆沿袭梁启超《新史学》的观点。 (35)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40～41页。 (36)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82页。 (37)(39)(40)(41)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第69～70、69～70、73～74、74～75页。 (38)关于西方语境下的universal history与中国语境下的“通史”的区别，可参见刘家和《关于通史》，收录氏著《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103页。 (42)详见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第74～90页。 (43)顾颉刚：《郑樵著述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第96页。 (44)(45)(46)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第314、318、319页。 (47)(48)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317、318页。 (49)陈久志：《郑樵的治学方法》，《南开周刊》第66期(1923年6月1日)，第4页。 （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