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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的具体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在中国古代史学史谱系所处位置并不显赫的郑樵，进入20世纪后获得新的接受和解读，其学术地位空前提高，甚至被认为是与司马迁并称的中国最有成就的史学家。在20世纪前期对郑樵的接受中，民族主义和西方史学文化在场下的比较，在其接受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最显著的特点，而所谓具有西方“科学”及“新史学”的精神，则是郑樵为新史学所接受的重要因素。 关 键 词：20世纪前期 郑樵 接受史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郑樵学术接受史：南宋至20世纪前期史学批评中的郑樵研究”(SKZZY2015039)。 作者简介：向燕南，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5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是读者在具体的阅读中不断生成的。作为文本接受者的阅读者，其意识取向，对于文本意义的确立，起着不容忽略的作用。读者阅读时，阅读者的社会情境，在构成其阅读期待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对文本理解的“前理解”，形成历史文本与现实认知之间的张力，进而影响到他对文本的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本文写作的旨趣，即尝试从接受的角度，以20世纪前期新史学对郑樵的接受史为例，转换认识的空间立场，将视线从对文本自身意义的探求转向读者，分析郑樵在这时期被接受的过程中，其形象和精神，是怎样为当时学人以新的学术思想建构和诠释的问题。 一 20世纪前期郑樵史学接受史 思想学术史的叙述，近来常被人戏称为“点鬼簿”。而这“点鬼簿”的名单，也被认为是不固定的——历史上的学人能否侧身其中、所在簿中的位置何如，皆由思想学术史的书写者或后来的文本接受者所决定。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郑樵这位一生潜心学术的平民学者，虽生前即以所撰200卷纪传体通史《通志》引得世人瞩目，但从后世的接受历史看，其在史学史谱系所处的位置，却并不那么显赫。按照顾颉刚的说法：“从他的当世，直到清代的中叶，他一向担负了不良的声望。”“虽有《通志》放在‘三通’之内，但大家的眼光只看为‘三通’里最坏的一部”①。然而，这个除少数人，如章学诚等，一直不为人看好的郑樵，却在进入20世纪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批评之声不再，学术声誉也被抬到空前的高度。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述及20世纪前期新史学对郑樵的接受史，毫无疑问，首先应是“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其时甫入20世纪三年，历史的步履，尚蹒跚于清朝的门槛内，梁氏就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措辞激烈的长文《新史学》，继上一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之后，明确揭出“新史学”大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梁氏在痛批中国史学种种弊端，尤其是所谓中国史学“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万事皆取述而不作”的同时，却竭力推崇郑樵等人，称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漫漫2000余年间，堪称史学家“稍有创作之才者”，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六人。文中，梁启超虽也指出郑樵的不足，曰：“史才不足以称之……为太史公所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但就整个中国史学史看，梁启超仍认为“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尤其是郑氏《通志》中的“《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②。 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不久，也就在那一年的八月，邓实在其主编的《政艺通报》第12期上，发表《史学通论》，提出“中国无史”说。文章在高度赞扬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是“扬旗树帜，放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的同时③，亦承梁氏批判中国史学的观点，认为中国一切旧史，“司马氏父子而后”“盖中绝矣”。所有者，不过“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④。 梁、邓二氏对中国史学激进的否定言论，犹如巨石投水，一经发表，即在学界激起涟漪，亦必然地遭到一些学人驳斥。也就在邓实痛陈“中国无史”之文仅两月，其同道马叙伦⑤即针对邓实和梁启超的文章，在《新世界学报》发表《中国无史辨》，为中国史学辩护。其文虽也认为“大抵中国旧史所谓史者，第得之故府所藏，朝廷所录，某官、某日诏对，填满箱笥，无非一特别主义人之言”，大多没什么价值，但对梁、邓二氏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观点并不认同，声称“吾有疑乎其言”，且“正告我同胞曰：中国固有史”矣⑥! 关于马叙伦《中国无史辨》对中国旧史学的辩护，我们这里并无意探讨。我们仅从郑樵接受历史来看，其中值得注意者，乃马氏所特拈出《史记》和《通志》两大史著，以佐证其中国并非无史的观点。按其中所举司马迁《史记》之例，可谓毫无争议。因司马迁历来有“中国史学之父”之誉，《史记》在中国学术史上亦一直地位崇高，且梁、邓二氏也认为《史记》与其后的史学不同。但是于二千余年汗牛充栋的史著中，独独标举出《通志》与《史记》并举同列，认为郑樵“与马迁上下辉映”，其《通志》“与《史记》后先相望”，同为中国史学史中“空前绝后的大著作”⑦，这样的学术定位，在整个郑樵接受历史中，不能不谓之空前，远高于之前梁启超视郑樵为中国六大史家之一的定位。此外，马叙伦所接受的郑樵，不同于梁启超仅肯定《通志》中的《二十略》而贬低《通志》纪传的观点，而是对《通志》之纪传与略皆给予了相当的肯定，称：“夫樵生学术泯晦之际，上下古今，详人所略，辟百代之精义，彼诚无愧于‘通’哉!”⑧ 此时对郑樵的接受，值得提出的学术大家还有章太炎炳麟。梁启超《新史学》发表后，章氏即与之书信往还，商议修《中国通史》事。其中这年6月有信云：“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鏠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稍后，于是年的9月，章氏亦致信吴君遂称：“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⑨这些私下的书信议论，可见章炳麟新史学观念观照下的郑樵形象。 又其时不知是否是受马叙伦文章启发，1903年，也就是梁启超发表《新史学》、马叙伦发表《中国无史辨》的第二年，在曾刊发梁氏《新史学》的《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本上，刊发了一篇署名金华盛俊的长文，题目就是《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显现了20世纪前期，新史学接受郑樵的另一番情境。 关于盛俊其人其事，今已不能得其详。但是从该文《叙论》所言之“泰西科学以十数，而为中国历史彪炳几千年者，惟有史学……甚者且谓二十四史，非史也，家谱而已。斯言也，吾耻之，吾愤之。吾乃博搜群书，(溜)[浏]览旧史，馨香顶礼以迎之，而得一历史家于福建兴化莆田县之一夹漈山中。其人维何？即学者所称为夹漈先生郑樵者也”等文字看⑩，虽无只字提及梁启超，但其所作《郑樵传》的锋芒，则显然有针对梁氏《新史学》，及邓实所谓“中国无史”的文化虚无主义，主旨乃以郑樵证明中国史学绝非无价值。该文将郑樵称为“中国普通历史大家”，显然是将西方“universal history”(通史)观念之冠，带在了郑樵的头上。也就是说，盛俊是在对西方“universal history”(通史)理解的基础上，建构了他对郑樵史学接受的基础，因而其所论及的郑樵，较之梁启超的评价，有了更高的提升。盛俊之《郑樵传》，可以视作是20世纪前期郑樵接受历史的展开。 对于盛俊的评述，梁启超并没有回应，而且有关郑樵史学的话题，学界也未别见新的讨论。此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出，才再次论及郑樵的史学(11)。但此时自谓常“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因一战后的欧洲之行，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已与当初发生了些积极性的变化。其中就对郑樵的接受、解读来说，虽与《新史学》的基本观点仍大致一致，如在讨论纪传体时，一方面称“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另一方面仍指出：“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12)值得注意的是，此刻梁启超所接受的郑樵，与十年前将其厕身于司马迁、杜佑、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叙述性史家之列不同，是将郑樵与刘知幾、章学诚并为一列，称：“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13)显然，《历史研究法》强调的是郑樵史学理论的成就，这是否意味着较之当初梁启超所接受的郑樵，其地位有了提升？此后一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中，梁启超这一接受郑樵的立场，基本未变，并直接体现于他的《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相关论述中(14)。 也就是在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刊布前不久的1919年，一场“国故整理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催生中诞生。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早期，一群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革新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史学而言，新文化运动在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进一步深入的同时，也影响到对郑樵的解读与接受，使郑樵接受史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其代表，就是撅起疑古派旗帜的顾颉刚。 新文化运动中展开的国故整理运动，对顾颉刚接受郑樵的影响，主要的体现是对郑樵基于疑古立场的解读。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有所回忆。“自序”中，顾颉刚说到自己：“在(民国)十年(1921年)初春……除了继续点读辨伪的书籍之外，也做了两件专门的工作：其一，是讨论《红楼梦》的本子问题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实；其二，是辑录《诗辨妄》连带研究《诗经》和搜集郑樵的事实……《诗辨妄》本是豫备放在《辨伪丛刊》里的，最早从周孚《非诗辨妄》里见到他所引的碎语，就惊讶郑樵理论的勇敢；后来又从《图书集成》内搜到一卷。但两种书中的话冲突的很多，《集成》中的几篇有许多议论竟成了‘《诗》护妄’，使我很疑惑。”(15)就这样，在新文化疑古思想的驱动下，经过一系列文献的清理之后，顾颉刚于1923年，在《国学季刊》上连续发表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在《小说月报》发表了《郑樵对于歌词与故事的见解》等一系列文章，形成20世纪以来，继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之后，郑樵接受史中新史学对其学术的再一次积极性阐释。 在《郑樵传》中，顾颉刚对于郑樵，依据他所理解和接受的形象描述说：“郑樵是中国史上很可注意的人，他有极高的热诚，极锐的眼光，极广的志愿去从事学问。在谨守典型又欠缺征实观念的中国学界，真是特出异样的人物，因为他特出异样，所以激起了无数的反响：有说他武断的，有说他杜撰的，有说他迂僻的，有说他博而寡要的，有说他疏漏草率的，有说他独切切于仕进的。大家没有晓得他的真性情，真学问，随便和他加上几个恶名……”其实“他的一生，研究学问和发挥他所做的学问真勤劳极了，但社会上却没有如何的容纳他，没有给他多大的帮助。他耐着穷，耐着苦，抱着‘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的精神，抱着‘不辱看来世，贪生托立言’的野心，只管拼命的做上去”。尽管“社会上用了很冷酷的面目对他，但他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我们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充足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16)!于是在新文化整理国故的新思潮的涌动中，郑樵也就以一位在保守的环境中特立独行、富有怀疑精神且勤奋治学、不断追求真理的独立学人的新形象为顾颉刚所接受。 约与顾颉刚发表《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等文章同时稍后，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一位叫陈久志的作者，在《南开周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郑樵的治学方法》的论文，其引言称：“在中国各种学问中，号称极发达的史学界里，很少人能把这位大史家——郑樵——的史学方法懂得，而且还加了一身的罪名，这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国的奇耻!百年前的章学诚，也曾代他辨别，但赏识他的人，仍是‘寥寥无几’。现在顾颉刚先生把他的著作表彰出来，并且为他作了一篇很详细的传，于是这位大学问家的事迹，我们方才完全晓得。我读了这两篇文章，觉的这位大史家的治学方法，在那时已有那样的勇敢，那样的精密，实在是可惊可敬了!”(17)陈久志撰写这篇以现代史学观念和立场阐释郑樵史学方法的文章，反映了顾颉刚的阐释对当时接受郑樵学术的影响。 此后，随着整理国故活动的推进，当然还有北伐战争完成后，国民党主导的国家统一等政治因素的影响，此时的整个文化界，开始了在政治当局主导下，从批判旧文化的革命文化，转向确立民族自信诉求下的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于是，有关郑樵史学，也在这种“当代存在”的新氛围中获得新的接受和解读。 此时，就新史学来说，业已进入新的学科建设时期。表现于历史学科，一个方面是结合新旧、中西的“史学通论”“史学概论”类著述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是总结传统史学的中国史学史著述逐渐面世。在这一轮学术流变中，世纪初的新史学，以及后来的整理国故运动所接受的郑樵形象，基本延续了下来，其学术地位依然崇高。不同的是，因接受的文化氛围，已从世纪初那种多少带有自虐性的文化批判，转向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故而对于郑樵的接受，较之先前，也就变得更强调其中的理论价值。如何炳松1928年出版的《通史新义》就是这样解读和接受郑樵的：“吾国史家之见及通史一体者，当仍首推刘知幾为树之风声，至郑樵而旗帜鲜明，而章学诚最能发扬光大。”(18)卢绍稷1930年出版的《史学概要》中显出所接受的郑樵形象，亦是“已往之史学界，人才虽甚多，然可称为‘史学家’者，则仅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三人。盖惟三人著有‘批评史学’之专书，始有史学通论述作史方法。”(19)这些都标志着20世纪前期的郑樵接受史，至此再次进入新阶段。 二 民族主义、西方在场与20世纪前期对郑樵的接受 检索20世纪前期的学术史，我们就会注意到，民族主义以及所谓西方的在场构成的中西比较，是此时郑樵的接受中表现得相对一致的特点。 所谓“民族主义”，本属于以自我民族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运动，其表现的基本特征，乃是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肯定；而以西学为标尺建立的文化比较，其内在指向，却是对自身民族文化价值的否定，即与民族主义的指向正好相反。然而在20世纪前期，此二者却矛盾地扭结到一起，在构成当时中国思想界内在张力的同时，按照接受理论的术语，也构成了制约当时接受郑樵的“当代存在”(20)。 从郑樵学术的接受历史看，20世纪最初十年，也是上述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邓实《史学通论》、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诸文发表之时，陈旧的科举虽已废除，但中国仍处在垂而未死的清朝政治统治之下。种种令人气短的国情国势，作为那时的“当代的存在”，在引起知识分子对民族前途的焦虑外，也同时影响到此时阅读和接受郑樵的期待视野。同时，在被动洞开国门之时，国人也窥到了另一个史学文化世界，形成可参照比较的视界。中、西两个史学世界孰优孰劣？国势强弱对比的悬殊，此时是如此强烈地影响到对中西文化优劣的认知，致使即便是一些学术性的理解和解读，也在不自觉中笼罩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悲情。此时的学者，对于中西两个史学世界的理解，事实上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学术范畴，在挟政治、军事优势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一切学术问题，常常于不自觉之中，就被放到了各自背后所支持的文化之间作出比较性的解读。在此“当代的存在”的语境中，无论是梁、邓二氏对于中国史学的批判，还是马、金二氏对于中国史学的辩护，其中的底色，亦无不涂抹有民族主义的爱恨情仇。 试以梁启超为例。梁启超在20世纪初虽然率先揭起“史界革命”旗帜，发起对中国旧史学的批判，但依其《新史学》所申：“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述，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1)则其显然是从民族主义的高度，倡言史学的重要和史界革命的必要。至于站在维护传统史学之价值的立场，与梁启超批判主旨相对立的盛俊，相较梁启超的《新史学》，则表现出了更浓重的民族悲情。他的《郑樵传》，甚至在《通志》撰述的背景中寻绎出民族主义的共鸣：“郑樵之时代又黄族弱而外族强之时代也，腥膻臭气，弥漫神州，江左偷安，朝不保夕……而郑樵顾屏心息志，置身于史学界。何居？呜呼!吾知之，郑樵盖将以历史引起国民感情，造成国民品格而以定中兴之基础，埋独立之命根。”(22)可见当时的一些学者，是如何将史学放置在民族存亡的维度作出价值判断的。可以说，20世纪之初，无论是对中国旧史学持批评态度者，还是对旧史学持维护态度者，其内心，无不纠结某种民族文化情结：既有国势不振背景下的反思与批判，又有自己所浸润于斯的难以割舍的情感。在此情结之下，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要彻底地完全地否定中国文化，本能上就存在着心理抗拒。于是就使这一代知识分子，深陷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所谓“思想选择”的张力，即：“理智上想与中国思想疏远，感情上又要认同中国思想，因为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中国人身份，于是他们力图通过中西文化的调和而使中国的精神和西方的精神统一起来，尽管这种统一是表面上的”(23)。 事实也确实如此。例如，针对邓实“中国无史”说而撰述《中国无史辨》，竭力维护中国史学，并在此基础上解读郑樵史学的马叙伦，其实在刊发是文的前一个月，还在《新世界学报》第1期上，发表过一篇与梁启超甚至与邓实《史学通论》批判中国史学相类的文章，在称史学“为一国文明之所寄……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的同时(24)，批评中国旧史“自嬴、刘私国，史非民有，暴君酷吏，接迹后世，而史氏之称颂，洋溢行间，不问贤与否也。史无公心，此污秽灭亡之史，不足观也”(25)。然而，当看到梁、邓等人真的要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传统史学之时，又不禁站了出来，撰文竭力维护曰：“人之言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於乎!吾将信其言之无诬而不疑乎？吾将集二十行省四万万同胞而痛哭之，泪干而血继之。吾中国非国乎？何无史也？虽然，吾有疑乎其言，吾于是正告我同胞曰中国固有史!”(26)曰：“近载以来，举国谈士，交口倡新学，登山而呼，四陲皆闻，和者靡然，如涂涂附，然所谓新学者，不过崇拜西人，如乡曲愚夫妇之信佛说……诟旧学如寇仇，斥古书为陈腐，欣欣得意自以为他日中国之兴，皆若辈之功矣。然我论若是者，直杀我民之大蠹耳，亡吾国之蟊贼耳……吾政治、技艺皆不足取，然学术则有远过欧西者矣，我即举《史记》《通志》而论……中国之学术，何尝不及泰西？中国又何尝无史？”(27) 马叙伦的这番言论，既是其看待中国文化之理性与情感矛盾的显现，也是影响他接受郑樵的“前见”或“前理解”。至于那位号称金华盛俊的作者，其撰述《郑樵传》的缘起，也同样是缘于对梁启超、邓实完全否定中国史学而“吾耻之，吾愤之”的民族情绪。试想，政治、军事等国势原已不如西人，而今视之本可与泰西科学有一拼的史学，竟亦被视为敝屣，其情又何以堪？民族感情刺激之下，于是就有了《郑樵传》之作，反梁氏之道而行之，以郑樵申中国史学之长。在盛俊看来，你梁启超不是认为与西方史学比较，中国史学不是只“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只“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吗？那么我就举出郑樵为例，看看中国史学是不是如此不堪，如此一无是处，是不是仅仅是二十四家之“家谱”! 除了民族主义外，20世纪初在对中国旧史学的评判中，在对于郑樵接受、解读之时，还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西方的“在场”。在当时西方话语占据全面强势的情势下，西方文化，已成为有关中国文化优劣讨论难以摆脱的阴翳。即中国史学好也罢，劣也罢，似乎一切价值的评判，都是用西方观念衡量的结论：其认为“中国无史”者，是以西度中的结论；否定“中国无史”，为“中国无史辨”者，亦同样是以西度中，从旧史学中寻绎出与西方史学相类元素的结果。例如早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的批判，就是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提出的。梁启超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法国名士波留氏尝著《俄国通志》，其言曰：俄罗斯无历史……故只有王公年代记，不有国民发达史，是俄国与西欧诸国所以异也云云。今吾中国之前史，正坐此患。”“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相……今中国前史，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云云(28)。 20世纪初这种评判中国史学的西方“在场”，同样钤印在郑樵的接受史中。其中表彰郑樵者，是因为郑樵的史学中存有西方的史学因素；批判郑樵史学者，亦是因为郑樵史学中有着不符合西方史学的因素。于是在郑樵的接受史中，—个来自西方的新的史学文化，就这样规定了此时学界，对包括郑樵在内的整个中国旧史学接受的期待视野，先在地影响了对包括郑樵在内的中国史学、史家的接受及其价值之好坏的评判。 试先看一下在批判中国史学中首先涉及郑樵的梁启超。对于20世纪率先在系统论述中国史学时提及郑樵的梁启超，只要阅读他的相关论述，就会感受到这种西方的在场，感受到其先在横亘于胸的西方标尺。梁启超看来，西方史学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它重在历史的论述而不是史实的叙述。照此标准或尺度，梁启超认为，郑樵史学之优是其“《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其弊则是《通志》纪传，因其“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29)。这也就是说，对西方史学的“认识”与“理解”，先在地决定了梁启超对郑樵史学优劣两方面的接受与解读。 与否定中国史学的梁启超对郑樵接受中之西方“在场”相类，肯定中国史学的马叙伦、盛俊等对郑樵的接受，也同样有一把西方标尺先在地横亘于胸。如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所谓“吾政治、技艺皆不足取，然学术则有远过欧西者矣，我即举《史记》《通志》而论……中国之学术，何尝不及泰西？中国又何尝无史？”撰《郑樵传》的盛俊，亦以中西比较视域称：“泰西科学以十数，而为中国历史彪炳几千年者，惟有史学。泰西之史学又以十数，而中国学术上师承几千年者……”称：“吾读《通志》，吾以读西史之眼光读《通志》，吾滋愧——愧郑樵无泰西史家左右世界之能力也；吾读《通志》，吾以读旧史之眼光读《通志》，吾滋豪——豪郑樵际幼稚之史学界而能巍然放光明也……吾于是不得不权衡泰西历史学之名称，三熏三沐，敬谨上徽号于我夹漈先生曰：中国普通历史大家。”(30)其中盛俊称喻郑樵是“中国普通历史大家”的依据，也是以与西方史学比较的立场得出的结论。至于后来在二十年代初新文化运动突起的顾颉刚，虽在《郑樵传》中没有提及什么“西方”，但其文章中不时出现的“中国”怎样怎样的叙述模式，其背后依旧说明存在着一个“西方”的参照，而这个潜在的西方的“在场”，在成为评价思想学术的新的标准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对于郑樵的解读和接受。 三“科学”与20世纪初对郑樵史学的接受 为什么从“当世，直到清代的中叶”，“一向担负了不良的声望”的郑樵(31)，在20世纪初却一下“暴得大名”，被学人于中国众多的史家中拎出来，不仅未如其他旧史家一样遭到新史学倡导者的诟病，还被推崇为与司马迁并立的中国最伟大史家？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新史学论者在解读郑樵学术时，从中寻绎到了与西方类似的“科学”。在这时，“科学”也是新史学的倡导者接受郑樵的基本视点。 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曾经指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紧张。他说：“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中国思想家提出了两项无法调和的要求：他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能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将西方和中国所能提供的精华结合起来……”(32)那么具体以什么“将西方和中国所能提供的精华结合起来”呢？对于20世纪前期中国学人普遍存在的西方=现代=科学的想象中，“科学”显然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没有什么比那种骄傲地在中国历史上找西方科学技术的先例的作法更陈腐。当然，中国思想家们发现这是一种特别便利的方法，它既承认某些西方价值的权威——当他们认为必要时——而同时又不需因此责备中国历史。”(33)列文森这里所论，虽是以倭仁为代表的清末保守派的心态，而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国人的普遍心态。于是，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所谓的“科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20世纪前期学人衡量旧史学的标尺，成了当时解读和接受郑樵的标尺。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以下有关郑樵史学的论述中得到梳理和论证。 从以上两节论述可知，在对中国旧史学的认识上，20世纪前期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在否定的一方中，梁启超是率先发声者，也是否定观点的代表，其所概括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基本皆为后来者如邓实等学者所继承(34)。但是当涉及郑樵史学之时，梁的评价却明显表现出了两面：否定郑樵《通志》的纪传部分，肯定《通志》的《二十略》。梁启超之所以肯定郑樵史学的原因，是因为《二十略》有着符合西方“科学”史学的旨趣和内容。这里，梁启超以“科学”解读郑樵史学的这一点，也恰好是与那些对旧史学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相一致，即同样是绕开《通志》的纪传部分不置臧否，而专举《通志·二十略》为旧史学有“科学”精神的论据。如马叙伦《中国无史辨》虽举郑樵为“自汉迄今千有余年，有与马迁上下映辉者”，称“吾观欧洲文化之进步，而知司马迁、郑樵之学必显，而《史记》《通志》之必伸矣”(35)，但其所举《通志》而论之内容，亦主要围绕《二十略》展开，于纪传则明显论述不足。 如果说由于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的旨趣并不专在申郑，故而其以近世西方“科学”立场解读郑樵史学的表现不很突出，但从其特表彰《通志》“其精在《二十略》”，称其“《天文略》开推步之源，《昆虫略》申物理之精，则又今日泰西哲学之先声”之论看(36)，仍可看出其以“科学”评骘郑樵史学之取向的端倪。 以近世西方“科学”立场解读和接受郑樵史学，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盛俊。这是因为盛俊撰文的旨趣，本就是要通过分析郑樵的史学，揭橥中国旧史学中自有符合近世西方的“科学”。按照盛俊所说：“吾何敢武断郑樵之历史为完全无缺之历史？然吾人所习闻所惯读之二百卷《通志》中，业已含有十余种之杂史质以成一家言。吾于是不得不权衡泰西历史之名称，三熏三沐，敬谨上徽号于我夹漈先生曰‘中国普通历史大家’。”(37) 盛俊是怎样通过西方近世“科学”史学的标尺，或“读西史之眼光”，接受和解读郑樵史学的呢？ 首先，盛俊以近世西方方兴的以整个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史学观念，解读和接受郑樵史学。盛俊称郑樵是“中国普通历史大家”，也就是认为郑樵是具有近世西方“科学”精神的史家。按这里所谓的“普遍史”，显然是从西语universal history翻译而来。universal history，虽然通常被翻译为“通史”，但其实际与中文“通史”强调的时间纵贯之通并不一致，universal history强调的是对历史进行整体横向的考查，是“叙述一国民一社会生存之图案”的史学，也是西方近世倡导的“科学”的史学(38)。盛俊认为，中国旧史中，“正史而外，则有编年、政书两种。编年之法，温公创之，政书之例，君卿作之，然质言之，则皆详于朝廷，略于社会者也”，独“郑樵既富有国史之思想”。而若以此“科学”的universal history标准度量，则“今郑樵历史，凡一切种族上之生存，文学上之生存，天文地理上之生存，宗教风俗物产上之生存，以迄政治上、人物上，对于外界上之生存，粲然罗列”(39)，足以当“科学”的“普通之号”。于是，按照西方“universal history”的“科学”意识，盛俊对郑樵的史学做出了有别于传统思想框架的解读，使郑樵的史学呈现了众多符合“科学”的表现。 按照盛俊的理解，郑樵史学的种种“科学”表现，莫过于其所提倡的“会通”精神。盛俊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此郑樵之有取于会通也。‘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此郑樵之有取于志也。盖即西人所谓大法公例。郑樵自命其书为‘通志’，故欲胪列事物，各著其实，而会通其所以然之理，判断以大法公例矣。然作通史者有二要素：一‘典志’以发明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一‘纪传’以载记人物事状之实迹。二者比较，则典志为尤要焉。郑樵之注意于典志，而简略于纪传，此物此志也。”(40) 为说明郑樵史学与“发明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的“西人所谓大法公例”的旨趣相通，盛俊亦将《通志》的“内容比例，以新史学，揭为一表”(41)。此表迻录如下：  除以上表说明郑樵史学的“科学”性外，盛俊还依照对西方“科学”史学精神的理解，对于郑樵《通志》中他所认为符合西方“科学”的内容一一作出解读阐释。如在民族方面认为：“郑樵者，知有人种，归纳范围之史学家也。”是“知有人种直叙之史学家也”，是“知有民族主义之史学家也”。在语言文字学方面认为：“文字者所以考人种上之源流也。郑樵首叙种族，次及文字，既具特识。”故“据此以观，则郑樵者有世界心之历史家，而亦有宗教心之历史家也”，“又破坏而能建设之历史家也”。在天文学方面认为：“郑樵之言，非有理科之学识，以实验其妄诞，推测其原因也。”“郑樵者，固中国之哥白尼也。”在地理学方面，引述孟德斯鸠、黑格尔等近代西方哲人有关地理之于历史影响的论述，称：“郑樵虽不足与于斯，亦非无所见者”，其“明地势”“爱国家”，乃其“科学”意识之体现。在音乐方面认为：“音乐者，感情教育而振醒国魂淘刷末俗之要素也。”而“郑樵者，慨然于史家失职，音乐沦亡，而亭亭然崛起于正统久绝之余，以为孔子以后音乐改良家之第二大家也”。在物产方面认为：“物产者社会上生活之要素也，泰西地理学历史学家，罔不以为研究一大宗子……而物产为社会历史也。”“于是郑樵起矣……苦心耐性，以视欧美格物大家，夫何多让!”盛俊认为：“历史家之优劣，不在记述而在议论。□记述者历史上之材料，材料所同也。议论者历史家之精神，精神所独也。”(42)而盛俊揭示的郑樵史学的这些“独断”之论，所要说明的实际目的，也正是郑樵史学中所具有的“科学”性。 对于郑樵史学的接受和解读，到了高擎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之时，所谓“科学”得到进一步的强调。此时的顾颉刚之所以大力表彰郑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认为郑樵史学具有“科学”，即“郑樵的学问、著作，综括一句，是富于科学的精神”。那么郑樵富于怎样的“科学”精神？顾颉刚是这样说的： 郑樵的学问、著作，综括一句，是富于科学的精神。他最恨的是“空言著书”，所以他自己做学问一切要实验，他为了考古，就到四方游历。他为了做动植物之学，就“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他要晓得一切事物的实状，所以把民族分成三十二类，书籍分成四百二十二类，字书里把所有文字都分配到七音。他一方面做分析，一方面就去“综合”起来：他所做的是每一类里必有一部书是笼罩全体的，结末做的《通志》就是他一生学问的综合。他觉得学问是必须“会通”的，所有各家各派的不能相通的疆界，都应该打破(43)。 从上述顾颉刚所云，郑樵“科学”精神最基本的体现，就是注重实验。除了上述所引《郑樵著述考》外，顾颉刚在其《郑樵传》中也指出，“从前学者”，“总是说的道德和政治”，“总是章句的训解”就是“不肯在实物留心”，“所以科学不发达”，而“郑樵是最恨这一类的空话”。他“在谨守典型又欠缺征实观念的中国学界，真是特殊异样的人物”，其“才气岂是书本上的学问限制得他的”，“因为他有了这一副实验的精神，所以他最恨的是‘空言著书’”(44)；“他要打破职业上文人与工人的阻隔，以为凡是做一种学问，都要亲自去认识，不能专靠在书本上。”(45)惟因如此认识，郑樵无论是在研究昆虫草木情性的治学内容上，还是在与田夫野老相往来重视实地考察方面，在顾颉刚的解读中，都成了郑樵“科学”精神的体现。 注重实验外，上述引文还可以看出，综合分析性的“会通”，也是顾颉刚解读出的郑樵的“科学”精神。“会通”本是郑樵治学所强调的重要观念和研究方法，而顾颉刚则通过“科学”透镜，从中看到了符合西方“科学”精神的“分析”与“综合”。这个解读，在顾颉刚的《郑樵传》是这样说：“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独立的，可以各不相谋，所以不能互相辅助以求进步。这种界限，郑樵是极端反对的。”如是，郑樵对书籍的“部伍之法”“核实之法”等，这些注意分类与综合的“会通”思想，在顾颉刚看来，也就无一不成为郑樵“极明的科学观念”(46)。 当然，作为揭起疑古大旗的顾颉刚，所最激赏的郑樵的“科学”精神，还是郑樵大胆怀疑的疑古思想。顾颉刚疑古思想的提出，本来就受到郑樵疑古思想的启发，因而顾颉刚解读的郑樵，也就有了这样的“科学”形象：“他的心思里，只有通盘筹算的学问，只有归纳事实而成的学问，但没有‘天经地义’‘专己守残’的经书和注疏。他只看得书籍是学问由以表现的东西，而不是学问由已出发的东西。所以凭你是古书，他表现的不对，就得做‘正误的功夫；他表现的不尽量，也得做‘补阙’的功夫。”“绝没有古书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现在稍有科学思想的人看来，固然平平无奇，但在从前的学界，实在是卓绝的见解”。甚至“全部的中国史里没有像他的真确，做得勇敢的人”(47)。 总之，在顾颉刚的眼中，郑樵“为学的宗旨，一不愿做哲学，二不愿做文学，他实在想建设科学”，是一个远高于古代其他史家的、富有“科学”精神的史学家(48)。此后，以顾颉刚的学术影响，后来人大多沿袭了这些对于郑樵的解读，而郑樵也以一富有“科学”精神的史家为人所接受。例如那位在《南开周刊》发表《郑樵的治学方法》的陈久志，便是按照顾颉刚的分析，将郑樵“治学的方法”，总结为(1)怀疑的态度；(2)实验的功夫；(3)系统的整理等“三步功夫”(49)。可见所谓“科学”，始终是20世纪学人接受郑樵的要素。 从20世纪初新史学对郑樵接受史的历史分析，可以得出与现在一般想象不太一样的认识。按照近代一般史学史叙述的事实，是随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展开，中国史学随即全面转向被视为科学/现代的西方史学且与传统史学决裂。然而揆之郑樵的接受史，事实上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是沿着两条途径展开：一条是直接引进西方“科学史学”观念付诸于学术实践；一条是按照西方“科学史学”观念，对中国传统资源进行新的再解读，而郑樵便是最早被以近代化观念解读的传统史家之一。 注释： ①顾颉刚：《郑樵传》，北京《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第309页。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③邓实：《史学通论》，上海《政艺通报》第13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初一日。 ④邓实：《史学通论》，上海《政艺通报》第12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五日。 ⑤《政艺通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系中国最早宣传国粹的综合性刊物，邓实、马叙伦先后任主编并刊发大量文章，故邓、马二氏可称“同道”。 ⑥⑧马叙伦：《中国无史辨》，上海《新世界学报》第5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初一，第39、40页。 ⑦马叙伦：《中国无史辨》，上海《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40页。按早在此文之前，马氏即在《新世界学报》第1期《史界总论》之文中推崇郑樵，称：“史氏之命根也，独其‘四德’而为百世所宗仰者，其惟《春秋》，继之者抑司马子长之《史记》、郑氏夹漈之《通志》乎？”详见该刊第37页。 ⑨以上所引，皆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著：《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2～73页。 ⑩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十四日，第69页。 (11)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其中部分书稿连载于《改造》杂志第4卷第3、4号。1922年，该讲稿以《历史研究法》之名，副题“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6～27页。 (14)如《补编》云：“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幾；二、郑樵；三、章学诚……此三个人要把史学成为科学，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见解。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见《中国历史研究法》“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附录《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原为梁启超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学校的授课内容，由周传儒、姚名达笔记，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 (1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7页。 (16)顾颉刚：《郑樵传》，北京《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4月)，第309页。 (17)陈久志：《郑樵的治学方法》，天津《南开周刊》第65期(1923年5月18日)，第10页。按，引文中“加了能一身”的“能”，疑为“他”字。 (18)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刘寅生、房新亮编：《何炳松文集》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19)卢绍禹：《史学概要》，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7页。 (20)构建接受理论的德国美学家姚斯指出：“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在于一种事后建立的‘文学事实’的编组，而在于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先在经验……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参见[德]姚斯等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姚斯此论虽就文学史而言，但质而言之，历史文本的接受与解读，同样具有历史性。 (2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7页。 (22)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第71页。 (23)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65页。 (24)(25)马叙伦：《史界总论》，上海《新世界学报》第1期，第33、37页。 (26)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39页。 (27)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续)》，《新世界学报》第9期，第81～82页。 (2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史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 (29)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30)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第69～70页。 (31)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309页。 (32)(33)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90、61页。 (34)如1902年第17期《政艺通报》发表的署名“樵隐”的《论中国亟宜编辑民史以开民智》；1902年第19号《新民丛报》转载的《私史》一文；1903年第1期《湖北学生界》发表的刘成禺的《史学广义内篇》等，皆沿袭梁启超《新史学》的观点。 (35)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40～41页。 (36)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82页。 (37)(39)(40)(41)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第69～70、69～70、73～74、74～75页。 (38)关于西方语境下的universal history与中国语境下的“通史”的区别，可参见刘家和《关于通史》，收录氏著《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103页。 (42)详见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第74～90页。 (43)顾颉刚：《郑樵著述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第96页。 (44)(45)(46)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第314、318、319页。 (47)(48)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317、318页。 (49)陈久志：《郑樵的治学方法》，《南开周刊》第66期(1923年6月1日)，第4页。 （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