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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夏鼐在此期周刊的“编后”中说：“本刊第三九卷已经出了第三期，编者到这个时候应当说几句话了”，“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本刊本卷尽量地‘学术化’”；“关于文史，在理论方面，作者应当有自己的新进解，切勿抄袭前人之言”；“考据，这是研究史学一种必须的工具……我们认为考据并不是史学最终的目的。史学研究是多方面的，绝不是单方面的。考据不过其中一种工具而已”；“科学对于现代中国是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当努力研究，介绍”；“各派的主义，苟无关于政治的活动，离开宣言标语式的鼓吹与呐喊，仅作学术上的研究者，这种稿件，我们也非常欢迎”。可以看出，“学术化”是夏鼐所坚持的一项重要的办刊标准。 《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1933年5月8日出版）又出“文史专号”，刊有钱穆、顾颉刚、朱自清、郑振铎等人文章。夏鼐在“编后”中，指出此期刊物编次的准则，以及各篇文章的“亮点”，“这期的编次，是依时代的早晚为准则的；始于周前，而迄于清末。中计讨论先秦的文章凡五篇，占了最大的多数”，“名为文史，是为‘亦文亦史’而言。就本期内容观之，文史二项皆具备了”。他希望读者读了钱穆《战国时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说》之后，“能引起剧烈的讨论”，又指出顾颉刚《五德终始说残存材料表》“继续他的前次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名著《五德终始说》而作，其名贵可想而知”，郑振铎（署名“西谛”）《姚梅伯的“今乐府选”》“尤为难得”，“这篇短文，阐明历来传说‘今乐府选’有五百卷说之非当，复进而讨论此书好处和坏处，实启示我们喜欢研究中国旧曲人不少”。夏鼐不仅对该期历史类的文章评论得当，亦能阐发文学类文章的学术价值。 在担任文史栏主任期间，夏鼐深感“来稿不少而可采用的来稿太少，拉稿不易而退稿更难”。由于退稿，可能会“得罪”投稿者。坚持半年以后，他只好辞职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在此期间，夏鼐也在《清华周刊》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宾辞数量限制说之批评》（载第39卷第4期）一文，表明他对逻辑学也下过工夫。《〈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载第39卷第7期）一文通过比证相关材料，指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的一条误论，文末的“作者附识”详细阐明了写作这篇文章的两点目的：一是重新评价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和琦善的“形象”；二是“指示史料鉴定的必要及其方法”，认为“我们如果想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则非先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可。用谨严精密的方法，细心来搜集和鉴定史料，然后才能做综合的工作，将组织完美的历史显示于一般读书界”。《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载第39卷第8期）一文是对于钱穆“战国史”课程中“井田制”意见的讨论，文中详细分析了魏文侯时代的社会风俗、学术特点、政治情形，指出“井田制的废除”是当时“社会上的重大变迁”，“不可不详细叙述”，“这件事普通一般人以为商鞅开始做的，但实际上商鞅以前已遭破坏”，进而从“公田的废除”、“爰田制的施行”、“开封疆阡陌”三个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商鞅在秦所行的新法，是仿法魏文侯的。魏文侯时封建制渐坏……所以阡陌也成为累赘物”，“商鞅开阡陌，不过是把这方法搬到秦国来实行而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载第39卷第11、12期合刊）一文系翻译皮克著作，夏鼐在“译者附言”中提及今后的中国史学界必将用较多的精力研究近代史，以及新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作用。 自《清华周刊》第40卷起，夏鼐虽然不再担任文史栏主任，但他被聘为“校内特约撰述人”，之后他也有文章在该刊发表。夏鼐曾对社会科学理论十分关注，在就读于燕大社会学系时以及转学清华历史学系之后，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现代社会学名著。他的《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载第40卷第5期）一文在详细介绍奥本海默的国家起源学说之后，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断，对其学说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国家的起源“不一定由于暴力的侵占，有时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且又不一定是一种族对于他种族的征服，而可以是社会内部分裂的结果”。《洋书辨伪》（载40卷第9期）一文是对W.F.Mannix的Memoirs of Li Hung Chang加以“辨伪”，从“编著者的人格之不可靠”、“著作传授来源之不足信”、“书中所载事实之错误矛盾”三个方面来“检讨这书的真伪”。《二程的人生哲学——读〈宋元学案〉札记之一》（载第41卷第1期）一文“专就二人的人生哲学方面来讨论”，从“程明道的‘物来顺应’”、“朱熹批判程明道学说”、“程伊川的严肃主义”三个方面展开具体的论述。 夏鼐在《清华周刊》所发表的文章，表现了他学识的渊博和治学的谨严。夏鼐治史，精于考据，而又不限于考据。他不仅对上古时期的“井田制”、中古时期秦代的官制、宋代思想学术、中国近代外交史等有所研讨，也认真研读过逻辑学、社会学理论名著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针对当时的史学流派及学术界流行的治史方法，夏鼐则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学方面，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在担任文史栏主任时，亦提倡一种坚持“学术”的严谨学风。 考察夏鼐的学术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一直坚持勤奋读书、善于钻研、勇于挑战、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同时极力提倡一种严谨求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夏鼐之后发表《新获之敦煌汉简》等闻名史坛的“历史时期”中国考古学研究著作，与他在清华期间养成的扎实、严谨、科学的史学方法和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后来主编《考古学报》、《考古》时，切实担当主编职责，十分重视审阅来稿、校阅样刊，细查纠正，一丝不苟，有时也以撰写“跋”、“读后记”、“编者按”等形式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问题。1984年，他在《回顾和展望——〈考古〉二百期纪念》一文中又明确强调“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保证质量”的办刊方针。《考古学报》、《考古》成为国内乃至世界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与夏鼐等老一辈学者的勤恳工作、甘于奉献是紧密相联的。 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对新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身作则，为中国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学风。今天的研究背景和学科发展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夏鼐所坚持和倡导的谨严学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夏鼐在《清华周刊》所发表的论文，均已收入《夏鼐文集》。研读《夏鼐文集》，对于重温夏鼐的学术经历，学习和研讨夏鼐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回顾和梳理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均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