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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罗荣渠）有关为学的四点看法值得记述。 首先，他认为世界上固然到处都是可研究的问题，但有使命感的学者理当着力研究那些对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其次，他提出经济发展是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活跃因素，比之其他更是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他并且为自己未能学习经济学专业而“抱恨终身”。 其三，他说过，“大脑并不分泌思想”，言下之意，思想的形成首先要立足于阅读文献，应通过消化和明辨既有研究成果，做到言必有据、厚积薄发。 其四，他打比方说，“观点像削铅笔一样，要反复削尖”，即需要不断提炼。  罗荣渠先生在马克思墓前 （一） 我认识罗荣渠先生比较晚，不过彼此交往还不算少，手头保留的罗先生的信函就有20封。 1987年11月，国内社会学界在贵阳召开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研讨会，我有论文应征入选，也获邀参会。记得罗先生参加了会议的后半程，特别是在闭幕式上作了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点发言。因为之前南京的一位同事与我翻译了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所以会议期间，我当面请教罗先生是否可能促成中译本的出版。罗先生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在并不很大的篇幅中，以全球视野全面描述并精到分析了世界历史进程，此书属上乘之作。罗先生非常热心地帮助联系了三家出版社，可惜“出书难”是当年的常情，我们的译稿最后仍未能面世。然而，贵阳会议让我与先生结了缘。 在了解到我尚具英语翻译能力后，罗先生后来给我寄发了一些英文资料供笔译。其中一篇就是阿明的《依附性发展》（收于罗先生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的文章为我打开了一个学术新天地，其所展现的旨趣与我当时正在摸索的方向非常吻合，很自然，我就有意报考罗先生新设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对于我的报考打算，罗先生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他在1988年8月29日的信中写道：“欢迎你明年来考我的研究生，如果你有志于学而不是有志于商的话。为了便于招收跨学科的学生，我在考试时将尽可能照顾外系的考生，试题的适应性较宽，不考钻牛角尖的题目。应考科目主要是世界近现代史，也考一些一般性的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知识。入学后主要学习现代化专题课、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课程。”在1988年12月10日的信中，除了再次欢迎报考并确告考试科目外，罗先生特别指出：“考试主要是考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考背书的功夫，因此应在通盘理解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多读一些报刊上已发表的论文，提高分析能力。当然也要考一些知识面上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名词解释来测定。现代化专业理论不是考试的重点，看看我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三篇文章为主。要关心理论界动态。”（该信收于罗先生文集之四《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此后，先生还特意寄来了他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获优秀奖的论文《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1989年2月硕士考试前夕，罗先生又在百忙中来信：“目前考试时间已近，祝你成功！但也要注意身体，才有利于正常发挥。” 其时，罗先生在北大周围谅必多有才俊，而他居然对一个远在南京部队、非历史专业出身、仅谋面一回的年轻人给予如此多的关心，让我受宠若惊又如沐春风。这里除因为如他所说“很乐意物色一位外语好而有志于现代化研究的考生”（见其1988年8月29日信）外，主要原因还是先生待人至诚、古道热肠，而且对于在我国开辟现代化研究寄望殷切、希望群策群力吧。今天再次展读罗先生这些字迹略显匆草的信件，物是人非，不禁潸然！ 考试结束后，罗先生继续惦记着我的事。在前往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访学前，他于1989年3月4日来信：“我争取在出国之前把专业课考试情况了解清楚。如果我走之前不能决定录取否，也托别的同志在4月底以前告知录取情况。万一落榜，我希望你不要灰心，明年继续努力！”在英国期间，罗先生1989年7月24日还写来长信，一方面为我的录取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关照我“在假期中把积欠的事情都做完，进校以后，就全力投入新的学习”；“你到校后，可以到我家先见见你的师母——周颖如，再见林被甸老师（副系主任），再见见你的师兄——董正华、严立贤、王小平、韩昕，他们会帮助你。”此时适值先生的现代化研究宏图大展之初，欣喜乐观之情溢于言表：“我对这门学科充满信心，大有作为，对你们寄予很大的期望。” （该信也收于罗先生文集之四《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此情此景，正是其时社会上下求西学若渴、惟进步是图的一个真实写照。 （二） 带着强烈的求知期望，我在1989年10月如愿进入罗先生的现代化研究专业点。在学期间，先生开设了三门课，一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另两门是“现代化名著选读”和“殖民主义理论选读”。 “世界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于1990年3-7月开课，不仅面向罗先生自己指导的全部六七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而且接纳其他方向来选课的同学，听讲者有二十来人吧。印象中罗先生借着一沓写满小字的台历样纸片而娓娓道来，总共讲了九个方面，包括：1、现代化：研究近期全球性发展进程的新思维；2、国外现代化研究的思潮、理论与流派评介；3、现代化世界进程的整体考察；4、西欧、北美的现代化；5、日本的现代化：非西方国家最早走上现代化的“成功”之路；6、苏联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原型；7、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进程；8、东亚现代化的新浪潮；9、中国现代化的崎岖历程。不难看出，这些讲课实际上就是日后罗先生名作《现代化新论》的雏形。但相比之下，讲课也有其特点，主要是更加鲜明地提出了以现代化来衡量社会进步的新标尺，尤其是更加细致地探讨了国别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如英国、拉美、日本、苏俄的现代化。 在我所有选课中，我始终认为，罗先生的这门课最有分量，对我的学术启发最大，所以当时也最为期盼，至今我还保留着完整的听课笔记。先生宏大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史实积累、高度的综合能力、毫无教条气息的理性分析、直面现实问题的务实精神，让每次听讲都无异于一次“精神盛宴”。罗先生就某些重大问题分享了他的真知灼见，同时也启迪后学继续深化研究。这些重大问题诸如：提出现代化框架对历史研究有何意义？什么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基本含义？西方率先走上现代化之路缘由何在？英国现代化有何“特殊的历史规定性”？各国现代化为何呈现不同的模式特征？后发现代化成败得失的关键在哪里？非经济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何种地位？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与代价？如何看待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如何恰当衡量中国现代化延误的内外因素？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激发我开展研究的统领性问题，构成了我个人的学术坐标。 两门选读课好像开了不止一个学期，因为仅面向罗先生自己的学生，所以从课时到形式都比较灵活，实际上都是小范围的讨论课，我一入学就参与其中。“现代化名著选读”课上，罗先生指导我们集中研读了几部重要著作，如艾森斯塔德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罗茨曼的《中国的现代化》、布莱克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等。先生总是提纲挈领地提出问题，引导大家深入探讨并继续研读。例如，关于东亚现代化，他提出了一连串相关问题，涉及东亚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政治传统；朝鲜和越南战争对东亚发展的影响；从东亚发展看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从发展角度透视美国的东亚政策；日本现代化对东亚现代化的影响；美国对东亚现代化的影响；东亚与拉美现代化历程的比较；等等。这些问题每个都很有价值，先生的指点有助于我们大处着眼把握全局，同时又能聚焦关键具体深挖。 讨论课上，罗先生也会拿出自己的论文未定稿来讨论。记得有一次他分发了油印的论文《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面对这个错综复杂、不易驾驭的大课题，罗先生采用了图解分类的方法加以阐述。按照其从量变到质变的横轴和从慢变到快变的纵轴，如何描述和定义不同的社会变迁很费思量。对于是否使用“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创新性巨变”、“传导性巨变”之类术语，罗先生在讨论中反复要我们这些学生提出意见。那种虚怀若谷、平等商讨的气派我之前未曾见过，如今更是一种稀有的品格。燕园二院楼下窄小的房间里，年长的老师带着三五门生青灯黄卷如切如磋，当时似不过尔尔，如今却那样令人神往。我自己反正再未有这种为学问而学问、不时茅塞顿开的求学体验了。 “殖民主义理论选读”课也是阅读加讨论，以学生自己研读为主，每次上课时我们先提出问题，再大家一起讨论，后由罗先生作点评，最后需完成的作业是翻译并评介一篇相关的国外论文。这门课当时分为三个单元：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殖民主义理论；二是西方主流的殖民主义理论；三是当代激进的殖民主义理论。按照罗先生的要求，第一单元中阅读了马克思、卢森堡、列宁、阿维内里、梅洛蒂、霍布斯鲍姆的相关文献；第二单元中阅读斯密、霍普森、菲尔德豪斯、曼德尔、加拉赫和罗宾森的相关文献；第三单元中则阅读胡格维尔特、弗兰克、沃勒斯坦、斯塔夫里亚诺斯的相关文献。 罗先生强调，殖民地理论是现代社科研究中很薄弱的一环，这也是由西方研究导向所造成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系统论述殖民地问题的文章也不多，因此，在我们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应当补上这一重要部分。他特别要求我们在研读有关作品时，应注意这几个方面：殖民统治对殖民地造成的变形；殖民地的回应与革命；殖民地在当代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殖民地社会的性质；殖民地社会发展的前景。至于殖民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罗先生当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有：马克思既然是反殖民主义的，为什么他要提出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问题；这个“双重使命”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与民族自决原则有何关系；马克思的论断对当今世界有何意义？事后想来，罗先生以“殖民主义”搭就的这个框架实际上囊括了现代化的国际传播、后发现代化的来龙去脉、发达与欠发达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经久不衰的要害问题。 罗先生提供的学习内容显然十分丰富也令人耳目一新，可是坦率地说，以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尚不足以充分吸纳其中的宝贵营养，更难以领略罗先生所构建框架的巨大价值。因此，我经常对人说，北大期间，我在学问上并没有“开窍”。其实这也属正常现象，毕竟当时尚处在积累专业知识的基础阶段，但是，如果说以后还有所“开窍”的话，那终究还是靠了罗先生指导时打下的根基。如同语言学习上存在某个以输入为主的“缄默期”，之后才会有以输出为主的“迸发期”，在研究能力成长中，我想道理也差不多。 课程学习之外，罗先生也为我提供了不少锻炼的机会。在他的指点下，我参与了其所主持的现代化研究西文文献目录的编订，所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的编校，所组译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的审校，以及若干涉外联络和文章翻译。更难得的是，罗先生体恤学生的劳动，比如对于我参与编校上述《现代化》一书的工作，他不仅在“编者的话”中专门提及，而且还给我支付当时不菲的一千多元稿费。再如，在托我笔译了1990年4月他赴美参加研讨会的论文后，罗先生回国时专门送我一支哈佛大学礼品笔表示感谢，现在这支笔还放在我的书架上，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罗荣渠先生的部分著作 （三） 就在我跟随罗先生努力攻读之时，部分因自己涉外交往不慎，我在北大的学习戛然而止。1991年6月30日，在回南京并拟参加第三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前夕，我去导师家辞行。谈话中罗先生提出，既已完成了规定学分的课程学习，往下应以毕业论文为重点，他建议我就中国和印度的现代化作比较研究。此外，他希望我争取硕博连读直至今后留校任教（后来在1993年10月31日的来信中他又提及这一原本的打算）。像是有预感似的，平时从未送我出门的罗先生那晚上特别出门送我。我为师恩所感动，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黑夜中的这一分别从此成为永诀！ 之后，我历经了离开南京部队再到上海谋生的困难过程，等情况稳定后，与罗先生恢复了联系。先生对我未能完成学业表示非常惋惜，同时又批评我如此突然中断学业，而且弃学从商似乎意在发财。等我说明情况后，他即设想了恢复我学业的多种方式，并为此多方努力，包括向校领导询问争取。1993年10月31日、11月19日、12月9日，罗先生写来三封信中，都谈到了我报考他博士生的可能。当然，复学路上障碍重重，先生在世时我终究未能实现目标，从而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然而，罗先生继续关心着我，1994年3月，他还给我寄送了亲手题签的大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让仍徘徊在门外的我学志不坠。从这一时期的来信中，我也明显感到罗先生日益忙碌，出访、参会、讲学、上课、研究、著述，现代化研究领域有那么多事情等着他去亲力亲为。同时他在信中，比如1992年11月10日的信中，也感叹：“我近半年特别忙，深感手边缺乏助手。”每每念及先生最后几年超负荷的劳作，我既未能从旁尽上绵薄之力，复又占用过他不少宝贵时间，总不免为之怅然。 当然，回想与罗先生的点滴交往，我首先感到庆幸，自己能在有志于学时遇到这样一位学术生命正在嬗变升华、学术功力已臻炉火纯青的大师，并且投到他的门下直接蒙受他的温暖和光芒。在拙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初版，新华出版社2014年修订再版）后记中，我曾谈及罗先生对我的影响，不妨照录如下： 导师有关为学的四点看法值得记述。首先，他认为世界上固然到处都是可研究的问题，但有使命感的学者理当着力研究那些对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其次，他提出经济发展是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活跃因素，比之其他更是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他并且为自己未能学习经济学专业而“抱恨终身”。其三，他说过，“大脑并不分泌思想”，言下之意，思想的形成首先要立足于阅读文献，应通过消化和明辨既有研究成果，做到言必有据、厚积薄发。其四，他打比方说，“观点像削铅笔一样，要反复削尖”，即需要不断提炼。这些看法我以为是业师的毕生感悟和成功之道，本书如果说有所成就的话，在选题、研究到成稿的过程中，无疑得益于业师的教诲和启发。虽然本书甚少用到“现代化”这个字眼，但实际内容还是属于罗先生在国内开创的“现代化研究”的范围。当然，我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以英美为案例，探讨了现代发展问题。沉入具体领域、聚焦要害问题，这是深化现代化研究所必需，也是后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学问是薪火相传、不断光大的事业，我近年的部分工作也仍然受惠于先生的点拨。例如，罗先生早在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时，便已收录了德国学者迪特·森哈斯的论文，在所著《现代化新论》中又数次引述森哈斯《欧洲经验：发展理论的历史批判》一书的观点。正是受此启发，我后来通读此书并认识了其价值，进而译出这一著作（改书名为《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将其列为我在商务印书馆合编的“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之第一种，同时我另撰文引介这一名著，还与森哈斯教授本人建立了学术联系。这样的学术生长无疑主要得益于罗先生。 当然，可能情况下，我也乐意对罗先生的成就作点补充。因为钻研经济史的缘故，我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抱有特殊兴趣，深感德国历史学派的这一先驱所阐述的对象实乃主要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且他专从后发国家角度分析并设计发展战略，与罗先生的关注点多有契合。为此，我从补写硕士论文开始，注重研究这一备受忽略的伟大人物，手头且在翻译李斯特传记，如此可望稍贡献于先生开辟的研究领域。同理，研究中当察觉罗先生个别论点未必尽合实情时，我也愿意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我对所谓英国现代化“内源”、“先发”性质的商议便是一例。以罗先生的高贵品格，他若在世定然非常欢迎这样的公开讨论。可惜，我已听不到他的反馈了，要是还能坐在他面前，当面向他请教，那该多好啊！ 先生离开他钟爱的事业已超过20个年头。这些年里，中国的现代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经济领域，特别是按照总量来看，情况确已今非昔比。可以说，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接近“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奋斗目标，继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将要向“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更高目标迈进。罗先生在前瞻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时曾提出：“我们既要树立开放的世界观，认识现代化的世界性；又必须坚持现代化的民族性和自主性，……走中西结合的创新之路”。（见罗先生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具体如何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课题。为此，我们显然都需要更加深入地探索世界现代化进程及其总趋势，需要更加具体地研究不同国家现代化的模式、特征尤其是其中的经验教训。这一现实针对性便是我们今天纪念罗荣渠先生的最大理由。 本文为纪念罗荣渠（1927-1996）诞辰九十周年而作，作者梅俊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员、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作者删改、审定后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发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