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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与名、法、纵横、小说诸家 对于先秦名家，《吕氏春秋》主要吸收了其名实相副、形名耦合的“正名”思想，批评了“辩者”无用的“淫说”。如《吕氏春秋·正名》篇在批评“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的同时，为“东方之辩士”尹文等辩护，称其与齐湣王之论为“见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去尤》《去宥》二篇发挥名家中宋鈃、尹文一派“接万物以别宥为始”的观点，主张以客观、公平和全面的立场认识事物等等。对于先秦法家，《吕氏春秋》虽也强调“法”的重要性，认为执法应该“信赏必罚”，但更重视法家的“术论”和“势论”，主要摄取了法家的“术”、“势”思想。如《吕氏春秋》之《任数》《贵因》《知度》等篇，强调“因”术，说：“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慎势》《分职》等篇则完全汲取法家慎到的“势论”学说，认为应通过“督名审实”之“术”，来加强君主的“威势”，使君主实现“无为而治”。但《吕氏春秋》并不赞成法家商鞅一系的严刑峻法或毫无仁爱的“徒法”。故《吕氏春秋·无义》一篇中将商鞅作为“无义”的典型加以贬斥。 对于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学派的思想，《吕氏春秋》也有所汲取和继承。《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士》《审时》四篇，专门记载农家学说，保存了大量先秦农业科学的成果；但它对农家思想中“神农之教”一系“君臣并耕而食”的思想，则和《韩非子》一样，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它认为这样会严重破坏社会的等级制度。《吕氏春秋·振乱》《禁塞》等篇批评弱国站在墨家“非攻”立场上的“救守”行为，而为强国的“攻伐之事”辩护，认为“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报更》篇把纵横家张仪作为“以德报人”的典型加以宣扬，更可见其对纵横家的立场和态度。《吕氏春秋·本味》篇采用商汤与伊尹的故事，以说明“成己”与“成天子”、“具至味”的关系，历来注家多以为出于“小说家伊尹学派”，则又可见其亦是有取于先秦小说家的。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后期中国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前夜，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在寻求一种由分而合的方式和途径。儒家、道家、法家都希望以自己的思想统一天下学术，儒家的《荀子》、道家的《管子》和法家的《韩非子》，就是这三家思想的代表。《吕氏春秋》想在此之外另辟蹊径，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整合。因此，它并不属于儒、道、墨、名、法、农、阴阳、纵横、小说诸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只能归入先秦诸子中的杂家。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诸子综合研究”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