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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对伟大的父母” “我有一对伟大的父母。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会记得我的父亲，甚至希望了解我父亲在68年前发生的故事。”在电话中，雪莉把自己称作是家庭中“最渺小的一员”。她是家中唯一的律师，她的弟弟赛斯·迈登斯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驻泰国记者。 由于弟弟常年不在美国，雪莉成为父母遗物的整理者。她告诉记者，对于父母的“重庆印象”，部分来自父亲的两部自传，部分来自母亲在重庆期间与友人的通信，而更多的故事则来源于父母当年的口述。雪莉说，在世期间，两位老人经常把“中国”挂在嘴边。 二战期间，卡尔夫妇开启了他们的“漂泊生活”。首先他们被派往战火笼罩的欧洲，接着是亚洲，其中途经瑞典、芬兰、葡萄牙、意大利、中国大陆以及香港，行程几万公里。1949年雪莉诞生后，他们带着女儿在日本、前苏联和英国分别居住了几年时间，才回到美国。雪莉曾问父母：“如果你们一生只能选择去一个地方，你们会选择哪个国家？” “中国。”父母异口同声地回答。记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在报道中国抗战的过程中，卡尔夫妇曾被日军抓获，在上海一座监狱里囚禁近一年时间。曾在中国留下悲惨经历的他们，为何仍对中国念念不忘？ “我想，我的父母是被中国人的善良、勇气、自信以及幽默打动了。即便战火纷飞、贫困潦倒，人们仍不失信心，这是父母在重庆切身感受到的。” 爱笑的重庆人 卡尔夫妇在搭乘螺旋桨飞机赶赴重庆的时候，已察觉到目的地与众不同。“在整个飞机上，只有他们俩是外国人，并且是轻装上阵。他们仅带了一个相机包和一些美元，其余乘客都是中国人，每人一个沉甸甸的包，里面装的都是现金。” 抵达重庆后，卡尔夫妇将美元换成中国货币，并买了大背包四处行走、采访。尽管物价暴涨，但卡尔夫妇发现，重庆人并未因此而意志消沉。卡尔曾在自传中写道：即便是日军投下的炸弹碎片，都可能成为重庆人眼中的“可用之物”。每当警报结束，人们四处奔走，把碎片收集起来，并把它们打磨成有用的工具，然后兴致勃勃地开始修补房子。 1941年初，日军发起的重庆大轰炸已进入第3个年头，战争孤儿也越来越多。卡尔在美国联合援华会里看到有趣的一幕：数十个孤儿把大轰炸的场景编成一首歌，他们把这首歌命名为《呜呜呜》(注：飞机发出的声音)，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做着整齐统一的动作。他们一会儿举起小手，指着天空，彷佛看见了慢慢逼近孤儿院的轰炸机；一会儿又低头蹲下，捂住耳朵，等待飞机从头上划过。卡尔发觉，在重庆孩童的脸上，看不见悲伤和恐惧，而普通重庆百姓亦是如此。在卡尔的一张照片里，做苦力的老龚面对镜头笑开了花，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咧得很大。 “父亲说过，重庆人爱笑，他们通过微笑，给苦闷的生活增加色彩。”雪莉说。当时，重庆的百姓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外国人，所以每次看见卡尔夫妇，尤其是当身材矮小的外国男子拿出相机对准自己，他们总会冲着镜头微笑。每次，卡尔夫妇“收到”微笑后，都会礼貌地回以微笑。“虽然我的父母与当地人语言不通，但是他们通过微笑表达各自的惊奇与喜悦。我的父母曾告诉我，他们从重庆百姓的微笑里读到了他们的热情与友善。” 雪莉说，父亲生前曾多次提到在重庆拍摄时发生的一次险情，那次，多亏几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对他伸出援手。“那是一个阴沉沉的下午，防空警报鸣响，屋顶上空挂起两个红灯笼。父亲明白空袭将至，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到最后一刻。”正当飞机即将划过头顶的一刹那，卡尔瞄准一个防空洞口，纵身一跃，却意外沿着湿滑的岩梯滚了下去，他的双手紧紧抓住相机，整个人像只皮球一般骨碌碌滚下洞。突然，寂静的防空洞传出中国人的哄堂大笑声。然而，几秒钟过去，当人们发现这个外国人仍躺在地上痛苦呻吟时，他们纷纷收起笑容。几名原本坐着的中国男子轻轻扶起他，他们宁愿自己站着，也要留给他一个最舒服的地方躺着。 来之不易的相片 在重庆拍摄期间，卡尔夫妇住在一个叫“新闻旅社”的地方，那是土砖和泥土混合而成的小房子，屋顶铺满稻草，屋子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当时，与卡尔夫妇同住的，是十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晚上睡觉前，他们会在地上铺一层桐油纸，以防随处可见的臭虫。但这仍然不能让他们睡得安稳，因为时逢日军大轰炸的频繁期。 “一旦听到防空警报，我和妻子就会从床上跳起来，先摸到相机，再收拾好胶卷，冲出门去。”卡尔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几乎什么都丢过，包括书、鞋子或者衣服，但从来不会拉下相机和胶卷。”“为保护好胶卷，父亲还想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好方法。”雪莉告诉记者，为了做好长期拍摄的准备，来重庆前，父亲带了大量胶卷。但由于重庆天气潮湿，胶卷不易保存，于是他便想出一个方法，把脱水米和胶卷同时放置在罐头内。 卡尔夫妇居住的“新闻旅社”没有电。每天晚上，雪莉的母亲都会点上一支蜡烛，用打字机记录下重庆发生的一切。雪莉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曾看到母亲在重庆时写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昨天又发生了一次突然袭击，所以我不得不在晚上进行照片识别。有人告诉我说，得到好光线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蜡烛架在色带上，结果烛油却总是滴在打字机的色带上。但是在烛光下打字的我，感觉到某种特殊的宗教气氛，此时此刻，蜡烛就像一颗圣诞树，发出一圈圈柔和之光。” 雪莉告诉记者，二战期间，母亲通过两种形式书写笔记：一种是图说式，将卡尔拍摄照片的时间和内容记录下来，跟胶卷放在一起，寄回美国纽约；第二种是随笔，她将每天的所见所感记录下来，为《生活》杂志撰写文章。可惜的是，母亲当年的笔记除了一部分目前保存在斯坦福大学内，其余的都已不复存在。在1942年1月，父母被日军抓捕后，他们烧光了所有笔记，因为他们不希望被日本人发现他们是记者，更不想让这些珍贵的资料落到日本人手中。 “如果那些资料保留着，那么父母的重庆故事一定更精彩。”雪莉惋惜地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