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剑桥印度史》和《牛津印度史》为代表的正统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把印度的地理环境表述为一个单一而封闭的自然区域。这种历史地理学和东方专制主义观念一起，塑造了作为正统印度史学基石的印度文明观念。20世纪80年代后，以《新剑桥印度史》为代表的新印度史学不仅重构了印度的历史地理学，把印度的地理环境描述为一个多元而开放的地理空间，还解构了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从而完全解构了正统印度史学的印度文明观。其结果是，新印度史学创立了一个新的历史空间，实现了从文明到空间的转向。
    作者简介：王立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世界史学理论传统中，地理环境对历史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史学界的承认和重视。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就正式把对地理环境的研究作为历史的“地理时间”(区别于“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纳入其“崭新的史学”的总框架中。①在他看来，与短时段的“事件史”相比，作为长时段的地理环境的历史是一种“能揭示永恒价值的历史”②。不过，在强调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的同时，布罗代尔也强调了地理时间层面的历史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反复出现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③。这意味着，与中时段的“社会史”和短时段的“个人史”相比，作为长时段历史的历史地理学更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稳固性。因而，除非地理环境本身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重大改变，重写某一文明的历史地理学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中的印度史学转向，为我们重新评估和认识长时段历史的性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以《剑桥印度史》(1922-1937年)和《牛津印度史》(1919年)为代表的正统印度史学与以《新剑桥印度史》(1987年至今)为代表的新印度史学对印度地理环境历史的不同书写，一方面阐明正统印度史学和新印度史学不同的历史地理学基础；另一方面也表明地理环境的历史同社会史和个人史一样，都不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还是历史学家的主观建构，从而修正布罗代尔对长时段历史的认识。实际上，对印度历史地理学的重构，构成了印度史学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面向。
    一、正统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单一的自然区域”
    与世界其他地区或文明的历史学相比，印度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对印度历史(特别是莫卧儿帝国以前的印度历史)的叙述和诠释更加依赖对印度地理环境的解读。显然，这同近代以前印度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匮乏有关。对早期印度历史的考证和构建，建立在史前考古、古代文学、铭文和钱币、外国人游记以及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因此，无论是对于正统印度史学，还是对于新印度史学，了解其地理学基础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剑桥印度史》第一卷中，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印度次大陆的地理环境做了详尽论述。首先，他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界定了“印度次大陆”。他把亚洲大陆划分为四个次大陆，分别是面向太平洋的东部次大陆、面向北冰洋的北部和西部中心次大陆、西南部的“低地亚洲”次大陆，而最后一个就是位于亚洲中南部的“印度次大陆”。④这个定义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简单的常识。然而，在麦金德对“印度”的界定中还包含着一个十分重要却尚未引起史学史研究者足够重视的要素，即他同时把亚洲的四个次大陆视为不同的文明区域。其中，东部次大陆、北部和西部中心次大陆和西南部次大陆分别是佛教文明区、俄罗斯文明区和伊斯兰文明区，而印度次大陆的情况比其他三个次大陆复杂一些。⑤一方面，麦金德承认印度人文的多样性。他认为，如果不考虑幅员的话，印度比美国更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次大陆，因为“在美国，单一的种族和单一的宗教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在印度，极端多样性的悠久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呈现出它需要花费数代时间才能解决的各式各样的问题”⑥。由此，麦金德承认印度在历史上长期的政治分裂状态，“在过去，印度存在过伟大的帝国，但从兴都库什山到锡兰、从锡斯坦到伊洛瓦底江的这整个地区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政治体系下，却还是一个新事物”⑦。另一方面，麦金德却又认为印度次大陆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single natural region)。他指出，“印度在整个历史上的明显的统一是地理上的统一。除去南美这个可能的例外，世界上没有别的地区拥有(比印度)更多样的自然特征。然而，也没有别的地方，这些自然特征(比印度)更加完好地结合为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⑧。显然，麦金德的这两种看法并不协调。但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矛盾的观点构成了正统印度史学的印度地理学的核心。这就是，一方面把印度描述为一个人文地理状况异常复杂的次大陆，另一方面又把印度描述为一个单一的文明区域。
    就印度的异质性而言，首先，麦金德认为在历史和文化上锡兰都不是印度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现在，还是在过去，锡兰都不是印度的一个简单附属地。锡兰半数人口信奉佛教，而它的法典也以荷兰法律为基础：这些都显示了锡兰历史的独特性。”⑨其次，麦金德认为“在人种、语言、宗教和社会习俗上，缅甸与中国而不是与印度更为接近。在这些方面，它可以看成是远东的第一块土地，而不是印度或中东的最后一块土地”⑩。不过，他又认为“在地理上，缅甸通过孟加拉湾同印度世界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有一条可通航的大河流入印度洋，而不是像暹罗和安南等邻国的河流那样流入太平洋。在商业上，它同印度帝国的其他地区保持着日益密切的联系”(11)。再次，麦金德还认为锡金人也不是所谓的“印度人”(Indians)，而是属于蒙古人种的高地居民，“他们和缅甸人一样信奉佛教，而不是像平原居民那样信奉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些山民应归入那个遍布广袤的中华帝国的种族”(12)。同样，邻近的尼泊尔廓尔喀人“也属于蒙古人种，尽管他们信奉印度教”(13)。最后，“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阿萨姆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却一直位于印度文明之外。甚至在今天，它依旧只有稀疏的人口，商业也相对不发展”(14)。更有甚者，麦金德还把孟加拉、旁遮普同所谓的“印度斯坦”(Hindustan)区别开来。
    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绕过加罗山脚蜿蜒南下的地方，阿萨姆河谷就扩展成为孟加拉平原。跨过那个平原向西，在恒河也绕过拉吉马哈尔山折而向南的地方，孟加拉同印度斯坦大平原连在一起，后者沿喜马拉雅山麓向西和西北方向延伸约700英里，达到恒河河系最西端的朱木拿河流出山谷的地方。印度斯坦最初在位于拉吉马哈尔群山和北部山脉之间的地方宽约100英里，在喜马拉雅山麓到中印度群山第一座山峰的地方逐步拓宽到200英里，然后又收窄到100英里，同位于德里山脊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旁遮普平原相连。(15)
    显然，“印度斯坦”的地理范围被界定为恒河流域。这个区域被视为真正的印度和印度次大陆上印欧语民族的心脏地带，即古代文献中所谓的“雅利安人之地”(Aryavarta)。这个区域的人民使用的是所谓的“印地语”(Hindi)，一种“与古代梵语关系最直接的现代印度语言”(16)。“它不仅是比哈尔和联合省的语言，也是德里和昌巴尔河和宋河流经的印度中部广大地区的语言。有着类似起源的其他语言则盛行于周围区域——东面的孟加拉语，恒河盆地以外西南地区的马拉提语和古吉拉特语，以及西北地区的旁遮普语。”(17)其中，“马拉塔人是印度最南面的印欧语民族”(18)。而在这个区域之外，则是一个完全异质的语言文化区。
    往南，在梵语地区之外，马德拉斯省和邻近地区的各种语言迥异于梵语。它们与印地语、孟加拉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和旁遮普语的差别，就如同突厥语和匈牙利语同西欧的各种印欧语言的差别。这些南印度的语言称为“达罗毗荼语”(Dravidian)。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两千万语众的泰卢固语和有一千五百万语众的泰米尔语。(19)
    这些事实彰显了印度在人文地理方面异乎寻常的异质性。如果我们把在印度使用印欧语的地区看作所谓的“印度文明”(Indian Civilization)地域的话，那么很显然，这个地域只是整个印度次大陆的一部分。然而，正像同时期《牛津印度史》的作者文森特·史密斯意识到的那样，在面对这种令人困惑的多样性时，如何能够撰写一部印度历史呢？“‘印度’这个名称方便地代表了一个次大陆地区这一单纯的事实，并不有助于撰写统一的(印度)历史，就像‘亚洲’这个名称的存在并不会使撰写那个大陆的历史可行一样。”(20)
    在麦金德的印度历史地理学中，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通过界定印度历史地理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来解决的，这就是印度在地理上的闭塞性和历史上的封闭性。对于前者，麦金德写道：
    阿拉瓦利山脉的西侧是印度大沙漠，在靠近海洋的一侧与由海水淹没的、部分是潮汐性的沼泽地——卡奇沼泽(Rann of Cutch)连为一片……
    拉吉普塔纳(Rājputāna)大沙漠的存在对印度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在欧洲人绕过好望角以前，半岛东南面和西南面的海洋在大多数时候都能防止海上入侵。绵长的喜马拉雅山脉(后面是荒凉的西藏高原)也从北面提供了同样的屏障。只是在西北方向，印度才相对暴露在西亚和中亚好战民族的入侵威胁下。就是在那个方向，印度沙漠提供了一片干旱的空旷地带，从卡奇沼泽向东北方向绵延大约400英里，宽约150英里。这片沙漠后面是一个由阿拉瓦利山脉构成的小防护带。
    只是在沙漠的东北端和西姆拉下面的喜马拉雅山脚之间存在着一条通往印度的易于通行的门户。没有河流流经这个门户。它位于印度河系和朱木拿河—恒河河系的分水岭上。德里就耸立在朱木拿河西岸和阿拉瓦利山脉的北端，从西北方来的侵略者就是从那里穿过，然后进入可通航的水道的。(21)
    麦金德指出，正是凭借这些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拉吉普特人(词意为‘王族后裔’)，在很多世纪里成为防止经由那条径直通往德里的道路入侵印度的保护人”(22)。这些把印度同外部世界分割开来的天然障碍成就了德里在印度历史上的特殊地位。麦金德认为，德里“确实可以称为整个印度的历史中枢；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它控制着从旁遮普平原通往印度斯坦——朱木拿河和恒河平原的门户”(23)。他接下来写道：“从西北方发起的入侵印度的活动的命运就是在这里决定的。一些入侵活动要么没有抵达这个门户，要么未能穿过这个门户。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大流士的征服和公元前327-325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都没有越过旁遮普平原。因而，这两次征服行动在改变印度文明的性质方面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也就只能局限于这一地区。另一方面，成功越过这个门户从而得以在印度斯坦定居的入侵行动则决定了整个次大陆的历史。这些入侵行动分属于两个集团：雅利安人和穆斯林(Musalmān)，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宗教、语言和文明类型，两者在历史上有着约两千年长的时间间隔。”(24)其中，后者从最初的征服地(712年阿拉伯人征服信德)到突破德里门户进入“印度心脏地带”建立德里苏丹国(1193年)差不多耗时五个世纪。“在这个漫长的时期，这一征服活动受到了拉吉普特王公们的阻击，而后者最终未能阻挡穆斯林的脚步是因为封建联合体的痼疾——内部纷争。”(25)自然的闭塞和历史的封闭相辅相成。
    正是基于印度历史地理的这个特征，麦金德认为，“在整个大英帝国，只有一个陆上边疆必须时刻枕戈待旦。这就是印度的西北边疆”(26)。“挨着这块边疆的省份和紧邻的阿富汗地区是全印度唯一能够在某些雄心勃勃的头领领导下聚集起足够力量从而推翻英国政权建立新帝国统治的地区。这是历史的经验……因而，印度军队和印度战略铁路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地带组织起来的。它在印度沙漠之外沿东北一西南方向伸展，印度河贯穿其间。”(27)
    为了进一步说明印度特别是西北边疆的历史地理特征，麦金德并未把目光局限在当时的印度帝国疆界内，而是把视野扩展到了邻近的西亚和中亚地区。他认为，在历史上，好战民族从伊朗或“突厥斯坦”(Turkestan)的基地出发入侵西北印度“有且只有两条路线”。“一方面，喀布尔河源头北面的山脉十分狭窄。在那里，兴都库什山，一条孤立而高耸的山脊，就是把乌浒河(Oxus)盆地和印度河盆地分割开来的唯一山岭。兴都库什山两侧仅高出海平面数百英尺的低地，相距很近。翻过这条高大而孤立的山脊，顺喀布尔河而下进入印度，有数条道路。最著名的是开伯尔路线，它得名于进入印度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隘口。”(28)“另一条入侵路线则远在西面和西南面500英里远的地方。在那里，阿富汗山脉突然消失。在开阔的高原上，一条从赫拉特通往坎大哈、长约400英里的坦途就位于这些山脉的边缘。这条道路离锡斯坦不远。在坎大哈的东南，这条路线穿过一片山区，然后进入印度河低地。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博兰路线’，取名于通往印度的最后一道峡谷；但是在古代，这条路线却更加靠南，经过穆拉山口(Mula Pass)。它通往印度大沙漠对面的平原。因而，开伯尔路线才是更经常使用的路线，因为它直接通往印度腹地的德里门户。”(29)此外，麦金德告诉我们，这两条路线之间还存在一条横向联络线。这条联络线穿越喀布尔和坎大哈之间的一连串河谷，经过伽色尼(Ghazni)。沿着这条路线，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从坎大哈进至喀布尔，然后从那里出发远征大夏(Bactria)和印度。在1882年阿富汗战争中，罗伯茨将军也曾从喀布尔驰援坎大哈。(30)
    除了上述两条主要路线，麦金德认为，在历史上还有第三条连通印度和波斯的路线，即马克兰(Makran)路线(位于俾路支斯坦沿海的荒凉地区)。麦金德认为，中世纪的阿拉伯商人经常走这条路线。亚历山大大帝也曾在阿拉伯商人的引导下率领他的一支部队败经此地，结果是灾难性的。不过，除了这次败退和塞米勒米斯和赛勒斯的印度远征，这条路线在历史上似乎从来都不是重大的入侵印度的路线。(31)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例外证明了这条路线并不是一条沟通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生命线，而是一条死路。
    有趣的是，麦金德并不认为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河构成了把印度同外部世界彻底分割开来的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他指出，绵长的兴都库什山好像是保护西北印度免受侵略的天然屏障。在历史上，它确曾数度形成印度帝国的理想的和实际的边界。在公元前4世纪末，它就是旃陀罗笈多的孔雀帝国和塞琉古帝国的分界线。然而，约在公元前200年，当孔雀帝国衰落而这条边界再也无法守护后，已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独立的大夏希腊人就从那里出发对印度发动了另一波入侵。同样，印度河初看之下似乎形成了印度和伊朗之间的天然边界，但从历史上来看，更符合实际的情况是，印度河流域经常是印度和伊朗纷争的根源。“印度”这个名称(意为“印度河地区”)，最初就是作为一个波斯帝国行省的名字而为西方人所知。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这个名称还保持着最初的含义。只是在后来，希腊和罗马作家才用这个最著名行省的名字指称现在的整个印度。(32)
    然而，尽管我们能够从上述麦金德对印度历史地理的描述中清楚地看到印度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亚和中亚)的历史交往和联系，但麦金德还是得出了如下结论。“由于这些自然特征，印度是富饶的，但同时也和世界其他地区非常隔绝。”(33)在他看来，正是印度地理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印度历史的行程和轮廓，“自希腊水手喜帕鲁斯(Hippalus)时代起，季风就推动着一些海上商船从亚丁出发穿梭在阿拉伯海上。穆罕默德教徒从海上劫掠信德。但信德位于拉吉普塔纳沙漠的外缘。马拉巴尔海岸长期以来就同近东有商业往来，从而也间接同基督教世界有商业往来。但是，西高止山耸立在马拉巴尔海岸后面。在南印度海岸存在着这种交往的两个新奇的遗迹：两个古代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小共同体。不过，这些只是例外。直到现代依旧重要的印度通道是那个西北陆上门户。本书阐述的大部分历史都直接或间接同那个重大的地理事实有着某些关联”(34)。
    这样看来，尽管麦金德承认印度人文地理的异质性，但通过强调印度历史地理的闭塞和封闭(在历史上仅通过西北通道同外部世界相联)，麦金德似乎能够成功地引导人们得出结论，即印度可以看作一个独特的历史文明区域。实际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把印度归结为一个独立和孤立的文明正是正统印度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和基础。在同一时期出版的《牛津印度史》中，文森特·史密斯在同样强调了印度“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后，也着重强调“多样性的统一”(35)。尽管史密斯很清楚印度历史上的“无数次的政治分裂”，但他还是认为印度在历史上拥有自己的政治统一。“全印度的政治统一尽管从未完全实现，却一直是印度人民在很多世纪里的理想。‘转轮王’这样的普世主权观念遍布梵文文献，也在为数众多的铭文中得到体现。《摩诃婆罗多》讲述的俱卢之战各民族的故事暗示了这样一种信仰：所有印度民族，包括最南端的那些民族，都凭借真实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关心整体的共同利益。”(36)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史密斯接下去引用了1845年约瑟夫·坎宁安在描述锡克人对英国侵略的恐惧时所说的一段话。“而且，印度斯坦，从喀布尔到阿萨姆河谷，到锡兰岛，被看作一个国家，对它的统治在人民心中是同某个君主或种族的支配地位联系在一起的。”(37)不过，在史密斯看来，“印度最深刻的统一性有赖于这一事实：印度的各个民族发展起来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类型的特殊文化或文明。这种文明可以用‘印度教’这个名称来概括。印度根本上是一个印度教国家，是婆罗门的土地”(38)。
    至此，我们看到了所熟知的“印度文明”概念，这就是，印度在地理上是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东方文明。这是正统印度史学赋予我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常识”。那么，在正统印度史学中，这种印度文明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